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条（《启问道通书》之六）原文节录：
来书云：...正学不明已久，且不须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点化人。...朱、陆虽不辨，彼自能觉得。又尝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辄为动气。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遗后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工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若明道则无此矣。观其与吴涉（师）礼论介甫之学云：“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
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也。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譥惕修省进德之地矣。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师又可恶乎？
所谓朱陆之辩主要是指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之间关于心与理的学术论争，最著名的一次正面交锋是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由吕祖谦发起，意在调和朱陆之间的学术分歧。
四人最显著的共同点是都有志于弘扬儒学，热衷于研学、讲学，在政治上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四人都以学问显名于世，是真正有学问的人。
朱熹年龄最长出生于1130年，1148年春进京科考，勅赐同进士出身，1153年至1157年做了四年的县衙主簿，其后从事著述和教育，直到1178年才重新入仕。
陆九龄生于1132年，1169年进士，不曾入仕途。陆九渊年龄最小，1139年出生，1172年参加礼部省试，当时的考官吕祖谦对他非常赏识，吕祖谦丁忧离职，临行前力荐陆九渊。陆九渊高中进士后，不为主和派所容，当年即回乡开坛讲学。陆氏的八世祖是唐末宰相陆希声，九代人一直居住在江西金溪的祖宅中，为当地宗族大家，家学深厚，到了陆九渊父亲这一代虽家道中落，但仍有盛名。
吕祖谦1137年生人，1163年进士及第，一直在朝廷编修、秘书、考官等岗位上奔走。吕祖谦是婺学的创始人，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
1175年，吕祖谦守父丧期满，前往福建访问朱熹，共同研讨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理学，并一同编撰了《近思录》一书。吕祖谦的婺学与朱熹理学更为接近，他与二陆又是好友，且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他于是邀请朱熹、二陆一起到江西信州鹅湖寺进行学术研讨，史称“鹅湖之会”。
陆九渊重“尊德性”，朱熹重“道问学”。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认为理是客体，心是主体，先穷事理，才能明心见性，重视教育，灌输圣人的学问，就是由外而内，强调育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说过，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陆九渊的看法有点类似，他认为，朱熹的教育方法过于支离破碎，“吾心即是宇宙”，治学关键在于不断充实扩充本心，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做人在于自己，不学知识也可以成就德性，他举例说，尧舜之前哪有什么圣贤之书，尧舜却成了圣人。
鹅湖之会并没能消除双方的分歧，陆九渊年轻气盛，即兴赋诗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双方有点不欢而散的感觉。但毕竟双方都是大儒，分歧在学术，而不在交情，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太多沟壑，更没有相互拒人于千里之外。后来，朱熹邀请陆九渊到自己的白洞书院讲学，陆九渊欣然前往。
周道通在评论朱陆之辩的是非时说，没有必要一定要在两者之间站队，只要遵循王阳明“立志”的教诲，自然能够致良知，这样治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也没有必要因为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存在分歧，后学之人就相互置喙指责。
周道通说，朱陆当时不免也犯了意气用事的毛病，不如程颢先生气象从容。程颢曾经是王安石（介甫）改革的积极参与者，后来两人分道扬镳，原因就在于王安石为了迎合君主急于兴利而重术轻道，而程颢始终不忘“格君心之非”，以实现孔孟的政治理想。但程颢并没有像司马光那样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他对吴师礼说：“请您把我的观点告诉介甫，即使对他没什么帮助，对我自己一定是有益的。”事实上，二程理学走向成熟正是部分得益于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思上。
王阳明非常赞同周道通的看法，他指出，不要纠缠于朱陆之间的是非，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整日图口舌之利，甚至毁谤他人，这其实是自毁形象，不如自己砥砺实践，躬身而行。那些批评心学的人，如果能从中受益，那有什么不好呢？王阳明说，别人的批评只能使我更加警惕，不断反省自己，从而使自己的德性更加充盈，古人曾说：“攻吾之短者是吾师。”这句话或指《荀子·修身》所云：“故非我而学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王阳明常有意引前贤良言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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