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学史里，有的人是很不讨喜的。读到他们，时有异味，是需要捂鼻子的。
我们从秦汉之间开始说起。
屈原死后，有很多人模仿他写骚体文章。
从文学弄臣宋玉到淮南王刘安门下，还有贾谊的《鵩鸟赋》，都是模仿。美人香草的传统是留下来了，但他们和屈原确实不同。屈原是心怀宇宙的，他是承担沟通天人之变的大歌者。等他死了，这磅礴的激情就变成了娘娘腔、白脸腔。《命运交响曲》不见了，换成了你侬我侬的政治情歌。
汉朝的政治制度来自秦国，礼仪思想来自齐鲁，文学艺术是继承了楚国。巴蜀大地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人，文学的基因还是在湖南湖北。屈原的思想之大，变成了赋的形式之大，这些大赋也是外强中干的。朱自清《历史在战斗中》说：“外强是自大，中干是自卑”，这句话评价他们也正恰当，他们的才气是自大的，他们文学形式的素养是自得的，司马相如、扬雄在展示文笔之前，都是这么得意洋洋。
司马相如的“文艺”，是一项装点脸面的资材，是一种感觉良好的心理自慰，而无关乎人心，无关乎道德。他的道德，只是表演自己同情、怜悯的手段，而不是本身已经具备的无所用之的善良。
年纪轻轻的卓文君是个寡妇，司马相如既在乎她的人，又在乎她家的钱。后来不惜折辱自己的脸面，重返到她家附近，做起小生意。是了，这女儿、女婿是要扎一扎父亲的心。
司马相如在汉武帝跟前，更是会讨好帝王心。那座上林苑纵横有300里之广，不少臣子劝谏汉武帝别修，不如还之于民。建造它的人力、财力太大了，得不偿失。
司马相如大概是学过心理学的，他不仅看透了卓文君一家人的心理性格，而且对汉武帝性情也尽在掌握。于是写了一篇大赋，盛赞上林苑里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真是千姿百态，无奇不有。汉武帝一看，真是大才啊!马上升官。他不仅支持修上林苑，而且投其所好，后来写了许多寻神拜仙的东西，简直是汉武帝的头牌粉丝，终身支持。
不，这么说有点抬举他。他不是刘彻的拥趸，而刘彻是他的护官符。
《史记》《汉书》里，我们难见他对那个时代普通人生活的描写，他是一个旁观者。唯一一篇《长门赋》，是他在写陈阿娇皇后在冷宫的凄楚。然而，这篇赋又写得矫揉不堪，他在模拟哀伤的样子，又加了许多宫殿华丽的书写。要我看，最好的一句是这个：
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
什么意思?我每天都在把屋内摆设整理好，而您从不肯过来。
结果，刘彻并没有为其所动。司马相如这篇文章失败了。
汉武帝后来那篇《轮台罪己诏》，难道没有这个文学之士的帮闲功劳?
