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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论语》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先有出现75次。孔子不到30岁时就以精通礼乐制度而名满天下。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知礼，无以立也”。可见，孔子“三十而立”的依据就是“礼”。是的，一个年轻人踏上社会，最初的言行准绳就是礼——就是约定俗成的各种规则。礼是大家默认的交际限位器。越位、错位、失位都是非礼。礼给人们以安全空间，也限制了人们的部分自由。孔子说：“靠行政命令和刑罚强迫群众，老百姓为了逃避制裁，而寡廉鲜耻。用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引导大家，用礼乐制度要求百姓，大家就有廉耻心，且各安其位。”在孔子看来，“礼”高于“法”。如果说“法”是硬约束，那么“礼”就是软约束。同样是约束，“礼”既能达到规范社会秩序的效果，又能避免法律制裁带来的硬伤。孔子说：“审理民事纠纷，我并不高明。（我高明的地方在于），能够引导原告、被告换位思考，然后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处理方式，妥善解决问题，让他们停止打官司。”
《讼》卦显示：原告与被告，在中期开展协作，双方都吉利。任何一方坚持诉讼，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孔子在鲁国任职期间，面对诉讼者，不是用法律解决问题，而是换成“礼”的角度居中调和，既解决了矛盾纠纷，又让双方达成谅解，这种做法实在高明。法律是人人平等的硬约束。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人人都可以要求对方遵守法律，口头警告无效的话，就可以起诉对方。礼只是软约束，在看到他人违反规矩时，我们只能善意地暗示对方，如果对方继续蛮横无礼，我们也无可奈何。也就是说，法对人对己都是硬绑绑的管用；礼只对我们自己管用。然而，统治阶层掌握着普通人的生杀大权，他们能够居高临下要求普通人守礼。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领导跳在规矩之外要求部下守规矩”，这就是所谓的“双标”。
鲁定公向孔子请教君臣如何相处。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只有邦君礼待大臣，大臣才能把客观矛盾和解决方案全盘托出。”是的，君臣关系的主导者是邦君，邦君礼贤下士，大臣才会毫无隐瞒，把问题及解决方案提供出来，这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堪称“君使臣以礼”的典范。然而，君主经常高高在上蛮横无礼，这个时候，大臣就噤若寒蝉，无法“事君尽忠”，也就有人趁机用“事君尽礼”来讨好君主，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又说：“能够用礼让的行动治理国家，这有什么困难呢？不用礼让的行动来治理国家，要礼有什么用？”孔子的逻辑非常明确，只有最高统治者用礼约束自己，大臣才会忠于职守，邦国才会井然有序。最初破坏周礼的，不是诸侯，更不是普通百姓，恰恰就是周天子。周天子不守礼，却想让诸侯守礼；诸侯不守礼，却想让大夫守礼；大夫不守礼，却想让士守礼……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也就没人遵守礼仪制度了。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这句话在惜墨如金的《论语》中出现两次，就是引导大家在学习《诗》《书》的同时，约束自己的言行，这样才不会离经叛道。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颜回也用现身说法，证明了“约我以礼”的重大意义。
孟懿子问孝，孔子给出的最终答案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颜渊问仁，孔子给出的答案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孔子说：“离开了礼的指导，恭顺的人就会劳苦不堪；谨慎的人就会胆小怕事；勇敢的人就会惹出祸乱；直率的人就会尖刻伤人。”实实在在地讲，只有用礼来约束自己的，才会赢得大家的认可，在社会上立足。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于礼），不仅指他的周礼研究取得突出成绩，而且指他彬彬有礼的言行举止赢得广泛赞誉。
