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避免错误地失败
我们见识过很多看起来已经成功的人士最后身败名裂。多少高官锒铛入狱，多少富豪走向破产，多少明星因为各种丑闻黯然坠落，多少学者因为学术造假葬送前程。这是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坏人吗？我想这样的结果，恐怕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有天赋、有毅力、有抱负、有追求的，否则他们也不可能走到事业的峰顶。但是，他们都听从了魔鬼的轻言细语。魔鬼告诉他们：这当然是一般的规则，大多数人是不会违反它的。但我和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我所处的这种情境和大多数人遇到的情境也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违反一下原则是情有可原的，而且，我只做这一次，下不为例。
错就错在“只做一次”。当你考虑“只做一次”的时候，你考虑的是边际成本。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经济学的概念。上过薛兆丰老师的经济学课的朋友也请一起来复习一下。边际成本就是指一个企业多生产一件产品，会增加多少成本。我在本周推荐了克里斯坦森的《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这本书的最初起源是克里斯坦森被诊断出淋巴癌，他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做了一次演讲。克里斯坦森在演讲中告诉学生，该怎样坚持人生的原则。他讲到，如果你只考虑干一件错事的边际成本，那么，你完全能够说服自己，干坏事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但边际成本思维是一种很危险的思维方式，它让你只看到一点，看不到全局，无法正确地评估“只做一次”的行为真正需要付出的代价。
请你换到总成本的思路来考虑问题。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要不要违反规则，不是边际成本能够计算出来的，这是一个生或死、去或留的全局考虑。如果你坚信自己的原则，那就要用100%的力量去坚守。100%的坚持比98%的坚持更容易做得到。如果你从未越界，那么你的道德界墙就足够强大，如果你破例一次，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一而再再而三地破例。
——何帆《品格的进阶5：如何正确地失败》
或许上瘾可以帮助解决空虚的问题
我和米哈里享有的一个共识是，我们都看到了游戏与当代人的刺激需求密切关联的“瘾”。
书中写道：“精神熵暂时消失的感觉，是产生心流的活动会令人上瘾的一大原因……很多棋界天才，包括美国第一任棋王墨菲和最近一任棋王费舍在内，都因太习惯条理分明的棋局世界，毅然弃绝了现实世界的纷扰混乱。任何有乐趣的活动几乎都会上瘾，变成不再是有意识的选择，而是会干扰其他活动……当一个人沉溺于某种有乐趣的活动，不能再顾及其他事时，他就丧失了最终的控制权，失去了决定意识内涵的自由。这么一来，产生心流的活动就有可能导致负面的效果：虽然它还能创造心灵的秩序，提升生活的品质，但由于上瘾，自我便沦为某种特定秩序的俘虏，不愿再去适应生活中的暧昧和模糊……我们必须认清心流有使人上瘾的魔力；我们也应该承认‘世上没有绝对的好’这个事实。如果人类因为火会把东西烧光就禁止用火，我们可能就跟猴子相差无几。”
我比米哈里更为乐观地看待“瘾”。在拙作《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我说过这样的话：“有了瘾就不会空虚了。没有上瘾，不仅仍然有可能陷落到空虚之中，甚至难以与一种行为模式系结到一起。现代人大规模地、义无反顾地陷入‘瘾’当中，是有深刻的原因和功能的。我们实际上面临的很可能是三种选择：空虚无聊、寻找肤浅的刺激因而不能真正摆脱空虚，对某种活动上瘾。或许瘾是帮助现代人解决这一尖端问题的归宿。如是，问题的关键就不是从一般的意义将上瘾看作病症，而是比较和区分各种可以上瘾的活动，择其善者而从之。”
——刘苏里《010 | 郑也夫第五讲：从游戏中获得心流体验》
怎么样做预算才能让你更幸福
明天就是双十一了，这个时候，很多人的购物车里，可能已经堆满了存货，就等着到点开抢了。我建议先别着急，听完我们今天的这篇内容，学一下怎么更好地做预算，不但省钱，还能让自己更开心，也不用因为冲动型消费后半个月“吃土”了。
今天我给你介绍《今日心理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怎么样做预算才能让你更幸福》，How to Budget for More Happiness。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做预算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少花钱，而是要精明地花钱。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缇齐克·戴维斯，他是一位专门研究幸福感的专家，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要告诉大家，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
