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管子·版法解》说：“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
老子反对战争，认为天下不可以兵强取之。如果非要战争，则不得已而为之。老子同时认为，兵器是不祥之物，一般人都是讨厌这个东西的，有道的人更是不愿意看见它。
君子平时居处，以左为上，而打仗时却是以右为上。兵器这个东西既然是不祥之器，就不是君子该用的东西，如果不得已使用了它，还是要淡然处之。打胜仗并不是什么美事，如果觉得打胜仗是美事，那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天下人是不会喜欢他们的，他们也就成不了大事。
喜事以左为上，丧事以右为上。偏将军居于左边，而上将军居于右边，这是说打仗应当以丧礼处置。打仗是要死很多人的，因此要追悼死者；打了胜仗，也要按照丧礼来办。
这是老子关于兵器、战争的进一步观点。按照管子的说法，君子做的是生长之事，所以君子居则贵左，吉事也尚左；战争是收藏之事，因此以右为上。
《管子·版法解》讲到“文事在左，武事在右”，本章讲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其实，中国关于“左”和“右”谁为上谁为下的问题，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辞海》关于“左”这个方面的意思的解释是，古礼居右而客居左，因以左为尊位之称。《礼仪·乡射礼》：“左玄酒。”郑玄注：“设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也。”“北面”，是面向北方的意思。但古时亦尚右，而以左为下，《史记·汉文帝纪》：“右贤左戚。”裴骃集解引韦昭注：“右犹高，左犹下也。”而关于“右”的解释，说古时尚右，故以把较高地位，如“无出其右者”。两个解释不矛盾。
周朝礼制规定，天子南面而坐，诸侯朝天子，同姓的从西面而上，异姓则从东面而上，因此是以右为尊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传统习惯等因素，不同地域尚左、尚右没有统一的规则，如《史记·信陵君窃符救赵》记载，魏公子自迎夷门侯生，“从车骑，虚左”，而《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又记载，赵王以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在先秦文献中较明确谈到尚左、尚右观念的，即是本章，即在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以左为尊，以右为卑；而在丧事、军事活动中，则以右为尊，以左为卑。座席及车骑（兵车除外），主居右，客居左，主人乘车迎接客人，空出左边的座位，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先秦时，尚左的观念流行于秦、楚地，而在燕、赵等地则以右为尊，以左为卑。秦汉时期，人们的尚左、尚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尚左观念显著衰落，尚右观念普遍流行，如富贵者居于闾右、贫贱者居于闾左，后来，闾左称指贫民百姓，闾右称指世族大家。秦设左丞相、右丞相，以右丞相为上。从东汉至隋唐、两宋，又逐渐形成了左尊右卑的制度，但也有变化，如被降职、远调，称“左迁”。元朝以右为尊，明以左为尊，而清承明制，也是以左为大。（李斌，《古代“左右”与尊卑关系考据》，百度文库）
也有人从车、军队、阴阳、住房、官职、物品放置、宫室、宗庙及陵墓等方面考证后认为，古人以左为尊，符合古人当时的思想观念。比如，古代的宗庙的次序是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在左，称为“昭”；三世、五世、七世在右，称为“穆”，即父在左，子在右，左尊而右卑。我国现存的古典文献中有大量的以左为尊的例子。如《礼记·曲礼》孔颖达疏：“车上贵左。”《礼记·祭义》郑玄注：“周尚左也。”但也存在尊右左卑的情况，如《尚书·比命》记载：“四夷左衽，罔不咸赖。”古代中原华夏人衣襟尚右，少数民族衣襟尚左，“左衽”带有卑下之意。（牛红玲，《谈古代社会的左右尊卑文化现象》，百度文库）
而在《论语》中，也有关于“左”和“右”的记载。一是孔子在评论管仲时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被狄人占领变成狄族了。如上所说，中原人在服装方面是尚右的，而狄人是尚左的。二是“乡人傩，（子）朝服而立于阼阶。”（《论语·乡党》）阼（zuò），东面的台阶，即左阶。乡里人举行迎神驱鬼的仪式时，孔子总是穿着朝服站在庙东边的台阶上。孔子为什么“朝服而立于阼阶”？孔安国注《论语》认为：“傩驱逐疫鬼，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阶。”这与昭穆制度是相符合的。傩是一种迎神驱鬼的仪式，在现在的湖南、贵州等地区还有遗留。《周礼·夏官》记载说：“方相士，狂夫四人。方相士。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枢，及墓，入扩，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魑魅）。”《诗经·卫风·竹竿》中也有“巧笑之瑳，佩玉之傩”的诗句。
而关于“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晋楚邲之战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鲁宣公十二年，晋国和楚国发生了邲之战，楚军大胜，楚国大臣潘党建议收集晋军的尸体建筑“京观”以纪念胜利，楚庄王拒绝了。
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左传·宣公十二年》）
潘党说：“我王何不建筑起军营显示武功，收集晋国人的尸首建立一个大坟堆?臣听说战胜了敌人一定要有纪念物给子孙看，表示不忘记武功。”楚庄王说：“这你就不懂了。说到文字，‘止’‘戈’二字合起来是个‘武’字。武王战胜商朝，作《周颂》说：‘收拾干戈，包藏弓箭。我追求那美德，陈于这《夏》乐之中，此时我让两国士兵暴露尸骨，这是强暴了；显耀武力以使诸侯畏惧，战争不能消灭了；强暴而不消灭战争，哪里能够保持强大？还有晋国存在，如何能够巩固功业？所违背百姓的愿望还很多，百姓如何能够安定？没有德行而勉强和诸侯相争，用什么调和大众？乘别人之危作为自己的利益，趁人之乱作为自己的安定，如何能丰富财物？武功具有七种美德，我对晋国用兵却没有一项美德，用什么来昭示子孙后代？还是为楚国的先君修建宗庙，把成功的事祭告先君罢了。用武不是我追求的功业。古代圣明的君王征伐对上不恭敬的国家，抓住它的罪魁祸首杀掉埋葬，作为一次大杀戮，这样才有了京观以惩戒罪恶。这次并不能明确指出晋国的罪恶在哪里，士卒都尽忠为执行国君的命令而死，又难道能建造京观来惩戒吗？”楚庄王说完，就在黄河边上祭祀了河神，修建了先君的神庙，报告战争胜利，然后回国。
这次战役，是郑国的石制把楚国军队引进来的，企图分割郑国，并且立公子鱼臣为国君。后来，郑国人杀死了鱼臣和石制。君子评论说：“史佚所谓毋怙乱者，谓是类也。《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夫。”史佚所谓“不要依仗动乱”，说的就是这一类人。《诗》说：‘动乱离散是那么厉害，有哪里可以归宿？’这是归罪于靠动乱来谋私利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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