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和外省同学提起，川西其实是藏族聚居地，他表情很惊讶，大概是没想到四川这个传统概念上的汉族省份，也包含着大片的少数民族区域。他大概和许多外地朋友一样，把“川”和“蜀”看作等同的概念了吧。
严格意义上的蜀地，其范围远小于四川，大概只包括四川境内大渡河以北，邛崃山脉以东的地区，面积只占现在四川省的三分之一。在媒体报道中，作为蜀地的代表，成都已然成了闲适生活的代名词，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轻松悠闲，成都人的脸上永远挂着小富即安的满足和惬意。是的，成都是一座旅游城市，前些年在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太阳神鸟金箔，已经成为中国旅游标志，向全世界传达着这座西南大都会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然而，任何想深入了解这片土地的人，只要稍微向历史长河里上溯一段距离，便会遇到一个残酷的场景。
蜀之殇
前不久，在距离成都市区五十多公里的岷江河道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发掘工程。滔滔江水之下，埋藏着三百多年前的一批巨大财宝。
明末清初，张献忠的农民军被清军击败后，将千余艘满载金银财宝的船只凿沉于岷江水面，他从全川搜刮来的财富就此下落不明。与这批财宝一同被渐渐遗忘的，是蜀地的一段惨痛历史。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会发现，蜀人的形象在历史上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在清朝以前，蜀人以文雅、温和著称。从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兴办学堂开始，蜀地便是人文之渊薮。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宋代的三苏父子，明代的大才子杨慎，都是在蜀地成长起来的文化巨匠。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军事上蜀人以懦弱惧战闻名，史书上不止一次地评价说“蜀兵脆弱不堪用”。清代以前，蜀地遇到战事，往往都是从外地调兵援救。
然而似乎是上天刻意要给这片富庶安详的土地上，那些与世无争的人民开一个过于残酷的玩笑，当大明的天下开始风雨飘摇之时，蜀地最早遭受到了血腥的冲击。
悲剧由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永宁（今四川叙永）土司奢崇明叛乱拉开序幕，直到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76年）三藩之乱平定落下帷幕。近六十年的时间里，蜀地的人民遭受了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罕见的惨烈战乱。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成都历史》如是记载：
明朝天启年间，永宁（今四川叙永）土司奢崇明叛乱，率部远征包围成都，烧杀抢掠102天。张献忠农民军两次攻入四川，与明军在多地血战。清军入川，一路血洗。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四川再次成为主战场。
兵燹可怕，但比兵燹更可怕的是乱兵抢粮。老百姓的口粮，甚至来年春播的种子粮都被洗劫一空，只有沦为饿殍一条路。
战乱的后果有多严重？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全川的在册人口仅八万人，而在战乱以前，这一数字是三百万。
虽然可能有些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逃入深山，未被统计在册，但从另一个角度更能直观地看出战乱的影响，那就是四川方言的变化，因为人口统计会有偏差，语言却不会轻易改变。
清朝初年的四川迎来了大规模的移民潮，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如果都说家乡话，相互之间是无法顺畅交流的，所以不得不采用当时的通用语——北方官话作为日常用语。从那以后，蜀语作为一个独立的方言区，从中国的语言版图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语言学家划入北方方言的四川话。
浴火重生之后，一切都改变了面貌。
从清朝名将岳钟琪，到抗战中血战滕县的川军，再到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的两位川人。温文尔雅的蜀人，在大量移民到来之后，增添了许多血性。这是另一种值得骄傲的性格，但那个在两千年的岁月中“文章贯天下”的蜀地，毕竟还是远去了。
尽管现在成都依然有驷马桥、琴台路这样源自西汉的古老地名，武侯祠、杜甫草堂依然游人如织，但是每当翻阅史书，我总觉得自己与这些历史遗迹的关系，就像是当代埃及人和金字塔的关系一样，虽然同处一个时空，却并不具备文化上的太多联系。
重新理解家乡
除了与家乡历史文化的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外，更让我感到惶恐的，是语言的断层。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着自己说的那种怪怪的，有别于成都话的“土话”而感到似有似无的不快。此外，我还为家乡话当中没有入声字而懊恼，因为我觉得这音韵的缺失，代表着我失去了和古代文化联系的一个纽带。我无法想象唐代诗人们吟咏出那些入声字的韵味，我也不明白诗词格律里面讲的入声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更加悲哀的是，我发现自己的方言口音越来越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和家乡话渐行渐远的人。
带着这种失落的心情，我学习了关于中国方言的一些知识，了解到现存的几大方言里，吴语、闽南语、粤语的发音比较接近古汉语。由于粤语文化相对强势，在网上更容易找到影视资料，我决定通过粤语来找回那些古老的发音，特别是，我想亲耳听听那些李白杜甫吟过的入声字。
果然，我在粤语里听到了许多古老的词汇，那些一两千年前的古籍上才有的字，如俾（使）、揾（找）、睇（看），在粤语里却是日常用语。但更令我惊讶又暗喜的是，粤语里的许多发音，与我的家乡话竟然如此接近。这是不是说明，我的家乡话有着比我想象的更久远的历史呢？
我开始查找更多的资料，并用自己的发音来验证——原来，我所说的“土话”并不是僻处乡野的俚语，而是一种比现在的成都话更古老的“南路话”，是由明末战乱中幸存下来的蜀人的语言演变而来，也就是说，是蜀语的孑遗。更让我惊讶的是，当我通过粤语搞懂了入声是怎么回事之后，才猛然发现，自己从小讲的南路话里就存在着入声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当年那残酷的战乱中，先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才能劫后余生，把这古老的口音保留下来？我无法想象，只能肃然起敬。
兜兜转转一大圈，从自己的家乡话里寻觅到了与中国古老文化的直接联系，我终于释然。
释然之后，冷静下来想想，又有几分自嘲。平心而论，就算我现在说的是南路话，也未必代表我的先祖就一定是蜀人的后裔，因为我的家乡本就是南路话的强势区域，我的先祖完全有可能也是移民，后来因为长期处在这样语言环境里，才学会了南路话。
然而即使是这样又如何，世上哪有一成不变的语音？宋朝人就已经为了《诗经》的发音而焦头烂额，而从宋朝至今又是千年过去，一切过于久远的追寻，最终都只能是无迹可寻。中国的大地上演了太多悲欢离合，多次的大迁徙、大动荡之后，各地的族群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硬要分个彼此，也只是一种偏执的狭隘罢了。
我现在既努力咬准普通话的字音，也尽量保持家乡南路话的纯粹，粤语电影、闽南语歌曲和吴语小调，在我听来也都是极好的。因为我知道在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人。
这并不妨碍我无比热爱自己的家乡。
题图作者：Heike Frohnh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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