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三年（223）夏四月，刘备病逝，五月，刘禅即皇帝位，改元建兴。
六月，益州郡汉族豪强雍闓，趁蜀国夷陵新败、刘备病逝，以及黄元叛乱的混乱时机，策动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叟王高定，以及益州郡蛮族头领孟获等共同叛乱。
参《华阳国志·蜀志》所云，‘章武三年（223），越巂叟大帅高定元称王，恣睢，遣斯都耆帅李承之杀将军梓潼焦璜，破没郡土。丞相亮遣越巂太守龚禄住安上县，遥领太守。安上去郡八百里，有名而已。’
换言之，此时蜀汉北有曹魏大兵压境、东有孙权在侧威胁，内则南中三郡，已不归蜀汉所属。可谓内忧外患，形势异常严峻。
故又《三国志·邓芝传》载，‘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芝见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
即诸葛亮采取了‘北抗曹魏、东和孙权’之战略，于建兴元年（223）十月，派邓芝与东吴重修于好。
又《三国志·王连传》载，‘时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之，连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
即南中叛乱，实际上起于蜀汉建兴元年（223），并非建兴三年（225）。
实则继夷陵战败后，蜀汉急需休养生息。
但后主刘禅初登大宝，面对叛乱，诸葛亮又不得不表明态度与立场。以震慑叛军，不令其轻举妄动。直至王连恳谏，诸葛亮方顺势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为由，将南征推迟两年。
南中本有四郡，越嶲郡、牂柯郡、益州郡、永昌郡。
然参《华阳国志》（卷四）载，“章武初，郡无太守，值诸郡叛乱，功曹吕凯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六年”，即永昌郡并未参与叛乱。诸葛亮南征，高其义，表曰：“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
虽《三国志·吕凯传》中云，‘闿又降於吴，吴遥署闿为永昌太守。’
然永昌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与蜀隔绝，又吕凯与王伉等闭境拒闿。及诸葛亮南征讨闿，雍闿始终未能进入永昌郡内。
故参《华阳国志》（卷四）所述，‘建兴三年（225）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别遣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
由诸葛亮率西路军主力，由成都至安上，水路进入越嶲郡，讨伐越嶲夷王高定；参《华阳国志》所载，‘亮欲俟定元军众集合，并讨之，军卑水。’如图所示，蜀军途经雷波、美姑、昭觉等县，最后与高定对峙于卑水（昭觉县）。
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为垒守的同时，等待雍闓、孟获等北上增援。
然雍闓等人汇聚后，叛军内部却发生内讧，雍闿及士庶等惨遭定元部曲所杀。可见，诸葛亮集结于卑水地区，按兵不动并非单纯等待叛军集结，一网打尽。
期间，诸葛亮更是对叛军内部采以离间之计……
雍闿此人过于桀慢，参《三国志·吕凯传》载，‘时雍闿等闻先主薨於永安，骄黠滋甚……雍闿尝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
即现在天下有三个正统，我雍闿归附谁不都一样。
由此推之，雍闿欲趁蜀汉虚弱之际，行独立之事。且雍闿是此次叛乱主导者，又杀蜀所署太守正昂，缚张裔于东吴，而东吴又遥署雍闿为永昌太守。换言之，雍闿北上援助越巂高定，或许即是「鸠占鹊巢」。
如此雍闿则名义上占据南中益州、越嶲、永昌三郡。
再与牂柯朱褒联合，未尝不可与北方之蜀汉形成对峙。但想必越巂高定，并不愿意就此「寄人篱下」。
与此同时，诸葛亮于卑水按兵不动，将雍闿、孟获等叛军主力调离益州郡，亦是在为中路李恢提供便利……
