为领袖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和果断的正确决策能力。
曹操作为汉末最了不起的军事家，一生征战三十余年，胜多败少，最后扫平北方，为魏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他破黄巾、灭吕布、统一河北、闪击乌桓、扫平西北、兼并汉中，指挥的经典战役无数，可谓气吞山河！
不懂得预见的领导不是真正的好领导。在任何组织中，只有领导者具备了预见功能的必要特质，才能高瞻远瞩，因势利导地制定出赢在起跑线的路线、战略，才能起到领路人的关键作用，打造出组织经久不衰的核心竞争力，使组织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先来谈谈曹操的预见能力。
三国时的官渡之战，对于曹操来说是一次真正确立霸主地位的战役，经此一战，袁绍拱手让出了北方霸权，本来，袁绍是完全有机会赢取这场胜利的，那么袁绍究竟输在哪里？陈寿的《三国志》认为曹操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善于用人，或者说是善于激励人才。
曹操很早就预见到，要想在汉末乱世时代成就一番霸业，人才是关键，有了人才就有了最关键性资源，所以曹操曾连续三次颁布求贤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这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几乎颠覆了当时人们的传统用人观。他知人善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作风正派、清正廉洁的崔琰和毛玠，曹操就让他们去主管选拔官员的工作，结果他们推荐上来的干部都是德才兼备的；如做事任劳任怨的枣祗和任峻，曹操就让他们去屯田，结果屯田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还有一个叫文聘的，原是刘琮的部下，赤壁之战前刘琮投降了曹操，当时他劝文聘一起投降，但文聘不肯，一直苦守着工作岗位，一直到曹操南下过了汉水，文聘才去见曹操。曹操跟他开玩笑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他非常严肃地说，我原来是跟随刘表报效国家的人，现在我没有做到这一点非常惭愧，因此我只想守住这个地方，做到既无愧于地下九泉的人（刘表），也无愧于他托给我的孤儿（刘琮），我是万般无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来见你的，哪有心思和脸面早早地来见你呢？说完号啕大哭。曹操一听，肃然起敬，赞扬文聘是个忠臣，派他去做了江夏太守。文聘在江夏太守的任上一干就是几十年，由关内侯、亭侯、乡侯到县侯，爵位上去了，但他一直在做江夏太守，替曹操守住了这个咽喉要地，最终击败了关羽和孙权，为曹操的统一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曹操用人的方略，只要是人才，都可为我所用、量才而用，以相互信任和科学的激励机制架起了与人才沟通的最佳桥梁，因此曹操手下人才的能力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所以曹操往往在失败的边缘能够与众将士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尤其是在一个尔虞我诈的乱世，这更显示出了曹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驭人之术。曹操以这样的一种胸襟和作风广纳贤才，到曹操去世前，聚集在他身边的文臣武将就有几百名，光是重要谋士就有102人，这种人才兴旺的局面最终帮助曹家完成了统一大业。
我们再来看一看曹操的决策，曹操的决策体现为：机心似海，当机立断。
作为领导者可以做错决策，但不能不作决策；可以独断专行，但不能犹豫不决。比如，2009年末，美国总统奥巴马给自己入主白宫到现在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对自己第一年的工作表现并不满意，但我起码证明了，面对艰难决策，包括那些不受人欢迎的决策，我是敢拍板的!”
