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拾麦穗的路人
二伯父是“四类分子”，受管制对象。
父亲是生产队的教导队长，专管思想教育。
母亲与二伯母这一对妯娌是好姊妹。
这关系不是一点点的微妙，五岁的冬儿是理不大清楚的。
晚上生产队要开社员大会。白天冬儿听父亲跟母亲说，似乎开会时会有重要的事发生。母亲就叮嘱父亲，要他想办法找个托辞不要参加了，父亲似乎很为难的样子。冬儿听得稀里糊涂：到底会有啥事呢？
到了晚上，生产队的社员们搬了小板凳集中在忠字室里，开会也能赚工分，大人们谁也不愿拉下。孩子们自然也不肯错过这样的热闹场合，室内室外地奔跑着，嬉闹着。
冬儿的父亲让大家安静下来后，开始读报，冬儿听得快睡着了。心里想着会有啥事发生呢，好奇心驱使她忍着瞌睡，但终于还是伏在母亲的大腿上沉沉地睡着了。醒来时，冬儿觉得气氛有点怪怪的，与母亲结伴而来的二伯母不见了，二伯父则倦缩在墙角处低着头。
冬儿被父亲扛在肩上回家。一路上，母亲轻声而严厉地责怪着父亲，父亲则极力在辩解。冬儿是满腹疑惑。
回到家，父母亲一直很留意外面的动静。
忽然，外面一阵躁动，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冬儿家的西窗外传入，咚咚地敲得谐儿心发慌。脚步声向着村后远去了。
母亲说：不好了，出事了。孩子他爹，快去找！
父母亲出了门，连门也忘了关。风拍打着门，吱呀吱呀地响。冬儿缩在被窝里，又冷又怕。
过了好久，父母亲回家了。冬儿藏在被窝里偷听他们的对话。得知二伯母去投河寻死，家里人发现得快，找到河岸边把她拖了上来。好好地，二伯母为啥要寻死呢？冬儿想不明白。
二伯父是冬儿父亲的堂哥，他俩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冬儿平时也听父母念叨二伯父的事。那还是在旧社会，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年少的二伯父去了上海滩。本意是想去学生意混口饭吃，不料路上被人看中，带到了黑帮组织里。就这样误入了歧途，在黑道上做了几年。
后来，二伯父认识了一位姑娘，日子久了，两人产生了感情，他开始考虑后半生的出路。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金盘洗手，带着姑娘回到乡下成了家，过起了安稳日子。冬儿想，怪不得二伯母看起来与村里的婶婶们很不一样呢。
二伯母在教会学堂里上过几年学，会弹琴。家里有一架风琴，忙完了家务，二伯母会坐到风琴前，边弹琴边唱歌，此时的二伯母，在冬儿眼里美极了。二伯母有一双专用的筷子，是双银筷子很漂亮。冬儿特别喜欢去二伯母家玩，二伯母也特别喜欢谐儿。
可惜好景不长。那段历史还是被翻了出来，二伯父被评定为四类分子，开始接受群众的监督。自从那天晚上后起，二伯父会时不时地被批斗，戴着纸糊的高帽子。
投河事件后，二伯母与母亲依然是好姐妹。她俩时常在一起做女红说悄悄话，但冬儿觉得她们的交往似乎谨慎了许多。晚上再有批斗活动时，二伯母就推托生病不再参加。而白天时，母亲会使唤冬儿去悄悄地唤来二伯母。
转眼间，二伯父家的堂哥堂姐们长大了，有的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因为家庭成份问题，大堂哥总是说不上对象。为此，二伯母常长叹短嘘，母亲除了陪着她叹息外，也不忘托人介绍合适的人家。
后来，大堂哥好不容易说上了对象要结婚了，对象是市区去黑龙江插队的支青，受不了北大荒的苦，不嫌弃二伯父家的成份，愿意嫁到乡下来。
这真是天大的喜事，连父母亲进进出出也是洋溢着笑容，帮忙筹备婚事。冬儿自然也开心得不得了。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亲戚也邀好了，东西在陆继买进来。那段日子，忙碌的二伯父似乎有使不完的劲，整天咧着嘴乐呵呵的。
忽然有一天，来了两位大队干部，站在二伯父家门外，通知他不允许操办酒席宴请宾客。
二伯父一家人都懵了，如霜打似地焉了。冬儿一家也忧上了。二伯母自然又来找母亲拿主意。
一会儿，只听得二伯父家里，传来杀猪般的嚎叫，冬儿跟着大人们跑向二伯父家。
二伯父家的大门关得紧紧的，屋内传来拳打脚踢的声音，以及二伯父的求饶声。
冬儿的父母拼命打着门，叫着堂哥们的名字，叫他们不要乱来。二伯母哆嗦着嘤嘤地哭喊：这日子可咋过呢。
门被撞开了，冬儿躲在大人的背后，从人缝里往里瞧。看到二伯父脸朝下躬着背侧卧在地上，手反剪着绑着绳子，光着一只脚。冬儿不由自主地想起家里养的那只大肥猪，出售前也是这样被绑着的。
两位堂哥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着，大意是你还要上访吗，你答应不上访了，我们就松开你。
原来，大队干部走了后，苦恼之极的二伯父，收拾了个包裹，要去上访。两位堂哥追到大路上把他拉了回来，二伯父不听劝，非要上访。堂哥们忍无可忍，就关起门把他揍了一顿。
二伯父躺在地上，老泪纵横地说：我年轻时做错了事，我认，我一直在好好改造。但别连累了我儿子啊，我要去找政府。
冬儿母亲叫唤着两位堂哥，责备着他们，让他们快放了二伯父。
大堂哥对冬儿母亲说：婶娘，我们从小到大受了他不少连累，我们都认了。现在他还要惹事，不给他几记生活，他是不听劝的。
二伯父终究未去上访，卧床了好几天。
若干年后，二伯父摘去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一家人终于熬出了头，过上了好日子。
二伯父后来中风瘫痪了，在床上躺了十几年。一家人极其用心地侍候他，直到他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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