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成绩出来了，我推着自行车把宁子的成绩给她送去。我考了199分，数学100，语文99，据说是全乡第二，阮老师说那个全乡第一是鸭口村的。
我分在了初一一班，我们的教室在教学楼最东边二楼，隔着校墙就是大马路。班主任刚从师专毕业，才十九岁，我们是孩子，她也还是个大孩子。
那年学校来了很多刚毕业的教师，我们入校前，学校的层级是初一到初四，那是最后一届初四，在我们升初中那年，初四和初三一起参加了中考，这之后，一直到我大外甥读初中，十多年里，都没有初四年级。我和我同学接受的是八年义务教育，小学五年，初中三年。
我的班主任叫杨仕萍，留着短发，白白的，笑起来露出小虎牙，还有酒窝。可能是学而优则仕的缘故，我做了班长。我同桌叫王小婷，是隔壁乡的，冲着我们学校的名声来就读。
初中有早晚自习，离家远的会住校，我们在山上，女孩子选择住校，男孩子呢夜里会结队骑车回家。为了省钱，只有早饭和晚饭在学校吃，中午也要赶回家。
最开始去学校食堂吃饭是要用粮票的，没过多久就改成用钱买了。拿着父母给的钱到食堂换成粮票，再用这粮票去消费，一块钱可以换十两粮票，一两可以买一碗粥，二两能买一个大馒头。我们那一届是处于过渡阶段，姐姐和堂哥读书时，是完完全全要用粮票的，那时候因为学校的面粉厂还在经营，学生可以背着粮食去换粮票。他们吃饭是不能一个一个去的，而是一个宿舍有两只小铁桶，一只打粥，一只打菜和馒头，回宿舍再分。
他们人少，一个年级只有三四个班级，我们一年级有十个班级，一个班级有七八十个学生。那种吃饭的方式行不通了，学校食堂就置办了碗筷，允许单个人去就餐。
开学没多久，我就认识了那个考了全乡第一的同学，他在初一二班，我叫他方子。他班主任叫焦晓芳，和我老班一起来的，她是个大美女，个子高高的，留着披肩长发。方子本来分在一一班的，因为她班主任和他是一个村子的，就把方子要到了二班。方子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比我更早知道自己是谁，也更早的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们食堂做饭用的是那种超大的铁锅，煮粥还好，做菜根本不能称之为炒，而是煮，只要搞熟了就可以，冬天的时候，差不多顿顿是白菜。因为是这样的方式，我们有机会在白菜里吃出各种意外来，头发，石子和小树枝都算小儿科了，遇到这样的，挑出来，接着吃。有一次，我先是吃出一个小的啤酒瓶玻璃块来，挑出来，再吃，又出来一个啤酒瓶底，我认输，放那里，干干的喝粥。这时候方子过来了，问我怎么不吃那菜，我说连着吃出了玻璃来，我怕了。方子说你不吃我吃，他就着我的筷子，三下五除二把那碗白菜吃了个精光。
因为吃饭还认识了另一个朋友，伟佳，他也是二班的。有天早上去吃早饭，看到一个同学立在楼梯口，我路过他身边时，毫无缘由的问他，你吃饭没，他说没呢，我说我请你吃饭呗，他说好啊。我身上那会儿就二两粮票了，买了两碗粥，请他吃了一碗粥交了一个朋友。
我在村子里辈分很高，同学发小素辉，素杰论辈分得叫我叔叔，我管素辉的爸爸叫铁牛哥，素辉的妈妈从我姑奶奶那里论起来，我叫她姐姐。铁牛哥是我们初中的副校长，素辉妈在学校食堂工作，因为这个缘故，每次去食堂吃饭，素辉妈都可劲给我打很多，尤其是晚餐有蛋炒饭时，素辉妈都会把我叫过去，一铲子又一铲子的给我碗里堆出个小山来。
那时候正值长身体，那样的大馒头，放开了吃，我一顿能吃五个，我朋友里的最高记录是八个。顿顿在食堂这样吃，很快要把家里给的伙食费吃空的，我们不管住校还是走读，都会从家里带烧饼和咸菜，除了午饭，早晚餐只买一份粥。那烧饼是用方言里叫“昂”的炊具“炉”出来的，一般会烤的脆干脆干的，可以保质很久，吃的时候，如果嚼不动，就掰碎了泡粥里。
吃饭之外，不全是学习，至少我还要面对很多奇奇怪怪的事。
小学打架的一个对头花大头，在初中跟着他表哥混，还发宏愿说要在一周之内让全校人都晓得他的名号，他列了一个初一到初三年级黑名单，挨个发过去，我在初一一班，首当其冲。
