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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顾一切地要去参加一位大学同学的婚礼,没有按时完成上司派发给我的任务,丢了几位客户,让公司蒙了损失。上司数落了我一顿,我和他大吵了一架,就失业了。
失业后,我没有立刻投身人才市场继续找一份糊口的工作。那个时候,儿时家乡的景象不停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念那里记忆中纯粹的景色与人;我拎着行李回了老家。
爸知道我被炒了鱿鱼,没说什么,只说家里要收麦子,正好帮忙搭手。而我妈知道我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才失业的,骂我没出息,“领导骂你,不痛不痒,听着不就好了?你和他吵什么?你哪个同学结婚,这么重要,工作都能不要了。我看你跟你爸一样,一根筋。”
她还要说什么,这时候父亲吸完了烟,把烟头放进加水的纸杯里,发出“滋”的一声。“收麦子去了,”他站起来看着我说,“走吧。”我明白他的眼神,立刻站起来。
“把衣服换了。”爸爸又说。我看了自己的衣服,衬衫,西裤,还人模人样地穿着一双棕色皮鞋。完全不是收麦子的着装。我换上了一件旧牛仔裤,一件蓝色T恤,一双爸的旧运动鞋。临出门的时候,妈让我带上一件外套,说回家晚的话,天气还是有一些凉。
我和爸爸拿着袋子推着板车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小路上有两条被车轮压出来的痕迹,只有这里没有长出草。牛仔裤有些短,我的脚踝露在外面,被芒草割得又痒又疼,我时不时停下来挠挠脚踝。
一台联合收割机在挨家挨户地收割,几个人站在地头插着口袋叼着麦秆,正等着自己的麦子收完。
“你看,马上就要割到咱家的麦子了。”爸说。我“哦”了一声,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哪一块地是属于我家的。
整片天地都呈现出金黄的颜色,空气中还弥漫着新鲜麦秆被斩断后的香气。总是有一群麻雀在麦地里抢食掉落的麦粒,吃饱了就成群结队站在电线上像被串起来的肉串向下俯瞰。
我和爸把板车停在地头,理了一下袋子。“我去隔壁帮帮忙,等会他们也会来帮我。你在这等我或者过去都行。”我站着没动,后来又在板车上坐了一会。
麦子从收割机的出粮口争先口后地滚落出来,滑进我和爸撑开的口袋。一连几天,我都和爸一起收麦子,再把麦子运回家,摊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晒干。
两周后,麦子收完了,我还是没有回到城市继续上班的念头。一次晚饭的时候,爸说:“每年收粮食的李叔,他老婆病了。他现在要个帮手,我跟他说让你去顶几天班。”我没有迟疑,点了头表示同意。反倒是妈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去找个正经的班上,你难道想后半辈子和我们一样,和泥土打交道吗?”
我想着其实这也不错,总比机械重复毫无意思的工作要强一些;但我没有说。
第二天中午,我去找李叔。
到了他家门口,我向里喊了一声“李叔”。屋里有人回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后他从屋里走出来,我才走进去。李叔年纪和我爸相当,体型像一尊弥勒佛,都是那种圆鼓鼓的外貌,不同的是,弥勒没头发,李叔是地中海。而且他有一种誓死要与头发做斗争的念头,把头发留长些,向一边梳,盖住裸露的头皮。头发没多少,但胡子却有一种争奇斗艳的架势,面颊、下巴、上唇处一根根坚硬的胡须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他的胡子像是昨天刮过,胡茬子冒出来的地方像涂了一层灰青色。
堂屋正中间摆了一张颇有年代的方桌,上面摆了一叠咸菜和吃了一半的清炒绿豆芽。
“吃没吃饭?”他坐下来端起碗,继续吃饭,“坐。也吃点?我这没什么好菜。”
我说刚吃过来的。我看了他满嘴的油,旁边柜子上罩着个菜笼,下面蹲着一条黑狗,直勾勾地盯着菜笼。我知道他在撒谎。碗里的饭没吃完,他便说吃饱了,不吃了。
“李婶在哪?”我问,屋里有人适时地发出一声叹息,“在里屋吗?”
李婶平躺在床上,面色苍白,歪着头,直勾勾地看着我。
“李婶,你觉得怎么样?”
