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的诸葛亮殿前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自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辅佐蜀汉后主刘禅，主管军国大政。刘禅恪守父亲遗言，将蜀汉军政事务，无论大小都交给丞相诸葛亮裁决。诸葛亮对刘禅，也恪守他对刘备的承诺，确实做到“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因此，蜀国得到大治。
益州之士思明君
刘备入蜀之前，该地由刘璋辖制。刘璋，字季玉，袭其父刘焉位而为益州牧。《三国志》说他“明断少”，“才非人雄，而居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诸葛亮隆中对策即指出“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人才俊杰，他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法正等皆策划迎接刘备入蜀，正如诸葛亮隆中对所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刘备夺取益州之后，对刘璋的旧部安排深得人心。《三国志》记载：“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这就是说，过去无论是刘璋重用的人、亲近的人、被排斥的人，还是他所忌恨的人，刘备皆委以重任，人尽其才，有能力的人都受到鼓舞。这不仅缓和刘璋时期不能解决的矛盾，也使刘备在益州的根基更加牢固。
诸葛亮
任用当地人才
诸葛亮执政后，对益州当地人才着意加以擢用。《三国志‧杜微传》记载：“建兴二年（224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
秦宓字子敕，是广汉绵竹（今四川德阳北）人，比较有才学，善于口辩。杜微是一个年老耳聋的人，刘备定蜀以后，他闭门不出。诸葛亮执政后，任命杜微为益州主簿，杜微推辞，诸葛亮便派遣车辆去迎接杜微。二人见面后，诸葛亮连写两篇文章劝说杜微，希望杜微能够辅佐后主，因他年老耳聋，诸葛亮最后任命杜微为谏议大夫。
据《华阳国志》记载，刘备入蜀以后，比较重视荆楚故旧人马。但是，诸葛亮看到蜀汉政权要在益州站稳脚跟，必须选拔当地人才。
从《蜀志》各传的记载来看，益州当地人才如张裔、杨洪、马忠、王平、句扶、张翼、张嶷、李恢等都做到重要的职位，只是比丞相、大将军低一点而已，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蜀汉以益州一隅之地，能与曹魏相抗衡，其善于用人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以来，益州本地人才在政治上一直受歧视，诸葛亮诚意任用他们，他们自然乐于拥护诸葛亮。因此，诸葛亮连年北伐，向益州征兵要粮，未见有本地豪族反对，在军事前线，还得到他们的积极参加。
审势施政 德刑相济
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副对联，悬挂在诸葛亮殿堂前正中，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赵藩所书。联文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对治理蜀国过失的经验总结。
刘璋时代，对益州地方豪强无法控制，只好宽容放纵。诸葛亮认为，国家要治理好，首先必须依靠仁德感化和教育，同时辅以“定法度和明赏罚”。他在《治国》一文中说：“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
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指出刘璋治理蜀地的缺点提到，益州历经刘焉、刘璋两代统治，刘璋生性暗弱，法令松弛，只做表面文章，做官的相互吹捧，不施德政，在百姓心目中也没有威严。益州豪强才敢于胡作非为，君臣之道才日渐陵替。所以必须法令严明，有善必赏，有恶必罚，荣恩并济，上下有节。
诸葛亮法令严明的政策，不仅限制了豪强，更能鼓励豪强，因此，蜀地在政治上呈现高度清明。
为了整顿吏治，纠正官场的腐败现象，诸葛亮命李严、法正、刘巴、伊籍等人，订出《蜀科》；并亲自制定检察官吏的守则。据《魏氏春秋》记载：“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
他在《教令》一文中明确表示：“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这就是说，治理国家先实施仁政教化，公布法律条文，让百官和百姓知道进退，明白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然后，才对触犯律令进行处罚，最终做到“不令而制”，“王道平平”，让人心服口服。
诸葛亮诛刘封、杀彭羕、斩马谡、黜寒敏、罢廖立，废李严等，不避皇亲国戚、亲随故旧、托孤重臣。而这些被处罚的人，其罪行或过失，都是言之凿凿，铁证如山。
如长水校尉廖立曾被诸葛亮视为能与庞统相提并论的“良才”，但后来，他因争名夺利和抽刀杀人，被流放汶山。可是，当廖立听到诸葛亮的死讯时，却难过得痛哭起来。
又如李严，他身为蜀汉重臣，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大臣，后改名李平，字正方。建兴九年（231年）春，诸葛亮发兵汉中，令李平督运粮草，时值淫雨，运粮误期，他写信要诸葛亮退兵，兵既退，他又怕承担责任，耍两面派手法，被诸葛亮当面揭穿，李平理屈词穷。为正军法，被贬庶民，流放梓潼郡。