曾国藩曾经说“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相如的文章，是怎么和司马迁相提并论的，这是令我诧异的问题。
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论文字的技术操作，司马相如第一，司马迁第二。
论文学的核心价值，司马迁第一，司马相如第二。
艺术家的基本素质是怜悯，别人的不平事、难过事，会扎他的眼睛。他看不惯很多东西，意志激情才会泼洒。作为一个社会人，他会关心大众的情感，大众的不幸，大众的快乐，思考原因何在。这一心理模式，就分割了很多艺术家的功德。
在司马相如这里，我们很少见到德，只见到性。他们沾沾自喜于写了一篇辞采华丽的文章，嘈嘈切切于一人之悲凉，不会逆流而上，反思到人性存在的情感道德黑洞，社会价值上的偏颇。他们宁愿在泥潭中如泥鳅般游污水钻污泥，也懒得拔高一层俯瞰自己和别人的情感差距。
他们崇拜英雄，却厌烦英雄衣襟上的血斑;他们崇拜隐士，却害怕贫穷与山间猛兽。他们所崇拜的，只剩下美化后的变相。他们害怕真实，心理上的避重就轻，使其梦呓的文字矫揉不安，然而他们捍卫理想的尊严作怪再三，容不得你流露异色。
说他们自卑，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敢冒言一句，夸豪奢的作风一百句，隐隐作情妇态说这个不太好，他们那“劝百讽一”的言辞好拐弯抹角向我们展示——你瞧啊，我还是有良心的，你看这一句不就是讽刺么？
他们这套讽刺法，是不伦不类的讽刺，是两条线上做随时的选择。既然都选择可以分叉，做两种标准，那就无所谓讽不讽刺。
2
越过两晋不谈，说说从南朝到唐代。
杜牧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一条长江天堑，南方宫廷之内的确富得流油。桓温北伐时还能说一句伤怀时政的话，他们已经不伤怀了。美酒、美女、美文，这三种是他们赖以逍遥不可或缺的东西。
从齐梁到陈隋，汉魏气骨荡然无存，宫殿官府不是用来献策言政，而是用来寻欢作乐。他们不光留恋女子的肉色，这种情色癖最后发展到恋物癖，内衣、鞋子、枕席、床帐等等，全成了他们自慰的用具。而且，这种诗有的竟然是应制之作（见上官仪《八咏应制》）！什么是应制呢？就是不光大臣们流连烟花，皇帝也对色欲肆无忌惮，还出题让文臣们一起写这些东西。陈叔宝有诗曰：“小妇正横陈,含娇情未吐”，这横陈不是一种情态，而是特指女人横卧在床，肉欲勾引的样子。比如这种：
这些作品，在文学上并非不可，关键是他出于一种怎样的心理，是有宗教式的意旨（例《金瓶梅》），还是一种轻浮的玩弄（例《媚娘艳史》）？他们不光糟蹋女人，连自己糟蹋了——沿用屈原的香草美人传统，也把自己比作以色诱人的女人。他们托名为闺怨、寄远一类的乐府旧诗，然而内容却和乐府声色毫无关系，又回到声色犬马之中。对此，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愤然骂曰“个个眼角都是淫荡”、“人人心中怀着鬼胎”。
“庾信平生最萧瑟”，他脱离了这个下流的圈子。谁知长江以北的政治家来到江左，却也喜欢这种靡靡之音，庾信这个文学气象的枢纽被后人宣告崩盘。在初唐四杰、沈宋张陈近一百年的努力下，才让这肉欲的批量诗歌收了尾。
当然，这种风格在中唐以后，元稹、韩偓、温庭筠等人笔下又端上了台面，在五代梅开二度。
还要说说新乐府。
白居易、元稹这二位，自从喊了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往来唱作诗歌不少。他们的心肠实在太热了，热到自己那铁板钉钉的硬骨头也要融化，化成一滩水，再不顾什么改不改革。那句口号人人都会喊，这符合中国人的惯例，口号喊得越高，似乎他们越伟大，人们也乐意响应云集，来蹚这未来不知是不是浑水的河。既然有出头鸟，我就来帮闲，毕竟罪不责众。来帮闲的人，就有和曹操是老乡的李绅。
然合而观之，这新乐府运动进行的过程，实在是虎头狗尾，就像是流行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玩法。他们把这种文化玩个底朝天，把情歌对自己唱，公开的还是要证明一下自己有那么一点人格追求。
9世纪以后，东亚最有名的诗人就是白居易。这时，他不仅站在中唐的风口浪尖上，还站在日本平安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拿过来《白氏长庆集》，通读他所有的诗，尽管我很想给他的讽喻之诗很高评价，甚至想说他继踵杜甫，然而相比他的闲适诗，他的讽喻诗实在不多，或许是他的闲适诗作写得太传神、太微妙，不知把他讽喻诗比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去了。看来，白居易对闲适的生活更得心应手。闻一多先生云：”白居易仅喊喊口号而已……他的成功是杂体诗和闲适诗而不是社会诗。”
