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这本看到书名就让人昏昏欲睡的书，为什么值得一读

​有两类书，也许会出现在人们的书柜里，但很少会出现在书桌上——认可这是好书，但就是不爱读。

一是哲学。这个词给人的第一感是：莫测高深。晦涩的理论，繁杂的逻辑，读来几乎毫无快感，反而时不时地会有智商被侮辱的感觉，何必受罪？

二是历史。虽然当年明月让历史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但终究不是正史。大部头的二十四史，史学大家的著作，都会让人望而却步。

最近刚读完都这本书——《中国哲学简史》——恰好同时具备这两个不受欢迎的属性。

这样的书，排行榜上找不到，荐书文章里看不到，平时闲聊也聊不到……而我却读得津津有味。

不过，说来惭愧。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读这本书了。前两次读，一次在大学，一次刚工作，都只读了开头几章，就在昏昏欲睡里把书束之高阁。

直到最近，再次硬着头皮打开这本书时，突然发现那些原本看不懂的、不理解的、感觉无聊的方块字的排列组合，竟然变成了闪烁着智慧光辉的知识的瑰宝。

这就是书和书的差别。有的书高居排行榜前列，开读时像是和美女约会，读着读着就后悔了，怎么选了游泳池来约会，卸完妆的美女……不忍直视。有的书恰好相反，主题冷门，识者寥寥。像是《演员的诞生》里的周一围，名气和外貌都被流量小鲜肉们碾压；可一演起戏，气场瞬间爆发，能让章子怡一秒变身迷妹。

所以，有些书，读不下去时，别扔。过段时间，再翻开，或许会有惊喜。

《中国哲学简史》，让我学到了些什么？

-1- 异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差异在于，思维方法的一正一负。

西方哲学所用的“正”的方法，致力于突出区别，描述其对象“是什么”；中国哲学所用的“负”的方法，致力于消除差别，描述其对象“不是什么”，尤其是道家和佛家，在描述各自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时，用的全是“负”的方法。

道家说：“道可道，非常道。”在《老子》和《庄子》里，始终没有直接解释“道”到底是什么，只说了“道”不是什么。

郭象注《庄子》，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后人却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什么意思？《庄子》里所描述的内容，一旦以“正”的方法来解释，就无法体现庄子的原意。郭象的注，更像是借《庄子》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

佛家也是类似。禅宗直接说了：“第一义，不可说。”如果学禅宗的弟子问师父“什么是第一义”，是会被打的，这个问题本身是不被认可的，因为没有答案。

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提到“空性”。有人留言不停追问：空性到底是什么？“有”还是“无”？怎么可能描述不出来？如果描述不出来，说明就不存在啊。

其实在中国哲学里，这类“无法描述”的概念，并不少见。

我越来越相信，究竟的真理，是不可描述的。几个原因：

一是观察的局限，这是科学的角度。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明确地说：位置越准，速度就越不准；速度越准，位置就越不准——连位置和速度这样基本的信息都无法同时获得，谈何真理？

二是理性的局限，这是西方哲学里的荒诞主义的角度。比如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一切本体论都不成立，认识的不可能性是确认无疑的。再比如加缪，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的藩篱之外，是茫茫的非理性。所谓荒诞，是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必然会产生的冲突。

三是文字体系的局限。人类的文字或语言，所承载和传递的信息，在量级上是很小的。更要命的是，在信息转化的过程中，损耗巨大。从作者本人的思想转化成文字，再从文字转化为读者的思想，传递两次之后，很可能面目全非。《庄子·外物》说：“不落言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时至今日，西方哲学几乎已经走到了终点。“正的方法”所触及到的天花板，是本质层面的，靠逻辑推理和演绎归纳，都不可能突破。

这正是中国哲学的价值所在。中国哲学讲直觉，是因为智者们早早地意识到，“真理不可描述”，只能靠近。先框定一个大的范围，再通过“负的方法”，去掉其中不可能的部分，最终尽可能地逼近真理本身。

