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乄妖乀
甘宁的生卒年份，《三国志》中均无明确记载。然据《三国志·孙皎传》载，孙皎尝以小故与甘宁忿争，孙权闻之而以书信批评孙皎。而其信中有“自吾与北方为敌，中间十年”等语。
后世据此推断‘吾与北方为敌’则指赤壁之战，而十年间，即建安二十三年（218）前后，甘宁仍然在世。又参《三国志·潘璋传》载，’关羽死后，权拜璋为固陵太守。甘宁卒，又并其军。刘备出夷陵，璋与陵逊并力拒之……’
由‘甘宁卒’的记述位置，推断甘宁应卒于关羽被擒之后，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后。且与前述《孙皎传》之说亦可相互印证。然综上所述，不过是初级推断、间接证据，并非实证……
参《三国志·丁奉传》载，‘丁奉少以骁勇为小将，属甘宁、陆逊、潘璋等。’即丁奉归属之先后顺序，恰好与‘潘璋并甘宁旧部’相吻合。
换言之，甘宁旧部在转隶潘璋前，尚可能隶属过陆逊。即甘宁旧部并入潘璋部队，中间稍有数年间隔，亦属合理。
其次，数字在古代可表实数，亦指虚数。故孙权之十年，可为约数，并非恰好十年，亦可表一段漫长岁月。
且孙权所提及‘与北方为敌’，亦并非实指赤壁之战。自建安五年(200)孙权继位始，孙权可随时暗中布置抵御北方。故以孙权信中“自吾与北方为敌，中间十年”为甘宁在世之依据，是靠不住的。
再以孙权之书信为证，其信中曰，‘近闻卿与甘兴霸饮，因酒发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属吕蒙督中。’
我们以此能够推出两点：其一，是孙皎因酒发作，侵陵甘宁；而甘宁亦尝言，‘诚不能随俗屈曲矣’，即甘宁认为错不在己，绝不委曲求全。其二，甘宁此时应从属于孙皎。然《三国志》云，孙皎此人‘轻财能施，善于交结’。却故意欺辱甘宁，显然不合情理。
参《三国志》云，孙皎的职责是‘代程普而督夏口’。而（215）甘宁亦因功迁西陵太守。就地理关系而言，二人隶属于同一军区。不仅印证了二者的从属关系，亦提供了二人能够一起饮酒之理由。
且此时吕蒙屯于寻阳、北御曹魏，与甘宁职责相同，管辖亦不过一江之隔，故孙权之书信中方有甘宁‘求属吕蒙督中’之语。
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吕蒙代鲁肃西屯陆口，职责则是夺取荆州，亦与西陵甚远，二人亦难以形成从属。
且参相关史志，孙皎其父孙静、其兄孙瑜皆死于建安二十年（215）。孙皎内心悲痛，亦是人之常情。而甘宁新任西陵太守，自须拜会上司孙皎。
但甘宁为人处事过于‘豪迈’，进而在饮宴中发生冲突之概率极高。因为孙权亦在信中云‘甘宁虽粗豪，有不如人意时’，即说明事因甘宁粗豪而起，最终导致孙皎因失父兄之‘怒火’，而借酒发作。
综上所述，孙皎之事应发生在建安二十年（215），而非建安二十三年（218）前后。更为重要的是，《甘宁传》在建安二十年（215）之后再无有下文。故唐·许嵩《建康实录》亦载，甘宁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冬。
如果甘宁卒于建安二十年（215）属于正常亡故，无论病死，抑或战死，史书为何避而不提……
参《甘宁传》载，‘建安二十年（215），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淩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 即历史上著名的逍遥津之战……
而此亦是《甘宁传》中载录，甘宁参与之最后战役。换言之，甘宁极可能死于逍遥津之战。
参《凌统传》载，‘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捍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凌统传》描述的十分详细，但却并未提及吕蒙、蒋钦、甘宁三人。
孙权身侧四员战将，在誓死突围后，按照正常逻辑，应有两人护送，两人断后。因《凌统传》有云，‘敌已毁桥’，即张辽早已派兵断了孙权的退路。换言之，孙权的突围之路并非一路坦途。
