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取进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这一文艺思潮和美学趋向的典型代表。
他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
其实，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画的真迹没有人见过，但他自己说，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他的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
我想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
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像的正统迂腐气(例如责备李白参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注意的是，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轼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
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
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过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
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饭，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出社会。
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在《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这里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多谈，却更感沉重，正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然而就在强颜欢笑中，更透出那种不知如何，守候黄昏日暮的沉重伤感，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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