“没什么,”她的话软绵绵的,“就是觉得累。”
“啥病也没有,”李叔粗鲁地插话进来,“上医院检查一通,钱花了不少。就说累,什么也不想干。你李婶说一想到洗衣、做饭觉得心口堵得慌。”
“既然没什么就最好了,累就休息休息。”
“她休息了,我就惨了。烧饭、洗衣、打扫卫生,以前她做的活得我一个人干了。”他咬牙切齿,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话头一转,“你要是不来帮忙,我还真就拾不起我的老本行了。以前都是你李婶给我搭手。”
我和李叔两人开始收拾东西出门。运输工具是一辆老式的三轮拖拉机,车身已经无法辨别最初的颜色了,车斗也是伤痕累累。
“叔,这车这么旧,为什么不换一辆?”
“不是没想过。现在还开这种老古董的拖拉机真没几个,都他妈换卡车了,不仅装得多还安全。但是你李叔考了好几次驾照都没过。”
我没有说下去,只把一捆捆的麻袋和绳子往车斗里运。李叔把称麦子的台秤推出来。那台秤绿漆也剥落得差不多了,推出来的路上吱吱呀呀叫个不停。我主动上前,想帮他把这个铁家伙放进车斗里。
“等一下。”他调了调秤,又问,“你多重?”我说两周前称过是62公斤。
“站上去试试。”
我听从他的指挥。他放了一个秤砣,又游动了几下卡尺,我能读懂这种秤,秤砣加上卡尺的,大概55公斤。我心里一惊,才回家两周,竟瘦了这么多?但早上看镜子,没觉得脸上少了多少肉。我看看李叔,他脸上带着笑,他说:“是不是觉得瘦了。”我点点头。“是就对了,秤我调了。”我从秤盘上下来,他又站上去,称了称自己的体重。
我们把秤、长木板、独轮车都依次放进三轮车的车斗里。
准备出发前,我按捺不住,问道:“我们这是在做假秤吗?”
李叔拿着拖拉机的摇手准备发动三轮车,抬头看看我说:“是。但也是无可奈何。”我不太理解他的“无可奈何”,我没有做过生意,不明白里面的门道。
“怎么说?我不懂。”我谨慎地问道。
李叔停下手里的动作,靠在三轮车旁,以一种说教的口吻对我说:“刚开始做这个生意时我也是励志做个童叟无欺的良商。兜售麦子的人就好弄虚作假,欺负我这个‘老实人’。有人家一袋子里,上层是好麦子,下层坏麦子;有人家在麦子里掺一些灰土、碎石。”
“难道在这个行业中没有形成某一种公平的规则吗?”
“总会有人先破坏规则,我只是自保。换句话说,兴许这种形态就是最终的规则。”
我们不再谈论这事,我只是一时难以接受。李叔开始发动三轮拖拉机。他左手按这拖拉机类似风门的东西,右手开始转动手中的摇手,拖拉机咳嗽了两声就熄火了,就像领导人坐在台上只是象征性地清了清嗓子,并没有开始长篇阔论。李叔检查了水箱、油箱,又准备第二次发动。
“李叔,要我帮忙吗?”
他摆摆手,示意不需要,“这车习性只有我知道。”
李叔第三次才启动拖拉机。我翻进车斗里,坐在麻袋上,背靠着前进的方向。
车子像得了哮喘病一样,拼命咳嗽,咳出了滚滚黑烟,熏得我们也咳嗽起来。李叔松开刹车,三轮车像是脱缰的猎狗窜了出去,我的脑袋被甩了一下,那团黑烟也被我们甩在了身后了。
这车着实太老了,到了退休期仍被抓来工作,到了半路体力不支哮喘又发作了,仗着年老体衰索性不走了。
李叔开始破口大骂,问候了车子的列祖列宗,每个词,每句话,都流畅地从他的口中滑出。听得出,他平时没少说这些话。“看来你又是想喝我的琼浆玉液了。”李叔说完对着发动机撒了一泡尿。说来奇怪,可能是给发动机降了温,车子又能重新启动了。一路上,李叔把车子开得飞快,拖拉机“当当当”的声音,变成了敲鼓般的“咚咚咚”。我死死抓住车斗的边缘,降低自己的重心,脑袋里总是浮现发动机不堪重负而分解的画面。
车子终于开到了佟圩村,李叔让我拿出录音器,播放收麦子的录音。
三轮车开得很慢,发动机的声音深沉而富有节奏;录音器的录音悠长而刺耳。这是李婶的声音,不像早上在病床上的软弱无力,而是富含着力量。
录音器不仅像三轮车一样年老体衰而且还残疾——扩音部分坏了三分之一,声音里还夹杂着电流声:收……滋滋……麦……滋滋……子了……
录音器带着满身的伤痕与疾病坚持工作了一会,但最终还是败给了已损坏的现实。一开始,声音渐渐微弱,接着全是电流声,没有人声,就像是接收不到信号的收音机,最后“滴”的一声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李叔说,录音器充电一夜工作五分钟。
李叔回归到人类最初的信息传递方式——吼。六月的那天天空蓝得就像在布上泼了一缸蓝墨水,路两旁的白杨树高大笔直,叶子已经完全长大,遮住了还不算太毒的日光。初夏的微风吹过,叶子哗啦啦作响。李叔把“收麦子”这三个字拉得很长,他的声音很有穿透力,借着蓝天传到佟圩村的每家每户。
我们行驶在贯穿村庄的一条水泥路上,马上就要走到村尾,却不见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老李,我家有麦子要卖”。到路头,李叔不死心,不想就这样两手空空离开这个村子,在村尾停了一会,吆喝了几句。我想着自己也得出点力,就学着李叔的样子喊了几嗓子,结果不仅声音小,没有穿透力,几次以后,嗓子疼得厉害,只好作罢。
一个小男孩骑着辆生锈的自行车停在我们车旁。小男孩看起来八九岁,黑黑的皮肤,穿着一双黄色塑料凉鞋,他说:“你是收麦子的老李吗?”
