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轨》

《命运之轨》

1

我家在洪河湾的谷底有一块田地，种水稻，收成不好也种大豆麦子。谷底被分成了很多块，弯弯曲曲，像是被劣质划分的屋顶。一片溪水正穿谷底中央，雨季来临，上游的遭殃，下游的却丰沛无比。地在上游，下完大雨坚实的土地就变得坑坑洼洼。我妈穿着雨衣，拉着我走在路上，去洪河湾扶那些浇死的禾苗。

五姨家的田地在下游，和我家挨着，种的水稻总能吃到适当的水，每年的收成总是很好。我妈不止一次为此抱怨，说非得想办法让河水改道，转身把一口浓痰唾到五姨家的地里。姥姥劝她：河水的流向不由人说，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改不得。

五姨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我不太懂两家之间的关系。反正这种亲戚之间的称呼，除了近一点儿的诸如亲姑亲舅，其他的我一概不熟。村子赶集时遇见，还有过年的串亲戚，其他很少打照面。五姨很瘦，脖子长长的，梳着那种文革时流行的学生头，黑色的发卡隐藏在发梢里。五姨年轻时候有些文化，大概是小升初的水平，在那个年代也算是文化人。五姨笑得很开朗，跟我妈打招呼总是很热情：“姐，去哪儿呢！”

我妈回一句：“在了啊！我去我娘家串下。”

“今年的收成咋样？”

“就那样吧，能揭开锅就行。”

“听说东庄的谁谁谁又跑了？”

“那可不是!”

反正就这些废话，各种各样纠缠不断的琐事，两个娘们家家能吐什么象牙，后一句是我爸的原话。他递给五姨身边的五姨父一根烟，五姨父就赶忙摆手：“不抽，不抽”。并不是什么多近的亲戚，也就无需我出面问候。我躲在在大人的身后，贪婪的看着那些变形金刚之类的小玩具，他们铜墙铁壁的矗立在那里，仿佛没有任何忧愁。五姨父人高高壮壮的，两条粗壮的大手盘在身后，无论冬天夏天，他都很喜欢戴那种湛蓝色的解放帽，使我怀疑他是个秃头;但我又觉得不像，我们这里秃头很多，没一个同他这么遮遮掩掩。

五姨父大概和五姨过的挺好，五姨外出串门身边总有五姨父。五姨父不说话，就干杵在那里，等五姨问家里的水开了没？他就撤走板凳一声不吭的再回去。听大人说五姨是当年学校的一枝花，很多人抢着追，但五姨偏偏看上了五姨父这个老实人。五姨父大办了一场婚礼就把五姨娶了回来，平平淡淡的过了一辈子，跳井砸鸡蛋的事也没传过。

五姨夫脸很肥，皱纹蛮多，他的笑容很干煸，打招呼总是那么一句：“去哪了？”就算别人正在吃饭也会这么说。他不爱热闹，过年上山放炮的大人中我没见过他；他也不爱喝酒，老七家的麻将桌上也从未见过他。

我爸讲这就是老实人的胚子。五姨父的确木纳，他不像我爸整天鬼混，时常来田地上走动。五姨父来地里的时候五姨就停下手中的活，把一根扁担甩给他。五姨夫很壮实，他挑着一桶水健硕的在田里走来走去，那些飘洒的水珠很有节奏的打到泥土里，然后又被他一脚一脚的给埋下去。他的双脚很肥，泥土根本没有回弹上来的余地。干完活如果没事五姨父就蹲在地上，叼一根狗尾巴草，一声不吭的望向远方。我在的时候偶尔也会跟我搭话，从几岁了到上几年级一直这样的重复。我性格随我爸，我说姨父你不去打麻将?

他说，不打，没意思。

“那吃狗尾巴草有意思？”我反问他，完全没有那种辈分之间的束缚。

“这个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好吃啊。”他哈哈大笑，两双息肉跟着嘴巴股子上下跳跃，帽子跟着浮动，像是快要被掀翻的样子。我好奇的问姨父你是秃头？他一愣，想明白后把那帽子摘下，在黄土的反射下，果然是一个圆晃晃的秃瓢。

“秃头，戴帽子遮羞。”五姨父讲。

2

五姨夫那年春天的时候在一处工地干活，泥瓦匠，负责给人家粉墙。老式的三合架子年老失修，一个不稳就从楼板上摔了下来。楼房并不太高，刚起了一层楼，五姨父当场还能站起来。转悠全身就蹭破了点皮，走路有点歪，也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晚上就坐车回家了，都没给我姨说。