有天晚自习课间，他带着一帮人过来，指名道姓地把我叫出去，没说几句就要开打，我也是有性格的，你打你的，我也回击我的，就在架势摆好了要动手的时候，和我同班的雷子出面拦了下来，我们三个小学都同班，雷子的表哥和我堂哥是好朋友，是一个更厉害的混家子。花大头看雷子出面了，就说了几句要挟的话领着一帮人走开了。
我以为这就结束了，哪晓得我们班一个花大头的小弟又在我面前各种嘚瑟，还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在我面前叫嚣有种你打我，我真就抡起胳膊给了他一巴掌，本要接着揍他，被同学拉开了。他哭着出去了，说喊人来教训我。晚自习要上三节的，第一节下课了，花大头刚闹过，第二节下课，我在栏杆边立着，就看到又是一群人呼啦啦从东边楼梯往上跑，边跑边喊我名字，我一看这阵仗，赶紧从西边楼梯跑了下去。
同学后来告诉我，幸亏我走开了，不然他们真有可能把我从二楼扔下去，我打的那个个子不高的花大头的小弟，算是个富二代吧，家里开石头矿成了暴发户，平日里很嚣张的。来打我的那帮人，领头的是楼下初三年级的，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那时候法制还没现在这么健全，打伤了也只是私了，家里没有势力，只能认栽。
第三节课我没有上，我骑着自行车在外面逛，路上还遇到了小学的阮老师，她还讲今天你下课这么早的。我也不敢回家，怕父母知道了担心，一直晃荡到学校放学，在回家的路口等到村里的同学再一起回家。
那时候，开始慢慢知道什么是势力，开始感觉到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两个人之间的事。我以前是经常打架的，只是一上初中，我爸就让我答应他，十八岁之前不要再打架，好好学习，努力考上大学。因为家庭里的一些状况，我不得不答应他，那大概就是我怂的开始吧。
别人想找你事，理由总是能找到的，我喜欢唱歌，喜欢表现自己，学习又努力，他们觉得我太过张扬，个性太强，他们也知道我的家庭情况，所以时不时的会来找茬，我只好忍着。
调皮学生不只是找同学的麻烦，也会找老师的麻烦。我们班位置靠着马路，有一个村子的学生，夜里放了学，就会拿石头砸我们的玻璃，发展到后来，正上课呢，都有石头飞过来。
没有更好的应对措施，只有不停的换玻璃。我和副班长时常要去外面割玻璃回来装。有一天，英语老师对我们讲，别再去外面买玻璃了，他那里也有，学生，尤其那个年代的学生，是没有更多选择的，即使心里有抵触，行为上也只能服从。这以后，需要玻璃，就从英语老师那里买，价格比外面要贵一些。
有一次学校对老师进行测评，让各班班长去讲看法，提建议。那是中午进行的，我回家午休，只好有住校的副班长去参加。他也是耿直，讲了英语老师卖玻璃的事。大人的世界，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会明白呢，他不知道的是，还没到下午上课，英语老师就已经晓得这个情况了。
下午的英语课，老师明显就是来翻脸的，预演的过程都没有，那些刻薄话，我现在都记得。什么你们这样对我，我也这样对你们，什么不就是让你们去我那里割玻璃吗，我还不是为你们好，能挣你们几个钱。从那天之后，他再也没有认真的教过我们，上课的时候花上三五分钟把新单词教一遍，然后就让我们几个学习好的反复的领大家读。在我大学毕业三四年后学会了圆融处世之前，我始终是无法认知我初一英语老师的这种行为的。那年期末考试，我们班英语最高分只有69分，更多是不及格。
学校让校工给我们北面的窗户都装上了铁纱网，也只是能让玻璃不那么容易破碎，并不能阻绝这样的事继续发生。
班费很快就不够了，班主任迫不得已收了额外的费用，一个人两块钱，这免不了会被一些人议论。她也就是个十八九岁的毫无社会经验的小姑娘，被别人背后讲了几句，就有点受不住。有天下午抱着数学作业去她办公室，进了门，看到她无力的躺在床上。我一进去，她就开始讲班费的事，说实在不行，她就自己贴钱给同学们退回去。我用我能想出来的话语去安慰她，让她别想那么多，结果她一下子就哭了出来，是只流泪但没有声音的哭。我就坐在凳子上，默默地看着。
