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汽车中途抛锚了。这再正常不过。但这次我却非常紧张——如果持枪的劫匪碰巧经过，实施抢劫是轻而易举的事，有如瓮中捉鳖一般。
我的担心没有发生，但并非妄想。司机打电话叫来了另一辆车。两个小时后，我们又重新上路了。
到达开普敦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半。谷歌地图显示，住宿的地方离车站只有1.9公里，此时已是大白天，开普敦又是南非治安最好的城市，我决定走路过去。
开普敦像传言一样漂亮。桌山伫立在蓝天白云底下，融入了这个城市之中。整个城市就像刚从海里升起来一样，整洁清爽，甚至没有一点微尘。虽然背着两个大包，我还是忍不住拿出了手机，边走边拍起来，到了岔道口才会低头看看手机里的地图导航。
我走到了一条大道上。大道很干净，共有六个车道。经过一座桥时，我看到右前方有几间临时搭建的破旧小棚屋，与不远处的高楼形成了鲜明对照。小棚屋距离路边大概有百来米远，屋外站着一两个黑人，朦朦胧胧看不太清。但我心里下意识地紧张起来，赶紧收起了手机，故作镇静地往前走。
我私下里认为，贫穷和无信仰是导致抢劫发生的两大因素。贫穷但有着强烈信仰约束的人，他们会安于贫穷，甚至以贫穷来检验自己的信仰，即使吃不饱肚子，也不太可能发生抢劫偷窃的事情。富裕却没有信仰的人也不会去抢劫，因为根本用不着这么做，还会冒很大风险。只有贫穷又没有强烈信仰约束的人，才会做出抢劫的事情。推而广之，一个国家没有信仰的穷人越多，这个国家必然越动荡不安。根据我自己总结的这一理论，我现在正处在危险之中。
果然有一个人从小棚屋那边跑了过来，到了我的前面。他离我只有三四米远。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扑向我，而是佯作慢慢往前走。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突然，他放慢了速度，然后停了下来，转过身，面向我。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把你的包给我。”他说。他的眼里射出凶光，就像盯着羊群的一匹饿狼。
我自然没有给他，想以弧线绕到他前面去。如果往后面跑，可能会有同伙接应，前后夹击，我必然插翅难逃。当然，这都是事后分析，我当时根本不可能想那么多。
“我有枪。”他见我没有听他的话，开始威胁我。他的右手伸到左边的上衣内侧口袋里，做着掏枪的动作。
我顿住了，没说给也没说不给，只等着他掏出枪来。只要他掏出枪，我必然立刻缴械投降。
在纳米比亚的时候，我曾遇到过一个中国旅行社的哥们儿。他对我说，如果遇到持枪抢劫，需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把手举过头顶，对他们说：“You can take everything you want（你可以拿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第二，千万不要把手触到衣服口袋和裤兜，或者把手放下去，如果这样做，他们会条件反射地认为你是要掏枪反击，很可能会一枪崩了你。另外，如果你为了防止被抢而啥都不带也不行，不能让别人一无所获，否则他们生起气来会做出格的事情，所以兜里随时要揣着至少一百美金。
我正准备着这么做，不过他掏了半天也没掏出枪来。看他的打扮，就像刚从垃圾堆里钻出来的。我觉得他连刀都买不起，更不可能有枪。他不过在虚张声势。于是，我以一个弧形快步绕到了他的前面去。
他开始追我。眼看就要追上，我赶紧跑到了路中央。车辆来来往往，但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极力小心地避开着车辆。那一声声刺耳的鸣笛声如同猪叫。
我站在路中间，回头看了一下他，他还站在原地。那边几乎无人路过。公路另一边却有三三两两的行人。我必须到公路另一边去。
等车稍微少了一些，我迅速横穿过公路。我看到公路另一边的他正在往前走，大概想绕到前面拦截我。
我必须求助。这时走来一个高大的黑人和一个矮小瘦弱的白人。白人约莫二十五六岁，戴着一顶白色鸭舌帽。我没做过多思考就跑到白人面前，惊慌失措地告诉他有人抢我，然后向他指了指街边那个穿绿衣服的，希望他能帮我。他瞄了那个人一眼，让我跟着他。
