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期的我，一旦从学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心儿便是要先于身体飞到那路边小村的。
那村在公路边，村口立着石牌，碑上贴着光面的白瓷，上有红色大字“埔仔”。在镇里上幼儿园时，小朋友之间互问来处，我说我是埔仔的，然后她们哄堂大笑“你住在作业本子里啊？”，因为这两个词用客家话念起来一丝不差。
那村不大，村里人说的是“咱们大乡里”但也不是吹牛，方圆数公里，就这村大。我家的老屋是埔仔村十号，自然是离村口极近的。有时坐车在公路上就可以远远地望见我们两层小平房的红色房顶，周围尽是些低矮的瓦房。我们家的屋子从顶上俯视则是一个直角，和小小的院子一道围成一个方形。屋子的头尾均有门朝南开。
奶奶养了只母猫，我和弟弟不时偷走它生的小猫崽，把小小的毛团们捧在手里，藏到自己的被窝里，但它们会循着猫妈妈的叫声自己爬到门口。猫妈妈平日里只在奶奶的脚下转悠，一点儿也不愿接近我和弟弟。我也曾偷偷地拿了一颗蛋藏在纸箱里，铺满衣物，想要孵出另一种毛团。现如今，年节乘着车回村，在公路上已全然见不着我们家的红房顶，家中那只灰色母猫也已离家不知是追求自由亦或是被有特殊癖好的人果腹了。
小的时候我十分喜欢上天台，去看我们村子的土地还有干净的天空，但要躲过奶奶的火眼金睛爬过几乎垂直的铁梯子才能到达。极目处，一片青翠是农地，是山丘，灰黄的田间小路把大块的绿色分割成方方正正的许多部分，也将不远处的山丘分割成数份。那时候，我觉得那片绿色很遥远，兴许要走上几日，但后来发现十来许分钟便能徒步到达同姓的邻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上过天台了，不知道当时搬上去的过家家的小玩具是否已经腐朽，不知道当时用红转头砌起来的“小房子”是否已经坍圮。
奶奶那时候手脚灵便眼不花，早上五六点起床去新乡买菜。我也起得早，跟着奶奶去。奶奶喜欢给我们做凉粉，两块钱一小袋可以煮一大锅。奶奶也喜欢做“萝粄”，用铁球在面团中间滚动，滚出一个圆坑再放进萝卜馅。奶奶还喜欢做“萝卜糕”，把萝卜刷成条状和面粉以及其他材料混合放在很大的圆盘上蒸成糕。奶奶还有一个“擂钵”，用来擂芝麻或者“九叠米”，冲热水或者凉凉的井水，制成擂茶。现在新乡已没有了集市，凉粉铁球圆盘擂钵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们家的楼梯是在院子里的，记得有一年的中秋，大姑妈买了一堆纸灯笼，让我们点了挂到楼梯两边，还有院子大门，烛光经过薄纸，柔和了整个世界，吸引了很多村子里的小朋友来看。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得到那种纸灯笼。
在埔仔村，有一个比过年还要重要的日子，那便是十月十五——下元。农村传统务农，一年到头面朝黄土，秋收过后才得机会停下，人们便聚到一起享受一下这年的丰收，围在戏台下看看戏。奶奶说：“必须要人齐齐在家里，热热闹闹的，这可是比过年还隆重的。”
十五那天清早，街上满是一些老奶奶和阿姨，每个人都挑着两个箩筐，里边放着的是供奉神灵或者祖先必不可少的五生和纸宝蜡烛香。如果起得早，奶奶就会哄着我一起去。先去村口拜王爷公，然后去村尾的祠堂，最后又回到村口戏棚拜观音娘娘。村口空地那里的戏棚是一块不大不小的水泥平台，在节日的前几天，村委就会雇人把戏台搭起来。
中午早些时候，戏班子就来了。我会和村子的小伙伴们一块儿跑到空地去看那些花花绿绿的人。演戏之前他们都会排好队去拜观音，以求演出顺顺利利。我们围在两旁，好奇地看着他们。等他们离开我们也不会解散，为首的大哥哥会带着我们溜到戏台的后边去。大哥哥轻捷地爬了上去，然后掀起一块帆布，乐滋滋地看着里面的演员们。我们不甘落后，跟在后面也慢慢地爬上去，那些“姐姐”正在卸妆，露出一张哥哥的脸，把我们吓得掉了下去。
晚上大概七点就结束了家里丰盛的聚餐，我一般没心吃饭，心里叨念着晚上八点开戏。村口的阿姨会做很脆很香的“油糍”，糯糥的，萝卜丝甜甜的；那个胡子大叔把摊买自己煮的花生米，有点硬，吃多了牙齿软；村尾的姐姐那里有柿饼，我最爱，粉粉的，甜丝丝……
再晚些，许多婆婆在子孙的陪同下提着小凳子，拉着薄薄的竹席坐在最前面的地方看戏。我也怪怪地陪着奶奶坐在竹席上，看着台上我不懂的戏码，其实正在专注地啃手里的柿饼。
下元宵还在，但是却一年不如一年热闹了，去年还把唱戏的地方从村口转移到了村尾田野里，走都不想走了。
点点滴滴，藏在记忆里，不经意间从脑海里冒出来挠挠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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