班主任决定自己行动起来，她让我下了晚自习跟她去班门口守着，抓一两个砸玻璃的，让学校处分下，以此震慑一下那些坏蛋。
第一夜就出了状况，我们拿着手电站在角落里等着，不一会儿多听到楼下有人讲话，还是一男一女，我用手电往下晃了一下，被班主任拦住了。我说，应该就是砸玻璃的吧，本主任说，不是，他们是在谈恋爱。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这样近距离的听到别人对我讲“谈恋爱”这三个字，这之前，也许从电视里听到过，但我的周围，连“爱”这个字都没人用过。我不解的问班主任，“老师，什么是谈恋爱”，班主任蛮认真的回答说“你还小，还不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触碰到这些，只有记忆，没有感触，因为，我确实不懂。
班里有个特聪明的同学，他叫翔子，和班主任一个村还一个姓。他比我们小两岁，算得上少年天才了，样子看起来就很聪明，很清秀，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个子不高，瘦瘦的。语文老师郝老师经常夸他，说别的同学不要去跟他比，因为，别人学习好，靠的是努力，而翔子呢是天赋。这个，是真的，他并不需要多努力就可以考试很好。我对他的羡慕，从来不是学习上的，而是周末时候，他可以和另一个同学住到班主任办公室。
寒假前的期末考试，结束后几个同学去班主任办公室核算分数，那天天气很好，大家有说有笑的聊着，班主任用那种旧式的卡带录音机放了音乐，是西洋的音乐，节奏是一跳一跳的那种感觉，听那音乐，像看卓别林的电影，不知道是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节奏，还是说那天那个氛围太轻松，我们笑的前仰后合的，不停的说着，老师，怎么会有这样的音乐啊。
初一冬天，我们县城开运动会，学校组织学生参加，至于谁去参加，内定的，我们就看到课间时候他们在操场练习。所有人都只是看着，但我觉得哪里不对劲。
有天中午从家里回到学校，自行车还没放好，又看到一群人围着看那些人在训练，那天练习的项目是扔沙袋，他们临时用砖头代替沙袋来练习。我扎好自行车，也过去看。那项目叫祖孙乐，一退休老教师扮演爷爷，一年轻体育老师扮演父亲，找一一年级学生扮演孙子，以一家人的形式比赛扔沙袋，评判标准就是看谁扔的最远。
我一假期天天干农活，平时周末也要下两天地的山里娃，看着那同学十几二十米的成绩，心里那个痒痒啊。他扔了没几下，我就从围观人群里走出来，问老师，我能不能扔一下试试，老师说可以啊。我随便扔了下，哎呀，真远，再扔，更远。老师可能是有任务的，再怎么内定人员，也还是得向拿荣誉争第一看齐。那位演爷爷的老师问我叫什么哪个班级的，问清楚了，就说以后你来训练吧。就这样，我鬼使神差的争取到了一个机会。
一年里，也只有春节去老爸的舅舅家时，才能去一次县城，还是大人们大冬天的冒着风寒骑自行车兄带着去。弟姐妹三个，在老爸买了农用三轮车前，也不是年年都能轮到我去，所以于我来讲，去县城差不多能跟飞黄腾达类比了。
我最后被确定了，代表我们乡去参加这个项目，最觉荣幸的，是能坐乡里的212吉普车去县城，哎呦喂，那平时可是只有乡长才能坐的哎。
出发前一天，学校给我发了一身运动服，一双运动鞋，回到村里，我都举动脸是烫的，夜里一家人围一起，来来回回的聊这件事。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老妈就做好了饭，吃过饭一家人出门去送我，老爸老妈姐姐弟弟一起把我送到乡里。
到了县城，参加了开幕式，跟着老师回宾馆，我们语文老师参加的乒乓球比赛，他负责看护我，我怕自己在城里给丢了，寸步不离的跟着语文老师。