当今很多企业主在面对艰难决策时，往往犹豫不决，拖到后来干脆不做决策，他想反正我是老板，我不决策，你们又拿我怎样？殊不知，分崩离析的危险正悄悄靠近。
** 曹操的正确及时决策首先表现在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争取政治主动这件事上。**
以曹操为首的魏国是鼎立三国中势力最强的一国。魏国势力强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曹操凭自己的努力，无数次刀光剑影的战争中拼打出来的。
当时董卓打着诛灭宦官的旗号，率师进京后，就把持朝政，废除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就是后来的汉献帝，把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而在政治上占据主动。这一切曹操都看在眼里，只是当时自己实力不够，难与争锋。公元１９２年，王允用计杀死董卓，卓将李傕、郭汜等联军攻破长安，汉献帝就落进他们手中。后来掌控汉献帝者又几次易手。曹操在公元１９５年击败吕布，接着又在建安元年（公元１９６年）二月，击败汝南颖川一带的黄巾农民军，攻下许县（今河南许昌），势力更大大地扩展起来。这时汉献帝已回到洛阳，曹操的谋士荀彧首先向曹操建议，”太祖遂至洛阳,奉迎天子都许”。并告诫曹操：”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曹操于是立即派心腹大将曹洪引兵先行，接着又亲自赶到洛阳，朝见汉献帝，借口洛阳残破，并用汉献帝的名义任命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使自己出外征战时，中枢的大政可由荀彧来调度。汉献帝从此就成为曹操手掌中的傀儡了。自从曹操迎取汉献帝定都许州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动权，不仅使自己的地位高出于一切文臣武将，而且此后发号施令或是讨伐其他政治军事强势集团，都用汉献帝名义，名正言顺，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官员及军队中造就自己的正统地位，给自己的行动带来极大的方便。
而相反的是袁绍没有政治远见，不善谋断，当袁绍的谋臣沮授劝袁绍“迎大驾安宫邺都”，这样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士马以讨不庭”时，袁绍却听从了另一些将领如郭图、淳于琼等人的意见，认为把皇帝接来邺城，动不动要受其制约，还是不要为好。于是沮授一个很有远见的建议便流产了，这是多么令人可惜的事情啊。一样的情况，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反映了两者政治远见，领导素质，领导水平的差异，也为日后的胜败埋下了伏笔。
其次是曹操在官渡决战中的决策。
官渡之战前，袁绍与曹操双方力量对比，明显是袁强曹弱。袁绍占有冀、青、幽、并四州，地广，兵多，粮食比较充足。曹操只有豫、兖二州，地狭，兵少，粮食不足。从表面上看，曹操不如袁绍，但从内在的深层次的优势看，袁绍却不如曹操。也就是说硬件曹操不如袁绍，但软件曹操却比袁绍强。正如荀彧分析的那样，曹操有“度胜”、“谋胜”、“武胜”、“德胜”的优势，要打败强大的敌人袁绍是完全可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曹操才敢于以弱抗强。
当时，两军对峙官渡，正是人困粮缺的时候，曹操感到难以支撑下去，准备撤军，在荀彧的劝阻下，才又苦苦坚持，等待转机的出现。结果转机真的出现了。这就是袁绍的谋士许攸在自己的正确意见多次得不到采纳时，而且又赶上家人在邺城犯法被捕，为防受到诛连，他才投奔了老朋友曹操。许攸的到来，使处在绝望海洋中的曹操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许攸告诉曹操，袁绍的辎重万余车储备在乌巢一带，屯军守备不严，若派轻兵突袭，焚烧他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不出三天，袁氏自然溃败。正是听到许攸的真实情报和真诚的劝告，曹操才转弱为强，反败为胜，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另外，曹操从缴获袁绍的书信中，查出许昌和军中的人与袁绍暗中联络的书信，当经办人员请示曹操如何处理时，曹操大度地说统统烧掉，这让那些写信的人原本提心吊胆的心一块石头落了地。曹操是深通心理学的人，他豁达地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这样做就消除了众人的疑虑，安定了人心，使部下更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
从上面几次关键决策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比较注意吸收正确意见的人，能分析利弊，择善而从。
第三，曹操实行屯田决策，切实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三国中，都有屯田的历史，但实行屯田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者，当数曹操。这主要因为他所据有的黄河南北地区，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主战场，社会经济受到的破坏也最为严重。因此，恢复经济也就成了曹操集团生存和发展的当务之急。曹操自称实行屯田是遵循汉武帝西域屯田的先代“良式”。但当年汉武帝在西域屯田，是为了就地供应驻军军粮，省却长途转运，实行的是军屯，即由守边城戍卒就地轮流耕种。而曹操的屯田，除在边境和军事要地实行军屯外，还在各郡县大量实行民屯。兵屯由兵士轮番耕种，”且田且守”。民屯则由招募的屯田客耕种。民屯一般以屯为单位，每屯五十人，有较严格的类似军队编制的组织。兵屯以营为单位，每营六十人。曹操为使屯田这项工作能落到实处，他专门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建立专门的机构。
曹操广泛屯田最直接最明显的结果，是他的军队开始摆脱缺粮的威胁，使他有可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战胜对手，统一北方，进而为统一中国打下良好的基础。
正因为曹操具备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和果断正确的决策能力，才使魏国成为三国中最为强势的政权，也为魏晋日后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的御人之术和决策之道值得任何一位想成为驾驭全局的“统帅型”企业家好好借鉴学习。
以上部分内容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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