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阅读《剑侠传》所得到的体会来自我们当下的视角，而《剑侠传》中的三十三位剑侠，来自彼时之人的视角。如果从小说体的角度来看，《剑侠传》中大部分的故事来如骤雨，去如朝露。这些故事更接近道听途说式的截取，掐头去尾之后，只留下关键性的情节留给读者。这些故事中的留白中似乎更是为了体现剑侠的神秘和隐秘。这种写作传统在中国武侠作品中绝不鲜见，例如风清扬、独孤求败和扫地老僧。我们无法完整的得知他们的过往，更无知晓他们的结局。他们的存在就像一股制衡的力量。
要完整的定义“侠”，除了剑这个道具之外，他们的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处世理念等属性也不能忽略。而这些属性只能在剑侠所行之事中可以窥见吉光片羽。
在《人生就像暴风雨，突然暴风雨》中重点阐述的是有关《剑侠传》中叙述的群体画像，以及这一群体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所在。如果仔细研读《剑侠传》中各类人物，就会发现一些共同表征。而这些表征也为旁观者提供了一个参照的依据。
一、剑侠骑驴不骑马
剑客与剑侠是有分别的。不是所有拿剑的人都具备“侠”的属性。在高头大马上疾驰而过的人多是剑客。剑侠出场时多半是骑驴而来，不紧不慢。更有甚者，驴都有可能是纸剪的。驴不善奔跑，但耐力极好。我们大可想象这样一幅场景，一头黑驴慢悠悠的出现在官道上，驴上有一人，带着斗笠，简单行装，在“得得得”声中行过众人眼前。这样的出行扮相自然与平日里官道上行走的泯然众人大多一致。属于剑侠一类的过客，也自然不会把剑放在显眼的位置。这种做法与那些骑马而来的剑客有着明显的分别。骑马的剑客有公门的特性，而骑驴的剑侠有着常人的装束。剑侠一般从出场时就试图隐藏身上所有的痕迹。
不过即便装束如此，却依然掩盖不住剑侠的面目。尤其是在《扶馀国主》中虬髯客的出场是这样写到：“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其中“投”、“取”、“看”是一连串的动作，但是其中豪气已经微微显露了。尤其是“看张梳头”四个字，凸显与平常人的不同。在唐时，盯着一位女子梳头乃大不敬的举动。
二、剑侠斗智不炫技
只有到了还珠楼主、金庸、梁羽生这里，侠客的技术才逐步有了明确的出处、来源和门派。在《剑侠传》中我们用不着区别这些繁杂的绝学，我们所能看到的顶多就是“一击”。剑在其中更像是一个道具一样。何况在《剑侠传》中有些人是不用剑的。但无论是深宫大内，还是庭院楼阁，剑侠们出入这些地方如履平地一般，没有丁点声息。
在《剑侠传》中的人物有不少还有点幻术的手段。例如在《嘉兴绳技》中所展示的“钻天绳”。难免会让人想到流行于印度耍蛇人玩弄的绳术。只是再也无人能攀缘而上消失不见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嘉兴绳技》中叙述的内容是一个相当严谨的故事。奇就奇在，一个囚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越狱而去的。而这个囚犯为求得这次表演，也是费尽了心思。得到了绳子，越狱才有了可能。
在《剑侠传》中对于剑侠所使用的道具不仅仅限于剑，还有药。这种药在金庸先生的《鹿鼎记》中有了正式的名称：化尸粉。而且《剑侠传》中使用这种“化人于无形”的药粉记录不止一处。这种药粉就和剑侠本身，都会让一切消失的无影无踪。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唯一不确定的是，这种药粉的记录，是否也给到唐时读者同样的内心震撼！
三、他们随身都带着一个革囊
革囊应该是皮质的。在《剑侠传》中有的剑侠都会随身带着一个革囊。而这个革囊不是用做别的，而是用来装人头的。在《扶馀国主》中这样写到“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收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从这一描述来看，虬髯客对此行径乃驾轻就熟也！在唐人笔记中记载的这些传奇故事中，对于畅意杀戮复仇有着特别的视角，人头是用来证实的，心肝多半用来下酒。
不过在《剑侠传》中的出现的革囊，多半需要一个旁证人。从革囊中滚出的物件都需要旁证者的一声惊呼才显得比较正式。否则多少都有些“衣锦夜行”的落寞了。
四、千里半日还
李白诗《侠客行》中曾这样写“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不知道李白是否也曾读过这些唐人传奇，但至少他也应该听过不少有关剑客与剑侠的故事，否则不会在《侠客行》中描述的这样精准。
在《剑侠传》中的剑侠有的不以剑胜，而是以“技”闻名。尤其是长距离的短时间往返。不过怎么看这种长距离的折返，多半与“取物”相关。否则就失去了验证。如果进一步的想象，这种需要人长途奔袭的取物之举，与后世的“隔空取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在唐人的笔下，一杯酒的时间里移形换位更接近幻术。
《剑侠传》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转瞬之间已在千里之外的描述，其实与剑侠善于“潜行”的特质是吻合的。正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的含糊说法。也同样为剑侠的隐秘添加了一层面纱。在《列子》中讲述的御风而行，在《剑侠传》中也只能得到更多的传闻。
五、世间不平事总有人平之
在马迁眼中，对于游侠和刺客是有区别的。侠不会简单的等同于暴力犯罪者。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被归属于刺客一类，而在《游侠列传》中的主要人物只有两个：朱家和郭解。如果对比马迁笔下刺客与游侠之间的不同，刺客更接近个人行文，而朱家和郭解更接近地方豪强。针对这一类社会力量，韩非子深恶痛觉之：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士从理论上破坏法律制度，侠士从行动上违背法律制度。相比之下，对于法家来讲，侠的威胁性更严重一些。
在《剑侠传》中加载的故事里，所谓“剑侠”的身份就更为复杂一些了，例如昆仑奴、僧侠、头陀僧、丁秀才、角巾道士等等，对比专诸、豫让等人与权斗紧密相关的特性，《剑侠传》中的各等角色更多的藏匿在民间，与朝堂之内的联系慢慢来开了距离。这种变化耐人寻味。
《剑侠传》中叙述各色人等行侠的故事中，有关“义”的叙述成份在增加。这一点就好比天下不平之事自有人平之的隐晦说法。只不过是借助剑侠的行事让那些巧取豪夺之人多了一些警惕。
《剑侠传》是一本随意编撰而成的小书。在《剑侠传》中“重刻剑侠象传叙”一文中，对于剑侠这一类群体流传的故事背后有一个总的说明，其文中有一段如此写到：
且夫世道之日趋而日下也，豪暴侵陵，权势相倾轧，机械陷阱之设，积巧密变胜于古，虽以曹沫、聂政、朱家、郭解诸人当之且无济，适亡其躯，旁观者触目心伤，踌躇四顾，相望之曰：有能出入有无，隐显其身于千里外，报仇杀人而毛发不存者乎！盖既已智尽能索，不可奈何矣，而愤懑不平之气必期于少泄，不得已创意出奇，变千古任侠行刺之陈局一新之，既已舒其抑郁无聊，即以图千古人心之大快也。
这一段王世贞的序言中隐隐约约可以见到在《史记》中有关聂政之姐的记录，剑侠们的故事若不是依赖人口相传，何以闻名天下与文字呢？重温一下《史记》中有关聂政之姐的记录，就大概明白，这些刺客与剑侠的故事能流传下来，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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