路上，语文老师说去下厕所，我也是很有感觉到，跟着去。厕所是收费的，一人两毛，老师替我出了，进去了，人挨人的站着解决，哎呀，我害羞了，半天没有动静，就灰灰的溜了出去，见到老师说了声对不起，浪费您两毛钱，老师笑了，估计他心里在嘀咕，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可爱呢。
比赛前，各个乡的运动员聚一起聊天，一个喝了酒脸红红的老伯伯，跟我们演爷爷的老师说，他们那个孙子运动员一下子能扔三四十米远，很厉害的，我听的都紧张了，这是个高手啊。
预赛时候，我们两组恰巧分一起，好吗，吹牛的时候是个王者，真刀真枪上比赛场了，原来是个木头疙瘩，害得我使足了劲去拼，那同学连我一半远都不到，淘汰！
一路过关斩将，我都以为我有神力呢，心底也不那么排斥干农活了，甚至都有点感激挑水放牛拔草砍玉米割麦子了。我们最终拿了第一名，奖品是一块奖牌，两个毛巾，一条羽绒被，还有一百块钱。最开始，我就得到一块奖牌，别的都没有，奶奶晓得了，对我说不能由着他们这样，去跟他们要去，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有天夜里，那个青年体育老师过来找我，说了一通大道理，最后说要是实在过不去，他就把那些东西都给我，最后毛巾给我了，钱给我了，羽绒被被他留下了。
初一那年，电视里每到中午会演奥特曼，我的好朋友祥子和朋子是河西村的，回家的路有一大段和我重叠，每到中午，我们就急急忙忙的往家里赶，去看奥特曼，回到学校还扮演相应的角色。
自行车大都是二八大杠，到了冬天，铃铛经常被偷，他们偷去做蜡灯，就是把蜡烛融化了盛在自行车铃铛里，插了灯芯点上，这是从小桔灯演化过来的。
我也做过蜡灯，不过用的是自己的铃铛。我觉得这个还不够有创意，就搞了块木头，上面挖个坑，滴进些蜡，直接点上，灯芯都省了，还特别亮。这都是自习课上，老师不在的时候，同学们做的事。
我同桌王小婷很反感我们这样的调皮，她在课桌上做了清晰的标记，一条复写笔画出来的三八线。这就是条导火线，时不时的各自冒犯下对方，然后动口不动手的理论一番。我想既然一条线不能清晰的隔绝出各自的专属空间，那就来一道坎吧。我用小刀把我那半面桌面奇奇的削短了两三公分，这样，我那边桌面窄，王小婷的桌面宽，相安无事。
有一次学校教导主任亲自检查课桌情况，如有损毁，就会处罚。通知是前一天下达的，我得想个补救办法，在各种示好下，我同桌同意我对我们的课桌进行改造。我用小刀把她那一面也削短了，直到和我这边平齐，涂上黑墨水，猛一下还真看不出来什么不同。
可能是得意于躲过了检查，夜里发了迷糊，第一节晚自习下课，我就骑上自行车回家了，还有别的班级的同学问我去哪里，我说放学了不回家干嘛。路上还想，二子他们怎么还不出来汇合，不等了，一个人走。
我爸每天夜里会给我凉一碗白开水，我到家了喝，那天到家了正喝着水呢，我爸说，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我才反应过来，看了下表，这时候第二节课还没开始呢。我放下碗，来不及给爸妈解释，就一溜烟的往学校赶，到了学校，第二节课开始了一会儿了。那节课是班主任的数学课，我进到班里，可能他们都知道我骑车回家了，都在那里冲我笑。
1999年五月份，初一下学期，我们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人炸了，学校组织学生去游行，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游行。班主任确定了我们班的口号，路线是从学校出去，先到乡政府大院门口，再沿着乡里唯一的一条主街往东走，走到东头再转回来往学校走。
快到中午时，我们出发了，举着标语，我站在队列旁边，边走边喊口号，然后同学们跟着喊。那时候，包括大人们都是一腔怒火，村子里的老人讲起来都会骂上几句。