罢黜李平之后，诸葛亮给时任中郎将参军的李平之子李丰写信，要他劝慰父亲，自省前过，只要一心为国仍有出路。建兴十二年，闻亮卒，李平知不可复出，忧愤而死。
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评价说：“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以身作则 道德典范
诸葛亮治蜀的成就与他能够以身作则也有关系。诸葛亮的道德品质与诸葛亮的智慧同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诸葛亮无论大小事都亲力亲为，据《魏氏春秋》记载：“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襄阳记》记载，诸葛亮的主簿杨颙表示，诸葛亮亲自校对簿书，热得终日流汗不止。
诸葛亮的家风自诸葛丰开始，就以“特立刚直”著名，诸葛亮自己也是一个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尚之士。
颐和园长廊彩绘“诸葛亮大破魏兵”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统兵十万，进行第五次北伐。临行前，他向后主刘禅递上了一道奏表：“亮自表后主曰：‘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的全部家产是薄田十五顷，其中包括种有八百棵桑树的桑田。按汉代一顷为一百亩计（每亩折合今亩为0.69亩），诸葛亮就拥有相当于今天一千多亩田产。
据《晋书食货志》记载，西晋初年对官员的占田数量有明文规定：“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由此可见，诸葛亮虽然官居一品，位极人臣，他的田产仅与八品小吏的占田数相当。
在诸葛亮看来，靠这些薄田桑树，家人勤力，足够子孙衣食；他本人在外率军作战，平日随身衣食都靠官俸开支，不会存非分之想和非分之欲。
诸葛亮申明，他在外任上“无别调度”，即没有利用带兵在外的“职务之便”巧立名目，另外征调收取财物，没有让公家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此外，他平生“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即从不另外私下经营产业，来增加一丝一毫的家庭私产，而且“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也就是说，他不让家中有多余的布帛，家外有多余的财产，哪怕是寸土寸金也不积聚。《资治通鉴鉴魏纪》说：“卒如其所言。”
诸葛亮作风公正，不受谄谀，虚心纳谏，“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诸葛亮临殁遗表、遗嘱使人读后不禁肃然起敬：“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土塚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治比刘璋时代大有起色，也比同时的魏、吴两国更好。
吴臣张温使蜀回去以后，曾赞美蜀政。当时魏国有才智的大臣刘晔、贾诩也说诸葛亮善治国。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反复称颂诸葛亮治蜀的政绩，对魏、吴两国的国主却未有这样的称述。诸葛亮死后，蜀汉百姓对他的思念，几十年不曾稍减，陈寿、袁准都说民之思念孔明，如西周之民思念召公。可见诸葛亮受人歌颂，在当时已经达到如是高度。
诸葛亮治国很重视经济，大力扶植桑蚕业，因此，蜀锦成为中国著名的物产。左思《蜀都赋》称：“贝有山积，纤丽星繁。……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就是对当时蜀锦生产的真实写照。诸葛亮认为：“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
诸葛亮务农植谷“闭关息民”，无夺其时，唯薄赋敛。固定一千八百多人，维护都江堰。
诸葛亮还利用天然气，发展盐业，限制酿酒，提高冶炼技术，设置堰官、锦官、司金中郎将、典农校尉、盐府校尉。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盐、铁实行专卖，使蜀汉政权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的繁荣景象。
道不拾遗 强不侵弱 风化肃然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袆相继执政，“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这就是说，蜀汉的政治制度，大多是诸葛亮制定下来的，并为后人所继承，没有更改。
陈寿认为，诸葛亮担任宰相，抚恤百姓，彰明礼仪法规，约束百官，权事制宜，诚心待人，公正无私。有善必赏，有恶必罚。最后得到百姓的敬畏和爱戴，即使刑法政令严厉，却没有人心生怨恨。诸葛孔明用心公平，劝戒明白，是堪比管仲、萧何的治国良才。
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评价诸葛亮治蜀期间的政绩说，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联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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