英文里有句话：“Less is more”，少就是多。或许对哲学的终点来说，不够精确（模糊）反而意味着精确。真理就像是量子态的波函数，一观察，立马就坍缩了。

就此而言，我很赞同冯友兰先生的观点：

“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应当从正的方法开始，而以负的方法告终。它若不以负的方法告终，便不可能登上哲学的高峰。”

然而，如果因此就说中国哲学凌驾于西方哲学，是不妥的。“模糊就是精确”的说法，仅限于真理终点附近的有限区域。如果离真理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就天马行空地寻找模糊，求意会，求顿悟，只能是一无所获。

中国哲学的问题，一是缺乏逻辑推理体系，即西方哲学的“正的方法”，以至于起步和进阶都很难。对悟性不高的人来说，不得其门而入；对悟性高的人来说，又容易在早中期误入歧途。

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缺少对认识论的发展，在讨论问题时，对主观和客观没有明确的界限。比如说眼前的这张桌子，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幻觉的存在？中国哲学家们几乎从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只有佛家是认真对待的，而佛学来自于印度。名家和墨家曾以不同的角度对认识论有过贡献，但后世更多的认为这种贡献仅仅在口舌之辩的狭隘范围里有意义，而忽视了其在整个哲学体系里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同

读《中国哲学简史》的乐趣在于，站在历史的高度纵览中国各大哲学流派，发现知识之间的联系，体会智者们思考的相通之处，感受以不同方式认识世界的殊途同归。既折服于智慧的恢弘和伟大，也增强了探寻真理的信心。

一是佛道儒之间的联系（注：这些联系只是作者本人的主观想法，不具有学术的严谨性）。

儒家讲“中庸”。“中”的真正含义，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这与道家所讲的“遵循中道”，佛家讲的“中观”，都有相似之处。

道家说“无我”。宇宙中万物本是一体，人达到与万物一体的状态时，就将超越有限而融入无限，享受到无限所给予的绝对快乐。“无我”，指的就是超越了有限而融入无限的终极状态。这种状态，和儒家董仲舒所说的“天人一体”，佛家所讲的“破我执”后的“无我”状态，不尽相同，但也相去不远。想要更直观地理解这种状态的，可以参考电影《超体》里Lucy大脑利用率不断接近100%的场景。

佛家说“无常”。“诸行无常”，意思是一切和合事物都在刹那刹那地变化。儒家的《易传》说：“宇宙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道家的庄子也说：“事物在不停地转化为别的东西。”在这点上，三家基本达成了共识。

孟子提倡的“养浩然正气”，认为积累善德是人最需要做的事情；这几乎就相当于佛家所讲的“积累福德资粮”。

墨家“兼爱”理论所讲的“为世界谋利益”，和儒家的“一个人如果不关心别人的完善，自己便不可能完善”、大乘佛教所秉持的“为利众生愿成佛”的理念，至少在方向上都是统一的。

二是东西方哲学之间的联系。

例如，斯宾诺莎曾说：“人越多了解事物的因果由来，他就能越多地掌握事件的后果，并减少由此而来的苦楚。”

用道家的话来说，这就是“以理化情”，通过明了事理来化解情绪。佛家说的也是类似：无明，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杂含经》里说：

“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结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

所谓“无明”，指的是无知，不了解事实，或对事实了解得不正确，或认识得不完整——有情众生的苦迫，都来自于此。

例如，墨家讲“兼爱”，其实就是功利主义。早期墨家追求“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后期墨家主张“人类对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趋利避害。”《经上》说：“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

英国哲学家边沁认为：“道德的目标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边沁的“功利原理”，与墨家的功利主义哲学不谋而合。

再如，程朱理学认为，万物之所以各从其类，是因为“气”各依不同的“理”聚结而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着类似的观点。柏拉图认为：

“在物质世界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实在存在，也就是‘理型的世界’，其中包含存在于自然界各种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模式。”

——“柏拉图的理型论”，与程颐和朱熹所讲的“理”，不谋而合。

-3- 破

《中国哲学简史》，破除了一些我曾对中国哲学各流派有过的错误的认知。

道家说的“无为而治”，这里的“无为”，不是叫人完全不动，什么都不干，听天由命。“无为”指的是：“不要以多为胜”。崇尚理性玄学的新道家进一步解释说：“一个人，在他的活动中让天赋的才能发挥出来，这在他就是无为。”