李恢本为庲降都督，领交州剌史，驻平夷。参《三国志·李恢传》载，‘恢案道向建宁。’建宁即昆明曲靖，其目的即趁虚而入，并切断雍闿、孟获之退路。
又《李恢传》载，‘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於昆明。’即李恢军由平夷南下益州郡受阻，后李恢以欺诈之计使围守怠缓，而大破之。
如果诸葛亮进军卑水，直接将高定部剿灭，雍闓部或许因畏惧而回守益州郡，李恢部则无法顺利占据曲靖。故而诸葛亮于卑水的集结震慑，实为平南中之战点睛之笔。
雍闿死后，孟获代雍闿为主，率领雍闿遗部迅速回返益州郡。诸葛亮则趁势消灭越嶲郡高定主力，随后向南追击孟获等部。
参诸葛亮于《出师表》中云，‘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但诸葛亮的「渡泸」之路，正史却并未提及。
参考《华阳国志·蜀志》有云，‘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
会无县即会理，而宁州即华宁县（滇池以南）。以此推之，建兴三年（225）五月，诸葛亮由邛都南下、经孙水南下而渡泸水。
且参《吕凯传》载，‘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吕凯、府丞王伉等，执忠绝域，十有余年，雍闿、高定逼其东北，而凯等守义不与交通……”’故雍闿北上之前，必会留兵围困永昌，以防吕凯等人断其后路。
如此一来，诸葛亮应不会选择渡泸水、走堂狼，经涂水南下。而是会与吕凯合兵，甚至是分兵救援永昌。
如此诸葛亮、吕凯、李恢三路大军会对孟获形成合围之势。而孟获以败军之势，又被三路大军围追堵截，焉有不败之理。
所谓‘七擒孟获’，《三国志》并无相关载述。此语出自《汉晋春秋》，其曰：‘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
且《华阳国志》亦有「七虏七赦」之语。
而后裴松之著《三国志注》及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皆将「七擒孟获」载入史书，故多数学者对此深信不疑。
然据《滇元纪略》称：“七擒孟获：一擒于白崖，今赵州定西岭。一擒于邓赊豪猪洞，今邓川州。一擒于佛光寨，今浪穹县巡检司东二里。一擒于治渠山。一擒于爱甸，今顺宁府地。一擒于怒江边，今保山县腾越州之间。一以火攻，擒于山谷，即怒江之蹯蛇谷。”
从上述地点分布来言，几乎覆盖了云南省。
诸葛亮五月渡泸，又《三国志·后主传》载，‘十二月，亮还成都’，即入冬之前已然平定南中，故时间上难以完成。
且所谓七擒七纵，仅具震慑之威，并无安抚之用，仅需在击溃叛军的同时，重用地方势力，保障地方利益，南人自然归心。以蜀汉国力而言，诸葛亮绝不会费时费力、多此一举。
故即使《滇元纪略》所载有误，七擒孟获亦属无稽之谈。
只因中国哲学中有「逢七必变」之理，故而方有「七擒」之说，实不过是虚数而已。而小说中鄂焕、祝融、孟优、木鹿大王等亦是虚构。
而东路军马忠，则由川南僰道经平夷，直逼牂柯且兰。
参《三国志·马忠传》载，‘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乱之后，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即平定叛乱后，马忠即着手于地方安抚。且《李恢传》亦云，‘追奔逐北，南至槃江，东接牂牁，与亮声势相连。’
故马忠亦无需西进滇池与诸葛亮会合。
而参《三国志·费诗传》载，‘建兴三年，随诸葛亮南行，归至汉阳县，降人李鸿来诣亮，亮见鸿，时蒋琬与诗在坐。’且李恢本为庲降都督，常驻平夷县。换言之，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应是经汉阳、过平夷。
论功行赏，做好最终的安抚工作后，回返成都。
从战役规模而言，南中之战只是一场平定偏远地区叛乱的中、小战役，并未有小说中的跌宕起伏。
参战人员仅是诸葛亮、马忠、李恢等人，其他如蒋琬、费诗等丞相府曹掾随行。而如赵云，建兴元年（223），为中护军，职责掌管禁军，宿卫皇室。又如，魏延此时正镇守汉中。而费祎、马谡则留守都城，均未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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