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灯笼，掌灯笼，聘姑娘，扛箱笼。”日本作家壶井荣的散文《蒲公英》曾经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摘录的这段童谣在那个年代一度是我的新年速写。
十里八乡的小屁孩们在年夜饭后由父母伺候换了早已渴求不已的新衣，点上烛火灯笼走村窜巷互为祈福，那一路行来灯笼外壁上涂画的小动物或者吉祥喜字，投影在黑暗中灵动不止。
想必少年壶井荣生活的日本民间，和我曾经度过的那些年代的中国一样保有这种习俗。在某些盛大节日的傍晚直到深夜，不知哪些家庭的小儿们得以罔顾家长日常的说教，一边游乐一边吟唱。
歌谣收声之后，大部分的我们和当年的壶井荣一样，像蒲公英似的被命运噗一声吹散，渐行渐远渐无书；他笔下的民间万象自我们身边缓缓消褪，进入新千年以来终于完全不见身影。
腊月里卖灯笼的货郎再也没有了，专供孩童的小蜡烛再也没有了，年前上门缝制新衣的裁缝再也没有了，传统乡土文明发酵的中国味道终于被时代潮流冲兑的难分咸淡。
多么矫揉造作的大年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民族危机，时代发展和与国际接轨破了传统中国的局，破局之后却没有立起来一个中国的社会，社会形态越来越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有点盲目，有点躁动。
官方在韩国的刺激下一鼓作气把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都变成了法定的假日，作为维护传统中国的表征。对假日诠释过度，对节日解释不足造成了传统佳节的尴尬，法律层面之外不思在公民日常生活环境中去扶持民俗，春节过年顺理成章做了长假的托，着眼点很大一部分在于拉动内需，在乎的是鸡的屁数字。
我的2017年春节长假和所有人过的一样索然无味。正月里吃喝之余几乎没有玩乐的节目，剩下唯一的业务便是刷朋友圈，满心期望能在别人别地的风情万种里重新品评过年的味道。
从南到北自东往西，遍布全国各地的哥们姐们刷出来的内容千篇一律，没有当地孩童游岁守夜的良辰美景，没有杀年猪打年糕的赏心乐事，没有以前那些穷的发霉的日子在正月里偶尔勃发的洋洋喜气。
纷杂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除了一贯公知和五毛的骂战干架之外，更有甚者干脆一发轨道炮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号召富人混圈子穷人走亲戚，完全无视我们这些一事无成的大老爷们那颗本不坚强的心脏。
我们现在过的年和我们除夕夜看的春晚一样，物质富足表演造作舞台装修高大上，而实质上十足的形式主义。
拜年是群体性孤独的年度诠释
正月初二晚上，大伯诉说来拜年的几个姑姑外甥祭祖之后转个圈就走了，匆忙的连饭都顾不上吃，本想着晚间亲戚们欢聚一堂拉拉家常，结果一来一去本以血缘维系的亲情只剩下虚应的礼节。
和衢州市七里乡黄土岭一样，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边远农村以前都很穷，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村头村尾大妈大婶招呼客人的嗓门。
那个时候要是哪房亲戚进门连饭都不吃一口，主人家可是要翻脸的；那个时候拜年是要在七大姑八大姨家都吃一圈的；那个时候拜年给的压岁钱是外婆前夜手裁的红纸头裹着的两块或者五块纸币；那个时候随手提的礼物是用白色油纸包装的糕点，上面覆盖一张红纸寓意来年红火。
现在拜年成了一种游而不击的战术行动，计划一条最短的路线，踩着钟点走东家窜西家，礼物放下互敬香烟一番客套寒暄之后各奔东西，跟在屁股后面的小孩子甚至都没搞清楚刚才递自己红包的那老头老太大叔大妈该当如何称呼。
现代社会在物质的冲击下，手忙脚乱的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宗族制和家长制之后，一时间却又不能有效组织起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村社）自治模式。以亲情血缘关系和邻里互助关系为纽带的人情味，在前者的冲击下支离破碎，碎片化的社会结构和人际联结，动摇了所有以宗族制为基础的乡土文化根基。
处在社会断层之间的人们不由自主将两者作了比较，孩提时代烙印在心底亲朋好友嘘寒问暖的温馨记忆尤未褪去，抚今追昔，心灵的繁华和落寞丝缕毕现，失落感由此而生。
物质上的富饶放大了精神上的空虚和无聊，潜意识中更加渴求一种原生态毫无功利心的感情慰藉，本指望着在像春节这样的大型传统节日里借助亲情和友情寻求心灵皈依，却发现这一情愫和身边的其他情节一样淡薄，联想到日常所处的社会现实，即使身处人群之中也倍感冷清。
过年期间平日里不曾相见的人互相接壤，短短时日能够述说和说得出口的仅仅是片面辰光，加上人与人之间的领地意识和攀比心理，大家最终都选择了将真正需要倾诉的人和事深藏起来，最终出得你口入得我耳的仅是一两桩无伤大雅的人情世故而已。
能说出来的，都不是亲历者最深的孤独。
你的心灵是否已然杂草丛生？
2017年的春节是我毕业以后过的最奢侈的一个年，在家盘桓近半个月形同自我禁闭，唯一的群体性活动便是参加了两次规模不等的同学会。我并不热衷维持这一类毫无营养的社会交往，然而除此之外也确实没有其他内容能够参与其中。
社会心理学解释每个社会个体都有怀旧心理，然而怀念的不是当年的其他人事，而是当年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事。时过境迁之后同学们重聚一起即使面容依旧言语依旧，怕是心境早已物是人非，又有几个能如当年一般放肆的谈笑和欢闹，恐怕话未出口心中已是愁肠百结。
许多像我这样的人由此被隔绝在外，游离于人群边缘，成了现代社会的孤魂野鬼；平日在工作的地方扮演新鲜城市人的角色，本已多有磕碰，回到生养了自己几十年的本乡本土，却也很难顺势而为做到入乡随俗。
因为如此，一来自西南边陲的哥们在朋友圈哀叹自己走到哪个地方都是群众演员。
用一句话来提纲上述问题，就是，农村的精神广场太空了，眼球太短缺了，社会结构太单一了，缺乏多元化的基因。