和小学不同的是，初中不需要交麦子，但保留下来的是清明节去给烈士扫墓。靠近我姥姥家的山里河道边有一个烈士亭，有着一段同狼牙山五壮士一样悲壮的抗日故事。几个小战士被日本人围堵在山里，因为不熟悉路，附近村子又刚被日本人扫荡过，没人找到老乡带路，最后被逼到了临着大河的悬崖边，那时候这条河上还没有建水库，河水自然流动，很急很深。班长带着士兵们从悬崖上跳了下去，宁死不做俘虏，有一位老兵受伤活了下来，这段故事才被人们知晓。
以前，我们就是沿着山渠走到那个悬崖边，把自己做的白花放下，以此凭吊烈士们。到了小学四年纪，政府在悬崖上修了烈士亭，立了碑，铺了台阶。
初中扫墓，也是在清明节时学校组织过去，那里离学校有十多里山路，我们都是走路过去，不知道现在这样的传统还在不在。
那时候，每年冬天，学校会开运动会，有一个五公里跑，是全校参与的，实际距离是远多于五公里的，从学校出发，跑到西河大桥再回来。这样的长跑，肯定会有人投机取巧的，倒不是怕谁走近路，因为没有近路可走，主要是预防那些没有跑到西河桥就折返回来的。学校还是蛮有办法的，安排十多位老师在西河桥等着，每人手里一沓好多好多年前的旧粮票，学生跑到了，领一张粮票再往回跑。这些粮票已经算是绝版的了，谁也搞不到的。
那时候班级荣誉被看得很重，老师会亲自上阵给学生加油打气。跑五千米时，我们班主任骑着自行车全程跟着，我回跑经过小学门口时，班主任骑过来，说就剩下三分一的路程了，加把劲，坚持到底。她一路跟随着，时不时的讲几句。那次，我跑进了全校前三十，得了一条白毛巾。
初一，最深的记忆就是我的班主任，到现在，都觉得她是那样美，可能我很多同学对我班主任都会是这个印象吧。
初一时，还有一个习惯，吃早饭时，馒头不吃完，拿着去一五班门口吃，因为宁子在一五班。
初二年级，我分在二五班，宁子在二一班，她们班出名的乱。
二五班的班主任叫田玉祥，人们都叫他老六，教语文，是学校的八大酒缸之一，他妻子是学校教物理的万老师。
田老师有一次喝高了，把摩托车给丢了，万老师没有责备他，就说以后少喝点，身体要紧。
初二的英语老师叫刘永华，是个高材生，正宗的大学本科英语专业毕业，我们是他第一届学生，在那个年代，大学本科生在初中做老师，是很可以牛气冲天的。
体育老师姓张，名字不记得了，他们家在学校开小卖店，性格很好的一个老师。
因为得了鼻炎，总是有痰，时不时的会吐痰，到没有随地吐，只是那声音特不文雅。有一次去厕所，体育老师也在，我不停的吐痰，老师说观察你很久了，得想个办法治一治，不然挺影响形象的。我说我是鼻炎的缘故，留下的病根，一下子控制不住。老师说，试着经常含一块糖在嘴里，慢慢调节过来。我照着做了，效果还不错，那个毛病被改了过来。我感激张老师的不只是他提供的方法，而是他说的挺影响自身形象的。这之前，我就把自己定位成山里出来的土娃娃。
课间呢，我喜欢踢饮料瓶玩，就无聊的踢来踢去，英语老师看到了，把我叫过去，问我干嘛不停的踢瓶子，我说不知道啊，他说以后不许再踢了，这种无聊的事也不要再做了。我也照做了，那算是我自我认知的一个开始。
我前面坐着俩本家姐妹，一个叫丹，一个叫云，云坐在我正前面，爱读书，英语特好，我呢数学很好，但是人很冷酷，云问我题，我爱答不理。
二年级最好的朋友叫文明，和那位我一碗粥认识的伟佳是一个村的，他喜欢云，但是胆子不够大，就让我替他传纸条。
英语老师还是蛮有才华的，不过，我那时候不怎么喜欢他的那种性格，觉得他一个城里来的跟我们这些个山里娃不是一类人。他总是表扬云，说她学习认真，根本原因呢是云的英语不错，又听话。
刘老师爱唱粤语歌，我也是那时候晓得了海阔天空这首歌还有byong乐队，他还喜欢背古诗词。班里有个叫高进的哥们儿，很迎合刘老师的两大爱好，那哥们儿带个黑框眼镜，瘦好手高的，在我们粗糙的汉子眼里，他有点娘。这哥们儿因由着跟英语老师走的近，日常讲话很是猖狂，对着谁都能杠几句，有一天来我这里杠，我脾气上来，把他给打了。
他个子高，但没有打架经验，只能吃亏。英语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那哥们儿想明白了，回教室了，我硬着脖子跟老师说，我不上学了，受不了这种鸟气。原因就是我要对方道歉，也反对老师劝我去想开。那时候的老师还是很负责的，他们舍不得一个学习还不错的学生就这样退学了，各种劝，后来是班主任拉着讲了好半天，我才打消了回家放牛的念头。