| 四种消费类型
乔治亚大学的马克·格伦博士，把消费分为了四种类型：固定支出、可变支出、欲望型支出和需求型支出，英文分别是fixed expenses， variable expenses， wants expenses， needs expenses。
固定支出（fixed expenses）指的是我们必须的生活开销，每个月、每年都要花的钱，比如房租、电话费。
可变支出（variable expenses）指的是预料之外的突然消费，比如朋友结婚你给的份子钱、停车停错了地方吃的罚单。
我们想要快乐，首先得满足基本的需求，比如说房租、食物，你吃不饱穿不暖，还没地方住，肯定快乐不起来呀。而可变型支出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也有影响，比如，你突然车坏了、要拔牙，或者生了场大病，这些事儿都要掏钱，也都不便宜。如果你是月光，一下子拿不出一大笔钱，那你就得焦虑了。
另外两类：
欲望型支出（wants expenses），是指我们为了自身享乐而花的钱，看电影、喝咖啡之类。
需求型支出（needs expenses），指的是人们满足自身必要需求的花费，比如买房、教育等，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这四种支出类型是可以互相组合起来的。比如：
固定需求型支出——你有车，每年必须要花油钱和养车钱。
可变需求型支出——你突然得了个病，意料之外，但是要花一大笔钱。
固定欲望型支出——你习惯每天去喝杯星巴克的拿铁咖啡，那就是每天36块钱。
可变欲望型支出——你出去旅游的冲动消费之类。
作者的意见是，对于固定支出，不管是欲望型的还是需求型的，都要尽量削减，而且削减得越多越好。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会降低生活质量啊！
还记得咱们今天的关键词hedonic treadmill（享乐适应症）吗？
作者说，有人愿意承受高额贷款，只是为了住在一个特别大的房子里，或者说花很多钱，分期去买辆好车，生活品质是提高了，这属于需求型固定支出，但是我们很快就习惯了，其实没办法给我们带来每天的快乐，但如果你为了买个大房子，导致上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增加了很多，其实生活质量是降低了的，反而会让你变得越来越不开心，甚至你可能为此背负了很重的贷款，想到这些就让你焦虑而不是快乐。这样的支出能省就省了吧。
而类似于每天叫外卖，天天喝咖啡这种欲望型固定支出，一旦成为习惯，也不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度，但是支出是在那儿的，那这个花费也是应该砍掉的。
作者说，享乐适应症也是可以反过来利用的，等你习惯了不叫外卖的状态，也不会有多难受的。那针对每种消费支出，我们有什么具体的省钱窍门吗？
| 怎么省钱更幸福
首先是固定需求型支出。房子的租金总不能省吧？作者说其实是可以省的。
她拿自己举例，从2015年开始，作者就没付过房租了，她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房子，挂在airbnb上出租，这些来短租的租客，交的钱就足够抵房租了。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作者总共省出了21,000美金，差不多有14万人民币，也算一个不小的数目了。当然因为作者没成家，也没孩子，所以相对自由一些，但是这种思路是可以借鉴的，看起来好像省不出来的这种固定支出，换个方式居然也能减少，甚至完全省下来。
第二种是固定欲望型支出。咱们前面讲过，这种支出可以完全节省下来，习惯了也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每天省下30多块钱的咖啡，一年那也是上万块钱了。那你可能会说，但我就是想喝，戒不掉啊。作者还是拿自己举例，她原来很喜欢喝店里卖的果汁，后来她发现，如果买了浓缩果汁，自己兑点水呢，味道也是差不多的，但是浓缩果汁便宜啊，于是她就改为买浓缩果汁兑水，每年就省了400美金。如果你天天习惯喝咖啡，那么可以试着从拿铁换到美式，也便宜了十块钱，从长期来看，省得还不少。
而对可变需求型支出，应对的办法是买保险，一些商业上的健康保险，开车的车辆和人身保险，这都是不应该省的，看着是小钱，但万一出什么事儿，有跟没有差别可就大了。
美国人都是要买健康保险的，不买根本就看不起病，千万不要存在什么侥幸心理。而且作者说，有保险的生活会让你觉得更加安全，也会提高你的精神健康和愉悦度。
问题来了，我省下这么多钱，怎么花才能让自己更幸福呢？
作者说，钱应该花在可变欲望型支出上，这会大大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而且，通常这样的支出比那些固定型的支出要便宜得多。出去旅游、度假，就像咱们之前说过的，花钱买体验会让你更开心、更幸福。