距离某大神祭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法都快过去半个世纪了，是非得失惹的公知和五毛们整天争论不休，然而整体上对精神滑坡的认识两大阵营都没有疑义。
无他，物质文明可以数字化为GDP，可以给定一个KPI，精神文明却是务虚的工作，做的好坏没人看得到，总不能随便扯出一个中华民族复兴指数来搪塞公众。
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更是一败涂地，乡村社会解体，乡土文明崩溃，这简直就是同一个国家里的另外一个世界，是独立于北上广深的第13区。
据统计我国每天有80个自然村消失，我们眼睛一睁一闭一片土地就荒芜了，多间房舍被废弃了，一种乡音就此消失了；较发达地区的农村靠政府圈地分钱过上食利者的生活，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举村抛乡弃土外出打工，以二等公民的身份在灯红酒绿中摸爬滚打谋生。
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农村，通常情况下的分工是，平日里最具活力的青壮年工作在外，老弱病残留守家中，自保尚且不及，自然没有精力用来载歌载舞活奔乱跳，村委会组织在大部分地方早已名存实亡，大部分地区的乡镇政府限于人力物力和政绩动力，如果没有上级机构的支持和督促，也难组织得力的民间活动，而且乡镇干部本身多是外来户，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深入田间地头。
传统民间习俗的存续、与时俱进的农村思想文化塑造，在社会断层的历史空间里就这样留白，其他事物自然趁虚潜入。其中近几年基督教的传播是最激进和最健康的，虽然像我老家所在的那一带农村还少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但教堂已不少见，每周的礼拜、每逢圣诞的晚会都风雨无阻。
青年基督徒经济学家赵晓2013年于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一个全球领导力论坛上上宣称，保守的估计，我国基督徒人数已达到9000万，乐观的估计则达到2.1亿。展望未来，我国完全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最大的清教徒国家，乃至于最大的宣教国家。
在对待西方宗教渗透的问题上，地方政府显然也默认了自身的无能为力，以往以喊口号为标志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洗涤现代人的心灵上根本无处着力，于是本着互不干涉的态度任其发展，甚至还存了借助正规的宗教影响，控制缓和民间矛盾的心思。
另外一面，各种恶习的滋长和打着治病救人旗号的邪教势力的扩散，却大有扭曲乡土社会和乡村文明的可能，留守的弱势群体本身没有信仰，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自然成了邪教组织发展信徒的最佳群体。
他们依托偏远农村，逐步渗入城镇，并以这些城镇为基地，设立相应领导机构，控制下层组织和信徒，或为敛财或为犯法。地方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表现的乏善可陈，有的干脆视而不见，欠缺行政责任心。
城市化悖论和农村土地私有
我是正月初六回到杭州的，回顾了柴静的《穹顶之下》，当中提到我国总共200多地级市，其中的184个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规划人口34亿。
抛开人口问题不谈，假设其中有一半完成了上述目标，那么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怎么解决，首当其冲的是就业。
社会的稳定建立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西方的标准是失业率控制在4%-8%；在经济增长放缓之后，假设我们也达到了这一标准，以4%计就有52,000,000（假设总人口一直稳定在13亿）失业，而且都聚集在城市里，考虑到我们的社保结构漏洞，以及缺乏信仰约束和情绪宣泄渠道的现实情况，加上千万人口规模的集群效应，人口红利将会变成人口噩梦，稍有不慎后果都不堪设想。
国家似乎也承认了上述问题，近几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未雨绸缪，从中央到地方执行多项政策促使农村人口回流。
大学生村官制度，一方面缓解目前的城市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为乡镇地方输入新鲜血液加强组织建设；规定大专院校新生报到户口不必随迁；在浙江、江苏等省份地区试行非转农，以土地分配权吸引符合条件的新鲜城市人回归乡土。正月里更有传言政府有意收回被抛荒的土地转售给个体经营，走大农场路线，就地解决返乡人口就业难题。
然而上述解决方案存在的问题是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这种模糊的产权结构是大农场主义的最大障碍，那么下一步是否会考虑适当的农村土地私有化，或者以法律的形式将长期土地经营权的权利给稳定下来。
以此作为尾声
追根究底，自人类文明诞生的那一天起，公元前30000年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萌芽，之后阿卡德王朝领土内出现了始祖城，城市就是在农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今生的上广深、京津杭往上追溯到前世也不过是某条河边某座山脚的不知名村落，任何一个城市居民我敢断言祖辈都做过农民，这个国家的未来在都市，但根茎却一直在农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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