英语，语文，数学，这些课，都是我喜欢的，只有历史是我有意见的，我不喜欢死背硬记，看历史书更像是看故事，想知道更多，也有很多为什么。别的科目的作业，会保质保量的完成，只有历史作业会时常忘了做，为此还被历史老师在放学后留校补写作业。事实上，历史课是我最有兴趣的课，只是这兴趣不在考试上。
我们班有四大金刚，除了花大头，还有三个，他们都算小小的富二代，家里有钱，在那个很多同学吃饭都节省的时日，他们有耐克穿，有轮滑鞋玩，还抽烟，喝酒，打架。老师知道拿他们没办法，就给他们一个最低要求，别影响其他人学习，他们也做到了。于是，喝酒抽烟都会叫上老师，有一次学校检查，在他们的课桌里搜出了雪茄来。
有一天上课，四个人脸上都是伤，问怎么了，原来花大头和高年级的约架四大金刚也叫了一帮人去壮声势，结果昨天夜里，对方来了二三十个人，花大头他们就自己四个，叫的小弟一个没来，被对方胖揍了一通。
我们班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比宁子的一班好多了。我有一天闹情绪，跟班主任说想转班级，老师说那你自己去跟想去的班级的班主任谈，人家让我过去，他不拦着。我就跑到一班班主任那里去讲，她那天正在洗衣服，头也不抬的问，为什么非得转到一班来，我说因为一班好，她大笑，说谁不知道一班最差，你呢好好的在五班待着吧。我没有，也不能讲出来，为什么去一班，理由就一个，因为宁子在一班。
初三在二班，班主任是焦晓芳老师，就是那位很漂亮的女老师。物理老师叫万秀丽，就是我初二班主任田老师的妻子，英语老师叫刘永红，她后来嫁给了我初二的英语老师刘永华，数学老师叫张新颜，他妻子是我们的政治老师。
那时候班里有很多复习生，一个班差不多近一百人。年前一次考试后，学校分了快慢班，把那次成绩不错的分到了一起，组成一个新的三一班，配备最好的老师。我因为那次考试的不好，班里复习生又多，就没有去到快班，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差别对自己以后的路有多大影响，我的家人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觉得是我不够努力的缘故。我小学同学，就是那位琚老师的儿子，哭着求老师把他分配到一班去，我为此还曾笑话他不够爷们儿。
等我醒悟过来，是分过班后了，我发现一班的学习进度远远超前于别的班级。方子在一班，我跟他聊天，发现差距越来越大，我是一个很要强的人，看到差距就会去追赶。我自己私下里去往前学，按着一班的标准和进度去要求自己。
我化学很差，总找不到窍门，夜里放学后，三班班主任尚荣芝老师允许他们班学生点着蜡烛继续上自习，我会跑过去蹭教室，蹭光，就这样认识了一辈子的好朋友鑫阳。我在那些自习的日子里，把化学课本上的知识点，手抄了一遍，自此像打开了任督二脉，一下开悟了。
期末考试，我考了全校17名，应届生第一名，数学，物理，化学满分，而考试内容有很多是慢班没有学到的。物理万老师在班里点名夸我，说还没学到呢就考了一百分。数学张老师把我叫出去很多次，说鼓励我自学，有不懂的，随时去问。
环境，很多时候是个人无法改变的，在二班，我就是睡觉，也还是第一，但这个第一就像井底的青蛙透过井口看到的天空，只有那么大，毫无意义。
年后，学校又选了一批人进快班，我跟鑫阳都进去了，进去了才知道差距有多大，但已经来不及了，两个月后就要中考了。
一班的英语老师是刘永华，我对他还是有偏见，有一次课间，我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画了一个小胖子，还写上“这是你”三个字，刘老师刘坐在教室前面，他看到了，也清楚我在表达什么，一个粉笔头扔了过来，同时扔出一句话“就你聪明”。我的英语不好，一直都是七八十分的状态，越考试，信心越差。有一次课堂测试后，刘老师边念成绩边发卷子，到了我，他念的成绩是90分，声音还提高了念，走过去拿卷子，心里满是惬意。回到座位，仔细看了下，原来有一道题分数给错了，我实际只有八十多分。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自己拿着卷子就去找刘老师承认问题，当着全班人面说自己实际只考了八十多分，刘老师压低声音讲了句知道了，就让我回座位了。