可谁也没想第二天五姨夫一睁眼，巴巴的就愣了在那里，两天腿迈不开了，手也麻木的失去了知觉。五姨父拼命的喊人，叫破喉咙的喊，五姨放下菜勺从厨房一脸怒气的过来问他咋还不下炕吃饭？进门一瞅五姨夫已经从床上划拉了下来。叫来邻居靠个车，赶忙就往医院跑。到医院挂骨科拍了个片子，人家说不好弄，得去大医院。于是又火急火燎的跑到省城，主治医生一检查，说是颈椎骨受损，无法恢复，瘫痪了。

五姨一下子就蒙在了地上。

我靠在炕上巴啦着米饭，像是在听一场动人的戏曲。没过几天这件事就传的满村风雨，人尽皆知。五姨夫过了几天从省城的医院被背回来了：一天光不吃不喝的躺在那里都得一两百谁掏的起？

亲戚们闻风开始走动，我妈也去了，带了两斤米。过了很晚我妈才回来，她详细的跟我们描述了五姨父的惨状：瘫在炕上，一动不动，像个傻子。我爸在一旁就着咸菜没有吭声，我妈说完他叹了口气：

“你五姨这下不好过了。”

3

好不好过有钱就好办。五姨被几个婶子点醒，从悲伤中回过神来开始找“理”去。出了这事工地老板赔给她五万，理由是五姨父不是正式的合同工。五万块实在是太少了，瘫痪是一辈子的事，根本养不起。拿了钱五姨本来想告的，但农家人谁又懂得这些，再说打官司就不要钱了？

可没想到打官司的事还没上了台面，那个工地老板就像未卜先知般托人又送来五万。五姨一撑开卷钱的报纸，里面塞了一把亮堂堂的水果刀。送信的也是个狠角色，说让五姨掂量掂量，别傻了吧唧的最后把自己的命也赔进去。乡邻们也劝她，哪个村谁谁谁死了条命才赔了不到十万，你这算是好的了。

“活的咋能给死的比啊!”五姨死死的攥着钱，哭着说。

4

人没死日子就得继续过，从那时起五姨就很少出来走动。我路过她家，望向那低矮的影壁，隐隐约约能听见一丝叫骂声，心里头总感觉里面灰暗无比。五姨农忙的时候还是会来洪河湾，她不种水稻了，改种大豆，水稻太费神。我妈安慰五姨想开一点，人在就有希望。

“啥子希望喔，都成了那熊样。”五姨抹了把眼泪，把大豆苗扔在土里，右脚拌了几点土，鲜嫩的大豆就隐藏在了漆黑的土壤中。大家都劝五姨多去外面逛逛，五姨说：

“我不得给他做饭，不得给他屙屎把尿？”五姨很久都没有梳理自己的样子，头发白了一片，黑色的发卡显眼的出现在其中。

“别操太多心，心里头有个数就行了。”邻居们说。

5

夏天到的时候我上了高中，离开了村子。没考很高的成绩，算是勉强有个学上。再回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村庄变得很小，街道很窄，巷子与巷子之间空旷无比，只有一些野狗在泥路地上悠哒。

我见过几次五姨，她脸上的气色好了起来，有一次我在路上碰见了她，她率先开了口，问我在哪上学？我说南昌。

“好学校，好学校，好好上。”她说完就笑着就走了，我看到她下身穿着浓黑浓黑的丝袜，头烫成了大波浪卷，黑色的发卡没了，可笑的是我都没给她说我上的什么大学。

五姨又有人了，这是坊间的传闻，不管是真是假，流言总是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出现。夜晚掌灯吃饭的妇女们又有了谈资，大家都用那种小心翼翼的口气交谈，彼此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刺激感。夏天农活不太忙，我和我妈去洪河湾撸槐树叶煮大米稀饭。五姨也在，她在河道上洗衣服，我妈跟她打了招呼，让我坐在地下捡槐树叶。她们两个女人在那里唠嗑，五姨突然接了句嘴：“天又变了啊”。天又变了在我们这里是句俚语，我妈赶忙问福生又咋了？

“那老不死的不会说话了。”五姨笑着，用两双手狠狠的搓着那个搓衣板，河水从旁边流过，稀里哗啦的。

“不会说话了？咋接会这样？”

“天晓得嘞！反正就那样成了哑巴。”五姨说。太阳斜照过她的头发，我发现她的发卡成了金色，在溪水的映衬下明晃耀眼。

“姐，你晓得不，人瘫了脾气还大了嘞！都不会动了还想着打我！”

“他打着你了？”

“他敢打我？他能打着我？他叫唤的多了，我一个耳刮子就甩他脸上！”

“都瘫了还跟我硬气。”