“是我。”李叔说,“想不到你这小屁孩也认识我。”
“我妈说了,秃头,肥胖,开着破烂拖拉机的就是老李。”
我看得出李叔面露不悦,他说:“你这孩子真没礼貌,一口一个老李,我都能做你爷爷了。你有什么事?”
“我家有麦子要卖。”
李叔顿时喜上眉梢,“小朋友,带路。”
卖家的麦子晒干后堆在一间房里,我和李叔开始把麦子灌装到麻袋里。我撑着麻袋口,他往里面灌。每灌一铁锹或一盆麦子,就扬起许多尘土。尘土借着自身轻盈的优势从麻袋里往外飞散,再落下来。我看见李叔的头发上、衣服上、脸上全是灰,汗水从他脸颊、额头躺下来,脸上灰白的泥土又变成黑泥。李叔忍不住抹了把脸,刚才是一条条的黑泥又变成了一摊一摊,全糊在脸上,就像一头扎进了泥潭里。灰尘又向我的肺里钻,一呼吸就觉得难受,我尝试慢慢吸,快呼气,感觉才好一点。李叔听见了,问我是不是有哮喘病。
折腾了两小时,麦子全灌在麻袋里了,接下来要上秤称重了。
称重之前,我坐在装满麦子的麻袋上,低着头,喘着粗气,双手双臂不住地颤抖。这家女人送来两杯水和几根洗过的黄瓜。
“谢谢你大姐。”我艰难地接过来,“还有黄瓜吃。”
“没事的。”她又转头对李叔说,“你带来的这个小伙计,累得不轻,估计以前没干过什么体力活。我看着也不好意思。”
黄瓜很新鲜,外面的刺已经被细心搓掉了,咬在嘴里咔咔作响,一股清香由口腔向全身蔓延开来。
吃了可口的黄瓜,喝完水,力气稍微恢复了一点,手掌能够运动自如了。开始干活。我们两人把三麻袋粮食摞在台秤上,李叔放上秤砣,拨动卡尺,在本子上记下重量。麻袋容量很大,每袋装的麦子都有一百多斤,我往秤上搬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腰异常的酸痛,直起身来都很困难。本来恢复了一点力气,这一下子就被消耗殆尽,双手又开始不住地打颤,抽筋。每搬一袋麦子,我都是调动体内全部的力量,然后把缩在一起的手指舒展开来。
每次计重,李叔都会让这家人看一下,证明自己没有虚报重量。这家人也会装作很大方,说“不用看,一直是卖给你的,信得过你”,但还是会像乌龟一样伸过头来细细打量。
称完所有的麦子,李叔抹了一把脑袋和脸上的汗,大笔一挥,减去麻袋的重量。这家女人说:“这麻袋看起来很轻,应该没有这么多重量吧?”李叔听了,大方地加上几斤,“行,没问题,不就是几块钱的事嘛?”我低头坐着听他们谈话,不看他们,因为我心里发虚,知道秤被做过手脚。
算清重量之后,我们要把麦子运送到拖拉机里。运输工具是一辆独轮车,我们把两袋麦子摞到独轮车上,三轮车斗上搭了一块木板,作为连接地面和车斗的“桥梁”。李叔让我试试能不能推得独轮车。我没有用过这种工具,只是见过。我双手扶住车把,站起来还算轻松,只是一迈步,车子就要往一边倾倒。李叔又抹了一把秃头上的汗,哈哈笑,接过车子,轻松地向前迈步。快到那根“桥梁”时,他加速俯冲,借着惯性一口气冲上去。独轮在狭窄的木板上稳当地滚动着,李叔的脚也足足踩在上面。木板随着李叔的脚步稍微上下形变、跳动,我总担心人会踩空,木板会断掉,车子会滚下去。几次后,我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运完所有的麦子以后,准备付钱,我想终于结束了,准备收拾家伙回去。这家女人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惊叫起来:“哎呀,还有几袋麦子忘记拖出来一起卖了。”
我们就跟着他们把几蛇皮袋的麦子拖出来,李叔想把麦子到在自己的麻袋里,把蛇皮袋还给他们,他们很大方地说:“这袋子也没什么用,你们就不用麻烦了,直接称重拖走吧。”李叔没再坚持,只是打开了看一眼。
“哎呀,这里面还能装的是沙子吗?”