那时候考试是拿着凳子去外面分开了蹲着考，有一次考试物理，我们东一个西一个的坐着，几个男生看到食堂后面放着很多松木，就坐过去，图舒服，我也坐上去了，等到答完了卷子，起身回教室，才发现不对劲，裤子被粘住了，松木没有干透，松油渗出来，全搞到裤子上了。
到了快班，终于和宁子在一个班了，想找她说话，找不到理由，就借口说自己的伙食费没有了，先借她两块钱，她给我了，我隔天就还她了，不好意思当着同学的面给她，就又借她的历史课本过来，把钱夹进去，再还给她。
初三因为学业重了，夜里我就住到了表姐家，年前我还在慢班，宁子在快班，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很久时间里路上都有积雪。宁子不想在学校住，夜里要回家，就让我陪她回去。一开始就我们两个人回，早上我很早起来，去村北她家喊她，有时候她起来的晚，我都等到天蒙蒙亮了她才起来，这时候上山开矿的人们会从她家门口路过，问我在干嘛，我就会脸红。
再后来，素冰也要跟着回家，三个人一起走了一个冬天。下雪天最有意思，来回路上，三个人一起滑雪，轮流被另两个人拉着在雪地上溜，那是记忆里那时候最美好的时光了。
还有一个有意义的事，是关于我们二班的英语老师，她有时会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比如在黑板上写一个“槲”字问大家怎么读，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知道的，我说这个读“hu”二声，是一种树，就是我们北面大山里长的最多的那种树。那时候少年包青天正热播，她还教我们唱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虽然上初三了，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了，也还是有很多糗事。有一次全校联考，操场上坐着几百个学生，开考前，我爬上操场西北角的篮球架表演人体秋千，就是双手吊在最上面的铁架子上，身体荡来荡去。这时候，方子跑过来突然就把我的裤子给拉下来了，架子很高，我不敢贸然跳下来，可是褪下来的裤子束缚着腿，我没办法一下子沿着架子下来，就这样被那么多人看着。
夏天学校宿舍很热，初三下学期，学校又要求必须住校，宿舍是原先面粉厂的车间改造的，我跟方子，鑫阳在一起。有天中午，三个人突发奇想要搞一个吊床，以为那样就不会热。方法就是把我的床单四个角系轧在两张上下床的上面，方子最瘦，只有他躺上去，两边的上下铺才不会往中间倒。可是这小伙儿太调皮，他躺一会儿坐起来，两手撑在床沿上，两脚不停的来回踩踏，我们在旁边还笑，只听得卡擦一声，我的床单从中间裂开了。哎呀，我当时就慌了，不是心疼床单破了，而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被爸妈知道了，是要挨打的，哈哈。
方子不是一般的调皮，那时候学校门口有一对大叔大婶在卖烧饼，中间可以选择夹鸡蛋，火腿，还是豆腐皮。有一天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去，我买了一个烧饼想着一起分了吃，让方子先掰一块，这家伙居然拿舌头把那个烧饼里里外外舔了一遍，好吧，全给你吃。
男孩子身体在初三会明显发育，声音开始有变化，有的胸部还会长脂肪瘤，一种随着发育会自动消失的良性脂肪瘤。我就长了，一碰就痛，有人吓唬我说这个得开刀，搞不好还会流很多血，我当真了，跑去跟班主任请假。焦老师也不大清楚是怎样的，很上心的安慰我，还给我糖吃，说如果不行，就带我去医院。没多久，那个疙瘩就消失了，我算是矫情了一场。