确实如此，他爱酒爱琴爱山水爱集会，这是他内心的趣味。在大唐帝国日暮蓬蒿之际，在贪官巧取豪夺，人们不堪赋税之时，白大诗人尚能吃喝玩乐，养妓储田。所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一边欣赏美人之歌舞，一边作些忏悔的良心诗，这是他擅长的。后来，他说自己想要告老还乡，因为家事不济，只能在位置上多呆几年。
可是你知道吗？他母亲去世已久，他自己在官位上置良田景观——这不是用来种庄稼，而是种竹子、花草。
白诗人是以此修身养性之用，然后宴请朋友来喝喝酒、写写诗，高官厚禄一起抓。他还给自己精神堕落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年龄大、常生病。他是闲出来的病，而不是忙出来的病，杜甫有肺病、耳病、胃病，白居易大概是繁华的、好玩的东西看得太多，所以才有眼病。
3
他是日本平安后期的人最推崇的诗人。这一点，我们去读读平安时期的作品就知道，比如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额外说一下，我认为林文月比丰子恺翻译得要好。为什么？因为她是女人，把握那种情调比男人更加准确。平安后期的贵族生活气息和白居易都有相通点，就是那种情调——他们介于伟大和普通之间，他们不甘自认普通，同时也要宣扬自己朝伟大迈步，而身边的诗意的、典雅的、精致的，就是他们走向伟大的根据——小资情调。
紫式部与清少纳言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对这些没兴趣，一个对这些有兴趣。于是，她们二人的境界就被拉开了，两个人对自身的要求也就产生了不同。结果是，一个写成了影响日本民族的《源氏物语》，另一个写成了颇有小资情调的《枕草子》。
《枕草子》第一二九节叫《不成体统之事》，里面有些话特别有意思：
不成体统之事，如潮退之后，搁浅在海滩上的大船。头发短的妇人，把假发取下来梳栉的样子……身份既不怎么高又无甚能力者，在那儿吆喝叱骂仆人。（林文月译）
最后一句话，颇能见识这位宫廷贵人的样子。骂仆人这档子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成体统，然而清少纳言的意识里，似乎在身份高、有能力的人那里就成了天经地义，她默许了骂底层的额外权力存在。前两年读《枕草子》，虽然作者有雅致，但觉察到一股脂粉的腻味。今再细读，发现了她内心的拙劣。这种特权意识，也使她不能比肩紫式部。
正巧，紫式部在日记中，恰好有一段对她的评价：
清少纳言这人端着好大的架子……刻意想要凌越别人…….加以每好附庸风雅，故而即使索然无味的场合，也想勉强培养情绪，至于真有趣味之事，便一一不肯放过……自然不免出乎意料，或者流于浮疏了。
“勉强培养”是刻意，“不肯放过”还是刻意，结果只能“浮疏”。于是，她的那份精致，也就变成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这和元稹有点相似。
元稹是聪明的，他十四岁就通过了明经科的考试。这个科制比进士科简单的多，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他的确聪明，不过这似乎正验证了他是小聪明。从内心来说，他比白居易更加躁动，白居易凭借早期士大夫的修养证明——讽喻诗还能有所立足，元稹的功力就不行了。尽管他唱和了一些讽喻诗，但文学史已有论证，他最大的成就不在讽喻，而是——艳情。
当我们为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种专一程度拜服时，他不久就要陷入另一个温柔乡中。专一和专情是两个概念，我们可以说李商隐是专一的，而元稹是专情的。他们之间的差别便是，“一”是特定的，“情”是无定的。一个怀念的是人的情，一个追求的是情的人。所以他可以写下《西厢记》的蓝本，构造出一个自罪的负心人形象。
既然文学史说他艳情诗写得好，我们且来看看：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频聚，朱唇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发乱绿松松。——《会真诗》节选