礼是约定俗成的，随着时空转换会发生变化。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又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由此可见，在孔子眼里，礼的变化不仅有迹可循，而且有其内在的变化规律。林放问请教礼的最基本原则是什么,孔子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又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孔子给出了礼的权变原则：先从俭，再从让，后从众。这里含有“自我约束”“退让”的意思，也就是“自律”。实际上，每次大乱之后的大治，“礼”都会重生一次，并遵循“从俭从让从众”的原则，由简而繁，慢慢发展起来，形成丰富的礼乐制度，对百姓施以教化。起初，礼乐的顶层设计都来自于最高统治阶层，他们正身垂范，带头践行礼乐制度，天下百姓欣然从之，蔚然成风。但是，后来就会有最高统治阶层中的某个人在某件事上突破某项礼制，接着就会有某个团体在某类事务上突破某项礼制原则，最后，就会“上行下效”，慢慢发展到礼崩乐坏的局面。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是的，礼乐是教化的依据，必须由最高统治阶层牢牢抓在手里。礼乐教化领域出了问题，就是思想基础、执政基础问题。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意思是，在推行法治之前，必须先进行教育，让百姓都懂得遵守规矩。也就是说，治理百姓要先用“礼”施以软约束，然后再用“法”进行硬约束。靠行政命令和刑罚强迫群众，老百姓只会逃避制裁，而寡廉鲜耻。用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引导大家，用制度规矩要求百姓，大家就有廉耻心，就各安其位。“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先倡导礼乐教化。当前，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传统的人伦教育被“语数英物化”冲淡，已经悖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了大批没有感恩之心，没有家国情怀，甚至没有做人底线的所谓科技人才，着实令人担忧。一个人如果不能生长在中华传统文明的土壤里，骨子里没有中华文明的基因，就一定会被资本收买，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
《道德经》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礼崩乐坏意味着思想混乱，政出多门。因此，孔子十分重视礼乐教化。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了表示庄严、郑重，孔子甚至坚持用官方雅言（普通话）教授《诗》、《书》，执礼。并不厌其烦、循循善诱地告诉大家：“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孔子对管仲不知礼、不知俭表示遗憾。在孔子眼里，如果得遇齐桓公这样的邦君，就可以大兴王道，在东方重建一个周朝了。可惜，管仲虽遇其君，仅仅完成了霸道。由此可见，人生在世，谁都离不开礼的约束，缺“礼”的人生必然留下重大遗憾。
礼是如此重要。但是推行起来，往往出现偏差。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这显然是形式主义，把讲排场、走过场当成了礼。
宰予聪明善辩，他以“三年不为礼，礼必坏。”攻击孔子“守丧三年”之礼。孔子以“宰予不仁”予以回击。从理上讲，宰我胜出；从情上讲，孔子胜出。但是，人类的生命情感更加重要，所以，孔子险胜。后来，孔子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是的，礼只是外在的形式，其元神是“道”，其精髓是“德”，其本体是“仁”，其气质为“义”。离开了道，礼将丧失本元；离开了德，礼将没有生命；离开了仁，礼将没有依附；离开了义，礼将失去活力。
“入太庙，每事问”在惜墨如金的《论语》中出现三次，其背后隐藏着重要秘密。孔子博学，熟知各种祭祀礼节，又肯定不止一次到太庙去，但是，他每次都向管事的人请教。这难道不是多余的吗？当然不是的。理由如下：首先，太庙是最神圣庄严的地方，“每事问”表示郑重、严谨、一丝不苟。其次，孔子不耻下问，常常“以多问寡”，表示对管事人的尊重。实际上，在太庙里，尊重专业的管事人就是尊重太庙，尊重祖先。第三，孔子当众向专业人士请教，既能够让身边的人长见识、学礼仪，也能够给管事人更多发言的机会。每当这个时候，孔子就扮演成善于提问的学生，有利于形成和谐的氛围。
谈了半天礼，那么，最根本的礼有哪些？《论语》中给出了三畏、三友、三乐、三愆、三戒等等。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一个人只有心中有畏，才能心中有敬，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进而加强学习，觉悟“道、德、仁、义、礼”五位一体的人伦规范，敬业乐群，完成社会化改造，活出大写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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