关于友谊，就要讲一下我小学同学长香，他五年级就去城里读书了，初三上学期，我连着两三个月收到邮件，各种辅导教材，还记得其中一套的名字叫《考上北大清华》，但不知道是谁寄过来的，直到有一天收到信，才晓得是长香，她给好多老同学都寄了书，但给我最多。
有一天中午回学校，我记得我背着一袋子的烧饼馒头，在教室前面看到一群老同学围在一起，中间立着一个穿着很时尚的漂亮女孩，走近一点，认出来是长香，她笑着说你来了，一会儿咱们一起去照相吧，我嘴里说着好的，回到班里，我再也没出去，不只是害羞，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夜里上课，回答过问题坐下，不经意回头，看到她就坐在我后面。一直到她回县城，除了那句“好的”，我没跟她再讲过一句，她回去就来了信，在信里很生气的问我为什么这样对她。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样，长香尽管生气，后来还是不断地寄书给我。
就像对待长香一样，我也不知道我的初中时候，我到底在干嘛，我努力学习，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目标，甚至也不惧怕失败，以为大不了就回家放牛种地。但我清晰的记得，我是有想法的，但跟学业无关，甚至跟学校也无关，我是思考过自己的，只是那样的年龄，那样的认知，是思考不出什么结果的。
在这样的心态下，我的中考考的一塌糊涂，我依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那时候，到了快中考时，老师是会劝退那些学习很差的同学，会承诺给他们发毕业证，中考就不要参加了，怕的是影响所谓的升学率。我们刚上初三时，一个班级有近百人，最后参加中考的只有六七十个。
中考时，学校会在城里租下一个小酒店，我们每人交一些钱，吃住都在里面。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很旧，我的房间一开始在靠东一点的地方，焦老师的弟弟是复习生，他过来找我说想跟我换一下房间，我说好的啊。本来一个房间要住七八个学生的，我去到那个最西边的房间，里外联通的两大间，只我和一个大个子。我问大个子其他人呢，他说都去别的房间挤去了，我问为什么，大个子说，这个房间对面的房间是不是贴着公安局的封条，我说是啊，他说那是个刑事案件的现场，里面杀过人，那些同学不散住这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住到里面那间，关了灯，聊了一会儿就睡了，半夜里，外面那间屋子的灯突然就亮了，我们坐起来，对视着，那一刻是真的有点害怕了，一起出去看了下，没有人啊，把那个灯关了，接着睡。
我哪一个高中都没有考上，老师也是非常的诧异，班主任很早就联系了，让回去复读，而我在要不要复读上，还没有主意，真的无学可上的时候，我这个学习还算拔尖的初中生，竟然真的慌了。
我爸妈没有责怪我，只是把选择权给了我，让我自己决定要不要复读，以及去哪里复读。我劳动了一整个暑假，不能叫暑假，应该叫毕业到别的同学去复读这段时间。
村里的伙伴都去复读了，宁子，素杰，素辉，我还在犹豫，我能明显感觉到我爸的焦急，他是很想我继续上学的，尽管他那点收入对于养这个有三个孩子的家很是紧张。
一直等到别的同学都回学校一个多月了，我爸终于开口了，我知道这些话语里有催促，我也终于决定去复读了，其实，爸妈不知道的是，我很想读书，但我更担心给家里增加负担，我犹豫的更多是怎样的取舍。
父亲开着农用三轮，拉着铺盖，课本和我，去了隔壁镇子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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