读完后，不知他是怀念那个女人，还是怀念那个和他做爱的女人。而且，这首诗又写得扭扭捏捏，好像在说感受，他又忍不住多看那个女人身体两眼。从头到尾，再从尾到头，像欣赏一个玩具，欣赏那个女人的娇喘无力，——这是他在床上的战果。这不是艳情诗，而是艳诗。对读者来说，他又不承认自己下流，飘飘乎的视觉后多说肌体感受，从没有穿透感受之下的情欲纠缠，于是杜牧也说他是色欲泛滥。——这就是他的忏悔！
从宫体诗到花间集，中间插了个元微之。他的下流不在于和哪个女人做爱或者不专情，就这首诗来看，他的下流是明明专色，却要越过专情的界限，说自己专一。
顺带说下李绅。
李绅早期可以责龙，和元白二位讽喻唱作，后来到了宰相的位置，就不能这么做。责龙可以证明他未来是个清官，等他享受了体制的福利，那就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小学就学过两首《悯农》，他的悯也是怜悯。相比怜悯农民，从吴湘案里，就可以看出他更在乎自己的位置。有人举报吴湘吞公款抢民女，后来查实吞公款数量不多，也没有抢民女这回事。而李绅大人为了巴结领导李德裕一党，直接判处吴湘死刑。
开始悯农，后来害农，这就是他悯农的手段。
新乐府运动，更像是一种政治道德的艺术尝试，等到有名了，有地位了，有政治的话语权了，受到挫折了，知道利害了，他们就勒紧嘴巴，且自逍遥快活。有时候喊口号，就是这么令人讨厌。在那些口号声当中，你不知道哪位是装的，你也不知道他们修养守持能有多久。在藩镇、党争、贬谪过程中，在留恋体制的体面生活心理下，这些看上去像金子的人物，全都变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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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宫廷是南朝的延续。
他们也是具有恋物癖的创作者，金玉满堂，我为色狂。这种描摹不仅有人为的，对自然中玲珑剔透的花的玷污也不在话下。桃花、杏花、荷花，这些文臣就在如此暧昧的景色中闻香窃玉。真如花蕊夫人所说，“更无一个是男儿”。
到了南唐这边，词终于在李璟李煜父子手里有了起色，尤其是李煜，从小人式的烟花情色到了人生境遇的感怀。
在这上升期当中，还有一次向大众的普及，也就是柳永。柳永是个大众歌手，他的词并不在个体，而在连接大众的共性。他是一个通向士大夫的失败者，转而走向市井。他不是说个人的，而是说公共的，因此他的词有极高的公共话语权。然而，在通向公共时，创作者的个性需要隐藏一部分，而文学本身所贵重的却不是口水词，因此他最好的词作，反而和大众没有过重关系。
明代宋濂等人的台阁体，在我看来是宫体诗的变式。因为宫体诗、花间集重情色，而台阁体重奉承。
明太祖朱元璋始终没有安全感，因此他必须让臣下为他创造安全感，于是台阁体应运而生。宋濂为了给他创造安全感，把自己以前的诗集中凡是会惹来杀身之祸的，改了一通（甚至烧了一部分？）。那篇《送东阳马生序》，结尾不还有奉承的话么？！结果，宋濂还是被杀了。
同时代的高启有侠气，而宋濂这类侍从也可名噪一时。举个不算恰当的例子，如果说宋濂等人是司马相如一流，那么高启就是司马迁。后来，文学派系出现过一个公安派。公安派的袁宏道极崇拜李贽，然而李贽那种舍生取义的无畏气魄他却不敢有，只好躲在一处逍遥自适，在一篇文章里效法柳宗元。然而，柳宗元也比他人格高出一大截。
清代二百余年，桐城派始终站在正统上。
方苞为了确立正统，和清王朝互相辉映，把司马迁的话改成“通古今之变，存一王之法”（《杨千木文稿序》）。然而他自己又说“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答申谦居书》）。他自己伪造司马迁的话，就是有所得么？他所依赖的经术，又是忠君爱民那一套纲常理论，而司马迁对单一的义务并不看重，甚至是蔑视的，他并不希望人去做某个对象的奴隶，低人一筹。
方苞的目标是说圣人之所说，想圣人之所想，而无关人情，这是符合满清皇帝的想法的。统观桐城派到后来的姚鼐，这种思路在文章内涵上从未变更，他们又在形式上从《中庸》出发，提倡言之有物有序，然而这些义法、规矩，和文学没什么关系。
文学不是文字学、修辞学、文体学、政治学，而是人道学、人生学、人心学，舍本逐末的机巧耍滑，以大名义压制活生生的心灵世界，是一种文化上的犯规。文学史的篇幅，不该给他们那么多，以至于泛出阵阵酸臭。读这些人的内容，请擦亮眼，捂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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