《甘宁传》言津北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其中即包括‘凌统率亲近三百人’，故而凌统负责断后。但只靠凌统及三百亲兵是不现实的。那么与凌统共同断后的将领是谁……
参《蒋钦传》载，‘从征合肥，魏将张辽袭权于津北，钦力战有功……’又《吕蒙传》道，‘遂征合肥，既彻兵，为张辽等所袭，蒙与淩统以死捍卫……’对比史志，唯《吕蒙传》言，‘蒙与淩统以死捍卫’。
参《凌统传》所载，‘桥败路绝，统被甲潜行。权既御船，见之惊喜。’即孙权见凌统活着回来十分惊喜。
换言之，孙权心里清楚，留下断后极可能是十死无生，那么孙权是否会同意让自己的心腹爱将吕蒙断后！！！
而蒋钦、甘宁二人，会被留下断后之武将更倾向于甘宁……因为甘宁是东吴之斗将，孙权亦尝言，‘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
换言之，唯甘宁可以阻拦张辽。其次，甘宁在东吴的人缘差强人意，孙权想必更倾向于让甘宁断后……
参史志所载，此战孙权可谓险象环生，战后论功行赏……
吕蒙‘拜左护军、虎威将军’；蒋钦亦‘迁荡寇将军，领濡须督’；凌统则‘拜偏将军，倍给本兵’；即使是给使谷利，亦拜为都亭侯。反而甘宁竟然未有只言片语，此一奇也。
江东十二虎臣，韩当石城侯，周泰陵阳侯，徐盛芜湖侯，潘璋溧阳侯，丁奉安丰侯；而程普、黄盖、蒋钦、陈武、凌统死后子嗣亦有爵位。
唯独甘宁、董袭两人并未封侯。董袭史志中并无子嗣，而参《甘宁传》载‘子瑰，以罪徙会稽，无几死。’故孙权并未追封，亦合情合理。
但问题是甘宁尚有其他子嗣。参《晋书·甘卓传》载，‘甘卓……曾祖宁，为吴将。祖述，仕吴为尚书。’即甘宁尚有一子甘述，不但并未授爵，甚至并未载录于《三国志》中，此二奇也。
由此可见，甘宁于孙权心中之地位，及孙权对于甘宁之态度……
为何会如此……参《甘宁传》云，甘宁喜好‘负毦带铃’；《吴书》亦云，‘其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
且‘隆重接待他之人，才与之结交欢娱，否则即放任手下强夺其人财产。’甘宁个性如此鲜明，不受世俗拘束。即使是放在现代亦属于特立独行，何况两千年前的古代。
《吕蒙传》云，‘甘宁粗暴好杀，既常失蒙意，又时违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天下未定，斗将如宁难得，宜容忍之。’即孙权对其早已心中不满。惟甘宁是难得之斗将，孙权因其才，而不得不暂时隐忍而已。
实际上，自建安十三年（208），甘宁归顺孙权后，史志所载参与的战役不过一手之数……
首先，甘宁谏言孙权攻取黄祖，但孙权尝举酒属宁曰：“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即让甘宁多提建议，并未言及让甘宁参战。
又《吴主传》云，‘十三年（208）春，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
即实际参战将领是吕蒙、凌统、董袭等人。并未提及甘宁，换言之，孙权对于此时的甘宁并不信任。而小说中甘宁之事迹，皆系移植于董袭而已。
后甘宁先后参与乌林赤壁战，南郡争夺战；特别是在南郡战中，甘宁献计冒险直取夷陵，为夺取南郡提供了条件，实为甘宁入东吴之投名状。然史志并未记载有过任何封赏。
建安十八年（213）濡须口奉孙权之命夜袭曹营，而‘宁益贵重，增兵二千人’。先不论孙权对于甘宁的封赏是否厚重，所谓‘宁益贵重’，表明在此之前，甘宁在东吴受重视程度有限。
而且夜袭曹营与否，并不影响整体战局，更像是孙权对于甘宁忠诚度之考验。
西陵位置
后建安十九年（214）五月攻打皖县，经吕蒙荐为升城督，至此方才因功迁为折冲将军。建安二十年（215），甘宁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最终被孙权拜为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
‘西陵’，即是江夏郡治所，即今日武汉市新洲区。又兼领阳新、下雉二县。甘宁驻守之地客观而言，属于军事要地。但那是在东吴夺取江夏之前，现今东吴早已入驻荆州半壁。