“医生说活不过几阵了，难受了两年多，终于该享清福了。”五姨说。我蹲在草地上，弯下脑袋捡地下的槐桑，脑子里不自觉的显现出五姨父的模样：他一个人乏味的躺在床上，旁边的柜子旁放着陶瓷的筷碗，屁股底下是早已泛黄的床垫，几个枕头靠在没有直觉的背后，两双眼呆嗤的望向窗外，那是他仅存的活动器官。我回忆起小学课本上有一篇类似的课文，一个老头子得了绝症，最后被一个好心人用树叶子靠着信念救活了什么的。

“他再敢支吾，我就捅死他！”五姨笑着自言自语说了句，抱起衣服和桶，走了。

6

过年的时候我跟着大人去了次五姨父家。枯死的瓜藤子，生锈的鸡笼，几碟碗筷凸凹的摆放在正门的观音园内，影壁后的场景更加萧条。五姨捧着一个篮子，往里面拦我们，笑着说让小孩子们吃瓜子，吃瓜子。她眼巴巴的把篮子杵到小孩子们的跟前，小孩子低头一看是普通的瓜子就都默不作声，连连摇头。

进了门撩开里头的帘子，几个大人作为代表前去慰问，场面显得异常悲壮，如同哀悼一个将死之人。我也凑了进去，五姨父像根骨头一样放在床上，胡子卷成麻雀窝，米饭棵子凝结成固体。他已经不会说话了，只是握着一个大人的手，“嗷嗷”的叫唤着，眼里泛着泪光。我从大人的缝隙里看到电视里放着昨天重播的春节联欢晚会，老旧的电视机里冯巩出现了，他说出了那标志性的一段：

“我想死你们啦!”

几个小孩子一听着便在那里哈哈大笑，我妈和几个亲戚赶紧拍他们：

“笑啥子笑!”

小孩儿不敢吭声了，呆呆立在原地。“吃瓜子，吃瓜子，大过年的......”五姨出来，像喂小鸡米一样又围在几个小孩身旁，孩子们眼神发怵，躲瘟神一样躲着五姨。我蹭在里屋从大人堆里张望，猛地一晃眼就发现了五姨父：他握着别人的手，眼神却好似在看我，那无望的空洞的眼珠子仿佛一个恶鬼一般。我吓了大跳，匆忙跑出里屋却又回想起还没磕头，回身随便磕了个头就出去了，就点了下膝盖，地上没盖毯子，太脏。

带头的二大爷是最年长的，队伍出来的时候他吸了一口烟：“你说福生这要一下子死了多好，半死不活的多折磨人。”

大家都点头称是，小孩子们抽开裤兜数压岁钱。

后来我再也没有进过那个门。

7

五姨父死的时候我没敢去，我爸去抬棺，听说就剩下一根柴火棍。很多人前去吊孝，走到五姨前大家都说“熬出头了，熬出头了。”五姨眼珠子流着泪，嘴巴带着笑跟着应合：

“熬出头了，熬出头了。”

第二天一早就把人埋了，吹了一把响子，灵魂马扎了两个，家电冰箱洗衣机一个不少。上供的一个小伙子笑着说不给咱福生哥烧个轮椅？

“到阴间就从头来了！就你嘴滑！”住持说，人群跟着一阵哄笑。五姨在家守了几天孝，头七一过就开始走动了。听别人说，过了一年五姨就要和一个北方人结婚。五姨三十几，拉扯了一个女孩才三岁；对方是个工头，离了婚，没孩子，般配。大家都说五姨是个好女人，撑了三年，没改嫁的照顾了一个废物三年，不容易，是个贞洁烈妇。一切都向着好的发展，五姨很少来红河谷，毕竟马上要跟着工头过好日子了。

红河谷还是那个老样子，五姨家的田地也越来越荒芜，昨年埋下的大豆今年已经开成了遍地绿枝。我淌过那里，从岸上扯下一根狗尾巴草叼在嘴上，如同五姨父在的时候那样。

我坐到草地上，看向远方的陡坡，那里有一条马路，是村子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途径。再过几个月，五姨就要从这里离开，远离黄土，过上新的生活。马路上静悄悄的，隐隐约约能听到远处汽车的喇叭声，村子里骡子拉磨的声音和远处汽车发动机轰鸣的声音混为一谈，像是这个世界上绝顶美妙的音乐。风就那样拂过我的脸颊，痒痒的，如同刚出生的蚂蚱在我的面颊上蹦跶。就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美妙，不管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都像是上天原原本本的安排，过程，颠簸，起伏，构成了这花白却又彩墨的人生。它们在该来的时候绽放，在该走的时候截流，最终交掣到一起，吹向远方，如同吹在旷野里的微风。

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