李叔笑笑:“我怕里面装的是你家宝贝,到时候我还得送回来。”
李叔沾了口水把钞票数了两遍递给这家女人,他说:“你再点点。”女人说:“我不点了,不会有错——留下吃饭吧。”女人把钱交给了自家男人,又使了眼色,男人拿钱回卧室。男人又数了一遍钱,因为他沾口水声太大,我听得真切。我想不通为什么不当面点清,要是出岔子找谁去?
我们起动拖拉机准备回去了。女人又虚让几次:“吃个饭啊。”“吃个饭再走啊。”语气恳切一次比一次少。李叔也只是敷衍几句就驱车走了。
车斗里堆满了装麦子的麻袋,我只好坐在麻袋上了。麻袋摞得太高,不像之前坐在车斗里还有可扶手的东西,现在我只能抓着麻袋。回去走了另一条路,小路上坑坑洼洼,坑里还残留着前天暴雨留下的积水。因为积水,李叔无法判断坑的深浅。车轮压过个个水坑,车子倾过来翻过去,有几次三轮车只剩两轮还留在地面,剩下一只轮胎像公狗撒尿时翘起的一只腿。
车子没翻,还稳当地开上了大路。新铺的柏油路颜色发深也很平整,监控、红绿灯还没正式启用,李叔把车子开得飞快。风从我的背面吹来,听见呼呼的风声。被这风一吹,我的疲劳消失了,刚才的恐惧也烟消云散。
我和李叔又外出收过几次麦子,李婶也还是一直说浑身无力,什么事也不想做,就想休息。每次从李婶家回去的时候,她总是交代李叔让我带些她自己种的瓜果蔬菜,有黄瓜、豆角、香瓜。每次我心里都暖暖的,虽然我家也不缺这些东西。
我慢慢适应了这种体力劳动,不再像第一次那样觉得耗尽了体力,反而觉得得心用手了。
半个月后的某一天,在我要离开李叔家回去的时候,李叔叫住我说:“把这段时间工钱给你结了。”我跟着他走进了里屋,他从箱子里拿出钱包,点了十几张红钞给我,我在大腿上蹭了蹭手接过了。李婶全程没说话,只是像之前那样直勾勾看着我们,但眼神与以前不同。
“明天不用来了,休息两天,有活了我给你打电话。”我离开前,李叔这么对我说。
过了三天,李叔联系我了,但不是喊我过去帮忙。“以后你不用来了,”他说,“你李婶病好了。”
“恭喜。”我说,但我知道,这语气中缺少了诚恳。
“说来也是挺搞笑的,还应当谢谢你呢。”他说。
我有些不解。
“她自己说,那天见我把一沓钱交到你手里,她觉得心疼得不得了,就想着事情还得自己做。到了晚上就能站起来了。”
挂了电话,我陷入沉思,不知道后面的时间要干些什么。随即一股悲哀涌上我的心头,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曾经觉得世间最美好的地方,也不那么完美了。
既然世间都是如此,我也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里了。我装好行李,准备重新回到城市。我离开的那天早上是个阴天,厚厚的云层遮住整个天空。爸用摩托车送我,我坐在后面抱着箱子,看向一旁的景色。田地里被割断剩下的秸秆孤零零插在黝黑的泥土里,那些秸秆又重新发了芽,冒出来嫩绿的麦苗。我向远处望去,到处都是一样的景色,黑的泥土、黄的秸秆、绿的幼苗,三种颜色杂乱地混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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