道家并不讲愚民。《道德经》里说：“古之善者为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里的“愚”，不是“愚蠢”，而是“质朴纯真”。道家说“无知之知”，不是让人直接进入“无知”的状态，而是必须要经过“有知”的漫长过程之后，最终达到“无知”的终点。

儒家所说的“知命”，并不是宣扬宿命论。《论语·宪问》里说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重点不在强调成败由命运而定，而在于鼓励人们竭尽全力，不计成败。

墨家并不只是一帮到处帮人守城的游侠。墨家在建立知识论和逻辑方面的努力，超过了古代中国的所有其他学派。

名家并不是一群油嘴滑舌的抬杠者。对“名”的思考，是对“思考”本身进行思考。这是升华到了更高层次的思维。道家反对名家，可真正继承名家的，正是道家。

法家讲究通过“势、术、法”强力治国，看似与道家的“无为而治”背道而驰，实际上法家执政的目的，是“无为而无不为”，恰与道家一脉相承。

再如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者之间并不是迂腐古板与自由开放之争，而是柏拉图学派的实在论和康德学派的观念论所争论的核心问题：

“自然中的规律，是否人头脑中的臆造，或宇宙的心的创作？”

-4- 立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为什么要学哲学？

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为我们增进对事实的知识并无帮助。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里，哲学几乎毫无用处。

哲学真正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心智。这里讲的“心智”，指的是心灵和智性，与李笑来在《把时间当作朋友》里反复提到的“心智的力量”并不相同。

《中国哲学简史》里提到了四等境界：

第一等是天然的“自然境界”，随波逐流，能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即可。

第二等是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凡事讲利弊，求结果，以享乐主义为生活方式，以功名利禄为终极目标。

第三等是“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穿越功利的虚无，实现从物质到精神的升华。

第四等是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超越有限，融入无限，追求“天人一体”的终极境界。

鸡汤书的任务，是让人从第一等状态中觉醒，进入第二等。干货书的任务，是让人在第二等状态里努力追求功利层面的成功。

哲学的任务，是为了帮助人们达到后两种人生境界，特别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也可称之为“哲学境界”，这是其它实用类学科，包括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都无力涉及的领域。

再来，为什么要学历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太阳底下，从来就没有新鲜事。我们正在经历的绝大多数事情，政治、人性、斗争、博弈……都曾在历史上反反复复地发生过。

罗振宇在卖他的知识服务产品时，强调过一点：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信息获取的速度是关键。言下之意，我们需要时刻关注新出现的信息，并纳为己用，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果真如此吗？知识的优势在于速度吗？

显然不是。除了少数需要查阅最新论文的科学或科技工作外，所谓新的“知识”，只是新的“资讯”，可以增加与他人聊天时的谈资，也有机会偶尔增加一些收入，但对于拓宽个人的知识边界，提升思考的能力，并无太大帮助。

知识的二手贩们，很清楚焦虑的人们最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对症下药，通过贩卖速成的方案，让人们找到通往功利终点的捷径。因此，他们并不关注知识，不关注本质，只关注“资讯”的变现能力。

真正的知识内核和本质，是亘古不变的。人类在通往真理之路上前赴后继，在科学和应用层面上获得了了不起的大成就，但在精神层面上，我们不仅毫无寸进，反而沦落到了只剩下给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们提鞋的资格。

那些失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智慧的瑰宝，我们只能远远地仰视一番。如果还要说“知识的优势在于速度”，那得是多么的自大、傲慢和无知。

当我们焦虑地在所谓学习知识的道路上狂奔时，放慢脚步，想想这条道路究竟通往何方；当我们翘首等待着所谓的新知识新鲜出炉时，稍停一下，想想我们的老祖宗留下的浩如烟海的知识宝库，我们是否连门缝都没有打开过。

读完《中国哲学简史》吧，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