上游有孙皎屯于夏口，即今日武汉市武昌区；下游有吕蒙屯于寻阳，即今日武穴市至黄梅县一带。甘宁驻守于二者之间，不过是辅佐孙皎抵御北方，承上启下而已，其重要程度并非如可替代。
客观而言，甘宁之功绩足矣，否则不会被后世列为江东十二虎臣之一。
但奈何至逍遥津之战为止，甘宁归顺东吴不过短短七载，实则在孙权心中所积累之人情有限，亦未得到孙权由心之尊重。故而断后这种事，甘宁自然是‘当仁不让’。
如此问题再次回到原点，史志为何对甘宁之死避而不提……如果甘宁是为东吴而贡献、护孙权而赴死、因断后而牺牲，史志更应长篇累牍，详细载录，如同《凌统传》一般。
换言之，《三国志》的有意回避，实质即在暗示甘宁之死背后存在不可告人、难以启齿、不便载于史录之事发生。
史志亦是有所提示的，即裴松之在为《三国志·甘宁传》作注时，在记述逍遥津战役的最后，引注了一段于此毫不相关之注解……即《吴书》曰，‘淩统怨宁杀其父操，宁常备统，不与相见。权亦命统不得仇之。’
曾经两人在吕蒙住处宴会，酒酣，凌统以刀起舞，甘宁恐凌统刺杀，亦欲以双戟为舞。却被吕蒙操刀持盾分开。孙权知后，令甘宁领兵屯于半州城。换言之，凌统与甘宁有杀父之仇！！！
但孙权下命让凌统不得仇之，凌统是否会遵从？参《凌统传》载，‘勤怒詈统，及其父操，统流涕不答，众因罢出。勤乘酒凶悖，又于道路辱统。统不忍，引刀斫勤，数日乃死。’
即凌统因都督陈勤辱及其父，将其砍杀。针对陈勤尚且如此，面对杀父仇人，凌统是否会因孙权一道命令而放弃复仇……
《水经注·卷三十二》载，‘凌统被铠落水，后到追及，流涕津渚。’《凌统传》的解释是‘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按常理而言，亲兵战死，难过亦属正常。
但津北除却凌统的三百部曲，尚有七百余虎士，此战亦是凶多吉少。然凌统却于孙权当面痛哭流涕，却有些不合常理。
凌统的难以自控，难道真的是‘亲近无反’所致吗……是否是凌统对甘宁见死不救，抑或有意坑害。以致甘宁身死，深感大仇得报，而难以自制乎。
退而言之，凌统以身犯险，选择为孙权断后，是否亦是看到时机难得，毕竟孙权身侧四员战将，唯有甘宁可御张辽。
此为‘以命换命’之法。因为当年凌统杀死张勤后，即是以此自我救赎，是谓‘非死无以谢罪’。又《吴主传》载，‘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这是否又是一种变相保护呢……
假设上述推理成立，吕蒙作为参与者，是否会对此沉默不语？毕竟吕蒙对甘宁有知遇之恩……
皖城之战即是吕蒙推荐；孙权恼怒甘宁违令，亦是吕蒙求情；而甘宁在孙皎处受委屈，亦求转属吕蒙……即使东吴无人为甘宁‘含冤抱屈’，吕蒙应不在其列。然史实却非如此……
参《甘宁传》载，‘宁厨下儿曾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即还……’甘宁则以拜见吕蒙之母为由登门拜访，逼迫吕蒙交出此人。后‘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而吕蒙却是闻之大怒，击鼓会兵，欲就船攻宁。
‘厨下儿’恐非吕蒙熟人，否则于吕蒙处当差即可，又何必舍近求远。而走投吕蒙，想必是有熟人在吕蒙处当差。而吕蒙请甘宁勿杀此人，应是受到手下之人的请求。
但前文亦有言，甘宁此人重虚名、爱颜面，又岂能忍下此事。换言之，吕蒙欲杀甘宁，仅是因甘宁驳了吕蒙的面子。且此事即发生在建安十九年（214）前后，因为吕母曾语，‘至尊属汝以大事’。
而皖城之战后，孙权方委任吕蒙为庐江太守。在此之前仅是寻阳县令，想必尚不足以称为‘大事’。故吕蒙与甘宁关系亲近，亦仅是表面而言，官场上的‘逢场作戏’而已。
正史之中一字一句，前后位置，作者皆暗藏深意，抑或是一种春秋笔法。而作者在《甘宁传》最后不提及甘宁去世时间，以及原因，反而提及此事，不得不让人心生疑惑，此事是否与甘宁之死亦有所关联……
关灵净妖❤师化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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