这篇文章说，还可以给朋友、家人买礼物，可能确实没花多少钱，但是不只是你，周围人的幸福感都提高了，这才是真正聪明的花钱方式。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四种支出的类型，固定型支出、可变型支出、欲望型支出和需求型支出。所有固定型的支出，都要尽可能地压缩，而可变需求型的支出可以用保险来未雨绸缪，增加安全感。在可变欲望型支出上，是值得我们花钱的，因为能提高我们的快乐和幸福感。总之，做预算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少花钱，而是要精明地花钱。
——马徐骏《今日心理学》：提升幸福感的消费攻略
为什么现代文明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
就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如何？会不会像过去40年那样，保持持续的增长？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回答了，需要高远的视野。
首先我们来看事实。中国是1991年才有股票指数，过去这二十几年里，股市的总体表现几乎和美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中国股市的上涨速度要快一些。中国的股指在过去25年涨了15倍，年化回报率12%。这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经济增长。
那好，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特例呢，还是跟美国一样，踏进了一个增长的总趋势？
如果是前者，那经济增长是不是可持续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是后者，那美国过去200年的持续增长，也可能就是中国的未来。
李录先生说，这个问题可以放到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里面去看。到现在为止，人类文明可以基本上分成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狩猎采集文明，这叫人类文明1.0版本。
第二阶段，是近一万年的农耕文明，是人类文明2.0版本。
直到200多年前，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后，才踏入了人类文明的3.0版本。
进入3.0文明之后，才有了经济持续增长这个现象。此前，如果风调雨顺，经济也增长；但是一场饥荒、一场战乱、一场瘟疫，经济增长也就结束了。
但是3.0文明不同。进入3.0文明的国家，哪怕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空前浩劫，都没有能够阻挡经济增长的趋势。这是为啥呢？
李录先生说，他对这个问题想了30年，得出的答案是：因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加上现代科技。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
李录先生把自由市场经济的效果描述为一个公式，叫1+1>4。什么意思？
首先是1+1>2，这个好理解。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当社会分工之后，两个个体进行自由交换创造的价值，比他们分头创造的要多，这叫1+1>2。
那1+1>4是啥呢？因为在自由交换中，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还有一个维度，就是知识的交换。知识交换和商品交换不同，你我互相讨论一件事情，你获得了我的想法，我获得了你的想法，我们各自的想法不仅没有丢失，而且还会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
你看，知识交流，你有一个，我有一个，是1+1；但是在交流过程中，变成了你有两个，我有两个，是2+2；而且还有新的增量，这可不就是1+1>4嘛。
200年来，经济持续、可积累、长期复利性的增长，最重要的机理在这里。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中国这4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意义就不一样了。这不是某个特定政策的结果，不仅是制度的变化，这是一次文明形态的变化。
中国从1840年开始，遭受文明3.0的冲击，中间尝试过几次不同的道路。但是最终，中国在40年前，进入了现代科技加上自由市场经济这个正确的轨道。
——罗辑思维《第382期｜中国适合做价值投资吗？》
良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戴蒙德的论点是，历史学、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都表明，从根本上来说，复杂制度的形成，首先要依赖于人口稠密而且稳定的社会。形成复杂制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农业，第二个根本原因是人口稠密的稳定社会，这个社会有能力存储余粮。有了余粮之后，就可以用来养活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而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从事粮食生产。于是，国王、银行家、商人、发明家、学生和教授才有出现和存在的可能。