绿衣服的人穿过了公路，到了我们前面。他径直冲过来要夺我的包，我赶紧用手护住包，和他扭打在了一起。他的手伸到了我的牛仔裤袋里，企图拿走我的手机和钱包。我掰住他的手，和他较量起了手劲。那个白人也掺和进来，但他表现得很敷衍，我看不明白他是在帮我拽出那个人的手，还是想趁乱拿走我的手机。
街上陆续有行人走过，面对这起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没有人帮我。这时我听到过路的车里有个人喊叫了一下，但并没有人停下车来。不过，这声喊叫还是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我们虽然扭打在一起，但一直僵持着，他无法得逞，我也不能挣脱，听到这声喊叫后，那个人突然松开了手。我趁机挣脱出来，赶紧往前跑。他追了两步，就停下了。
我的头上冒出了冷汗，内心惶恐不安，慌里慌张地往前赶。我担心那个人还会随时追上来，或者，也可能遇到其他半路抢劫的人。那个矮个子白人追上了我，和我并肩走在一起。路上几乎全是黑人，分不清好坏，我不能贸然去求助他们。虽然这个白人不是真心帮我，但毕竟和我走在一起，起到了伙伴的作用。如果还有人图谋不轨，看到我旁边有人，也会收敛些。
热汗夹杂着冷汗，把我的头发全都浸湿了。我一边快步走，一边往后看，很惊慌，但没有失措。白人让我镇静，不要慌乱，他说会把我安全带到长街（Long Street）——我的旅店所在地。
这时，我看到路边有一辆出租车。我上前询问司机，想打车过去。司机告诉我，他正在等人，不能载客。我又问他长街怎么走，他向我描述了一下。那个白人走了过来，看我在问路，质问我怎么不信任他。我说，只是确认一下而已。
“我把你带到旅店，你要给我一点好处。”他说。
无非就是给钱，我答应了他。
他带着我继续快步往前走。不一会儿就看到很多欧式建筑，白人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个老头和我们擦身而过，他大概以为我被人劫持了。
我看到前面路边停着一辆警车，就赶紧跑了过去。车上坐着两个白人警察。我告诉他们有人抢我，并且，我可能被跟踪了。我希望他们送我一程。他们问我要去哪里。我说长街。他们告诉我长街就在前面一个路口往右拐，让我不用害怕，他们会一直看着。
那个白人又说我不信任他。但是，我怎么能够信任他。
终于到了长街，街上站着维持治安的警察。我放下心来。那个白人并不知道我的旅店的具体位置。我走到一个身穿制服的白人大娘那里，三言两语向她描述了我的处境，问她附近哪里有既便宜又安全的旅店。她把我带到了forty8 backpackers，帮我向旅店前台询问了价格。我觉得价格能接受，就住下了。
那个白人一直站在我们后面，没有说话。我给了他50兰特，但是他嫌少了，不肯走。于是我又给了他一张100兰特，想把50兰特的钞票拿回来。他拽紧50兰特的钞票不肯给我。我使了使力气，才把那张钱从他手里拖出来。他拿到钱之后就离开了。
白人大娘也往外走。我送她到门口，她回过头来，嘱咐了我要注意安全。她让我不要随便相信人。她说刚才那个年轻人也是靠不住的。
我一直在旅店里待着，没再敢出去。旅店的咖啡免费，我连喝了三杯压惊。这时我才意识到右手的大拇指已经折了，正在隐隐作痛。旅店经理从白人大娘那里听说了我的事情，他见我一直待着，试图鼓励我出去走走。他说周围很安全，不用担心。可我还是没有缓过来。临近傍晚的时候，他让店里一个黑人大娘陪我去了趟超市。
“你一定饿坏了吧？”黑人大娘说。
我说是。
我跟她说起了上午发生的事情。她安慰起我来，还跟我讲起了几年前自己背着小孩儿被打劫的事情。
从超市买回了一些肉和蔬菜，我在厨房做起饭来。不一会儿，有一个年轻的黑人姑娘也来做饭，她来自比勒陀利亚，性格很开朗。中国人被抢的事情传遍了整个旅店，她自然也知道。
“你知道吗，我也被抢过。”她一边做饭一边说，“几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比勒陀利亚，被人抢走了手机和身上所有的钱。”
原来，抢劫是不分种族、肤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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