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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认为,周之亡,亡于威烈王,这是他见识之短

司马光认为,周之亡,亡于威烈王,这是他见识之短

作者: 王玄陵小文库 | 来源:发表于2022-02-19 17:50 被阅读0次

    《王玄陵<资治通鉴>初读初论》周纪01

    周代政治之失,论者以为在血亲之疏,实为以表为里,想当然耳。
    试想,自文王受命、武王践祚以来,周室传30世37王,华夏之族以周为共主近八百年,这岂是一句“血缘疏,故诸侯相征伐”可以解释的?
    以今之血缘常识见,四代之内尚可称为亲,五代之上虽同族而不亲矣,此民间所谓“五服之外”也。这种血缘亲疏认识,虽历数千年实未经大变。上至春秋之世,父子相戗,已是屡见不鲜。成王之世,尚有管蔡之乱、周公之谤,凭这点血缘之亲主宰天下八百年无异于痴人说梦。
    司马温公对此的见识更上一层,而其见解之由来实出孔门,为春秋以降儒家士大夫之共识。
    八百年政权,为世界政治史上伟大奇迹,故三代以降,历代统治者皆崇尚三代之政治,并以之为师,然终究画虎不成反类犬,三代之盛不复见于中国,三代之政治亦成了后世智者不解之谜。
    对此,儒家提出了他们的解释。以彼之见,周室八百年天下共主,一言以蔽之,礼也!
    何为礼?用现在的话讲,礼是国家的形式、制度、规则、秩序。用司马光的话说,礼者,纪纲是也。这个词,后来也经常被写作纲纪,简单说就是等级制度,这是华夏文明的文化产物。传统文化讲易学,易者变也,国家形成纲纪,纲纪形成秩序,秩序规范百姓人民(此百姓非今日之百姓),层层嬗递,则天命不易。
    总而言之,以一切手段,维持这种嬗递关系的不变,就是所谓的“周礼”,周礼是手段,不易才是结果。故司马温公言,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翻译过来就是提纲挈领,维护等级制度,从而保证秩序,此所谓“王道”也。这种认识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是华夏传统文化在古代政治方面的一种映射。
    以此为据,司马光认为,周政之失罪在威烈王,具体来说便是三家分晋,故《通鉴》以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始,以其为周政之转折也。然窃以为,此亦以表论里之见也。
    何为周政之里也?
    武王之取天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1],此周政之写实也。白旄象道德仁义,黄钺象兵刑征伐,一文一武,以正纲纪,以安天下。文者周礼也,武者征伐也,此天下之名器,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为周礼也。
    然所谓政治者,本就是智慧与矛盾的产物。人之性私也,尚自由,故无人愿受等级制度之桎梏。但个人的力量又是微弱的,而等级制度则是秩序的保障,在秩序的庇护之下,作为个人才能免受很多祸患。所以,原始的政治本来就是以个人在本性上退让、牺牲一定的个人利益为代价以保全整体利益的产物,而退让的本身是为了得到,只有退让和得到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当前的这种政治形态和政权才能处于一种良性的状态。
    所以,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都是所谓的德政、圣人之政,道德最盛之人为圣人、为天子,老百姓求圣人、盼圣人,以求能够维护他们所需的这种退与得之间的平衡。故武王克殷之后,纵马放牛,“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以求百姓心安也。
    在圣人之政的体系当中,最不可控的变量因素就是天子之德。所以,周政将王道也纳入了周礼之中,为天子做出了行为和道德规范,只要天子克制自己的私心,按照周礼当中的天子之道行事,以周礼为基础的周政就会持续良性的运转下去,这可以说是近代西方君主立宪制完美化的鼻祖。
    政治本身就是矛盾的产物,人性的自利是无法克服的变量,所以世界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政治制度,好的政治制度只是对人性尽可能的适应和利用而已。对于周政来说,先圣之制礼可以说是极尽可能的尽了人事,剩下的只能是听天命。如果后世遇到了庸君,在这套制度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周政还能很好的运转下去。但如果遇到了暴君,超出了制度本身能承载的范围,极大地打破了百姓的得失平衡,那么这套制度只能宣布破产,这个政权也就只能结束,天命也就易主了。用司马光的话说,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
    所以,周昭王之时,天子失德,而王道微缺,至穆王重修国政而王道复宁。其后穆王不以礼而征犬戎,自此荒服者不至。这些都是在周政的承受范围之内的变量,至周幽王则成了一个巨大到制度本身不可承受的变量,天怒人怨,终至王纲缺失,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
    此一番波折,周祀之所以不绝,因为纲纪虽缺但仍存,周礼尚在发挥其自我修复作用,只是因为周幽王这个天子变量极大的超出了制度的承载力,才酿成此巨祸。然自此以后,周室威信扫地,周政的纲纪被撕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以至周礼近乎完美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没有办法完全弥补。
    平王东迁洛邑,自此周室再没出现过一位圣君,所以周政纲纪的口子变得越来越大,绝祀灭亡已是注定之事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刨除鬼神的因素来看,戎是在德政的背景之下保全祀的最后手段,所以,礼乐征伐只能是自天子出。当作为最后手段的征伐也自诸侯出了,那么周政的纲纪也就失去了最后的保障。
    自襄王十三年郑伐滑,至三家分晋,诸侯交征而天子不能制,周室的灭亡从事实上来说已成定局。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之后,威烈王不但不能讨伐,反而还承认了他们诸侯的地位,使“先王之礼于斯尽矣”。这话本身似乎并不能算错,周室对三家分晋的默许,从形式上来说,确实标志着周礼的崩溃,但司马光认为威烈王对周礼的崩溃负有重要的责任并对其大家鞭挞,却是其见识之短。
    周室东迁之后,我们借用一句电视剧《天道》中的一句话:“品性这东西,今天缺个角,明天裂道缝,也就离塌陷不远了”,周礼实际上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位圣明天子的出现,这种裂痕单凭周礼本身是没有办法自愈的,塌陷也是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至三家分晋之时,从实质上来说,周礼的崩塌已经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事实。只不过周政尚存,王道礼乐就如诸侯手中的汉献帝,先王之政已不亡而亡,不管威烈王承不承认都是如此。
    司马光认为,就算是周室没有能力讨伐三晋,但只要不在名义上承认三晋,“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此读书人的想当然耳。曹操倒是奉天子以讨不臣,试问东汉避免灭亡了吗?礼乐征伐,王道也,正王道者,必天子也,岂有以诸侯正王道之理哉?
    纲纪已崩,纵有桓、文之君起而讨之,岂为周室乎,成诸侯之大耳。

    [1]见《周本纪》
    [2]见《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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