也就是说，农业是复杂制度能够发展，并形成良好制度的终极原因。
现在，问题变成了：为什么农业没有在世界各地都发展起来，让世界各地各个国家都形成复杂制度，并进一步演化出好制度呢？为什么尼日利亚不像挪威那样能发展高效的农业，并建立良好的制度呢？
答案是，农业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农业发展的一个必需条件，是这个地区要有可驯化、可改良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物种。但是野生动植物物种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本身就是不均匀的。有一些物种不可驯化，比如橡树和熊。可以驯化和改良，为人类所用的物种并不那么多，包括小麦、稻米、玉米、豆类、马铃薯、苹果、奶牛、绵羊、山羊、马、猪、狗等。这些可驯化的物种集中分布在世界上不多的几个地方。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里也有过论述。
人类历史上，大约九个地方独立出现了农业，然后，农业从这些局部区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开来。这九个地方包括中东的新月沃地、中国、墨西哥、法国和德国等。
历史学家发现，市场经济、国王、税收、文字、金属工具等等，这些发明和成就都在这九个农业区域和它们附近完成。结果就是，九个农业原发地区以及不久后从农业原发地迅速蔓延开来的其他地区，比如意大利和荷兰，就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具备了向复杂制度发展的先发优势。
戴蒙德说，考虑到这些原因，“不能简单地说，古代罗马人比古代赞比亚人更聪明；而应该说，古代罗马人的运气远比古代赞比亚人好得多，因为种类繁多的可驯化、可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以及已经驯化和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更早地传播到了古罗马。”
以荷兰和赞比亚为例，荷兰农业的历史是7500年，赞比亚农业的历史是2000年。荷兰拥有文字的历史是2000年，赞比亚拥有文字的历史是130年。荷兰拥有独立政府的历史是500年，赞比亚拥有独立政府的历史是40年。悠久的农业历史，以及在农业发展的支持下，产生的复杂制度，是今天荷兰远比赞比亚富裕的原因。
即使考虑到其他变量，拥有悠久农业历史，以及得益于农业发展而形成了悠久政府历史的国家，人均收入仍然高于那些农业和政府历史都比较短的国家。国家之间平均收入差异的50%可以归结为农业历史的长短。
——李翔知识内参《制度的作用有多大》
专家：人们对城市的认知错误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发表过很多关于城市化的文章。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陆铭回答了一些人们对于城市的认知错误。
比如说城市拥堵问题，陆铭就认为和城市的规划有很大关系。当城市以工业为主的时候，因为GDP大量来自布局在郊区的工业，这时候人们住的离城市中心比较远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们离上班的地方很近。但是现在中国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上海、北京），越来越以服务业为主，大量服务业岗位在市中心，不在郊区。现在城市一出现拥堵问题，政府就让人往外搬，而就业机会往城市中心集中，这就导致了更严重的‘职住分离’和城市拥堵”。
陆铭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观念上把城市当成生产中心，其实现代化的城市是一个消费中心，特别是服务消费中心——尤其当城市引领一个国家的后工业化经济的时候。作为服务消费中心的城市，一定需要人和人之间见面，这需要城市变得紧凑，但现在一些城市在搞人口疏散。越疏散，对城市提高服务效率、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越不利。”
另一方面，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需要创意和创新，也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进行知识的交流，进行思维的碰撞，这跟不见面的沟通是不一样的。陆铭说：“中国越是要参与国际竞争，一线城市越要充分提供给大家便利交流的场所和途径，减少人和人之间见面成本和时间距离。”
——李翔知识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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