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今年五十了，还是那么不着调。
炒菜忘记放盐，开餐前才发现电饭煲忘按“煮饭”键，冰箱里收藏一周前的剩菜，需要打电话时到处找手机……
这不，她刚又告诉我：“刘奶奶送给你的那只公鸡不见了！大概从菜园子里飞走了！”
我在电话这边耸耸肩，少吃一顿鸡而已，没事儿。
我的淡定来源于我妈数十年如一日“不靠谱”的磨练，如果哪天她正常起来，那才让人害怕呢。
01
我妈年轻时就不着调。
爸爸是木匠，常年在外做工，农忙时才回家。他的收入再加我妈种田种地，基本够一家人开支。
但有一天，我妈跟着年轻时髦的小姑去了一趟市里，回来便说她要做生意。
“一颗白菜，种上几个月，只能卖几毛钱。一斤海带，从市里到乡镇，转手就能赚一块。我得去做生意。”我妈抱着朴素的经济价值观，开始计划她的创业之路。
但做生意需要成本，而且风险很大，我奶奶和我爸都坚决反对。
奶奶责骂我妈胡闹，不在家好好带孩子，学人做什么生意？有成本吗？亏得起吗？
我爸也觉得这事超乎想象，做什么生意？又不是养不起你们！人一走，家里的田地怎么办？在外抛头露面，不嫌丢人？
我妈的理想撞上了坚实的硬墙。
她默默地低头种地，但心中的念头如菜地里野蛮生长的杂草，总也锄不净。
她悄悄找外公外婆大姨小姑借了千来块，来到镇上租了店面。打听好门路之后，便跟着司机去进货了。两天后，正逢赶集，我妈的杂货店开张了。
她把运来的货物，摆在门口的木板上，逢人便招呼。只要有的赚，低价也卖。第一天，上门的生意还真不少。
待散墟后，我妈一屁股坐在板凳上，一手钳住腰包，一手搜罗出一张张零票儿。整理好之后，往指尖吐一口唾沫，乐呵呵地数起钱来。
那时我和弟弟还在上小学，爸爸也在镇上做工，一家人挤在堆满货物的单间里，三四十平米容纳了四口人的吃穿住。厨房在旁边一个简陋搭建的半露天杂房里，每逢下雨天，菜锅里便飘进细条的雨丝。
我爸晚上回来，抿一口酒，脸上不苟言笑。他知道木已成舟，给我妈做了几条高凳、几块大木板，还给我们姐弟做了一个高低床。
平日里为了进货，我妈凌晨四点多起床赶车。回来卸货时，有重物搬不动，便叫我爸帮忙。我爸扛货，一路骂骂咧咧。后来她常常一个人扛着上百斤的货物，在黑夜里独自穿行回家。
我妈的小店，自开张以来，生意一直不错。她嗓门大，脑筋活，算起账来又快又准。她愿意让利，且绝不缺斤短两，不久便培养了许多忠实客户。镇上的商家，见我妈来势汹汹，抢走了他们的生意，便生出许多言语。
我妈年轻时，受我外公外婆影响，吃素。他们便叫我妈“斋婆”，意思是“吃素的坏女人”。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也不喜欢镇上的人。我想回老家，像以往一样满山野撒欢。可如今，我变成了外来的孩子，每天只能陪妈妈守着她的小店。
她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剥蒜子，抖海带，称胡椒，为了增加货物的卖相和卖货的速度而时时鸣起冲锋枪。我便是她圈禁的“童工”，自此失去了自由。
那年冬天，似乎格外冷。年底赶完最后一次集，除夕白天，一家人才背上年货，踏上回家的路。一路上，家家户户传出震天的鞭炮响和炖肉的香气。爸爸挑着担子走在前面，一言不发。我习惯了父亲的凝重，安静地走在母亲身旁。
冷风扑面，把我和弟弟的小脸冻得通红。爸爸的担子，忽然间绳索断了。他气急败坏地把箩筐一摔，奋力朝那散落一地的年货踩去。
“大过年的，发什么疯？”我妈冲上去，一边拉他，一边喊。
“你还知道今天过年，这过的叫什么年？家里冷锅冷灶的，哪像过年？我叫你不要做生意，把日子都过浑了！”
我和弟弟吓得呆在一旁，妈妈捡起地上的东西，重新给绳子打上结。待她拾好货物，爸已经甩袖而去。妈整理了两个货担，一个人把东西挑回了家。寒风太凄厉，把她的眼睛都吹红了。
那一年春节，我和弟弟穿上了新衣，餐桌上摆满丰盛的饭菜。我们无忧无虑地在冬天的田埂上追赶，天真的我们并不知道，以后家里再也没有太平日子。
02
镇上的女人们平常唠唠嗑、打打牌，消磨时日。进货、摆摊的事儿多半交给男人，忙时才帮忙称秤、收钱。但我妈的男人，白天在家具厂里干活，晚上回家常闹脾气，嘴里念念有词：“白天给老板干活，晚上也没个清闲。”“你有多大本事，以为人人都能做生意发财？”
后来镇上的女人都知道了精明能干的“斋婆”有个暴躁的丈夫，她们好心劝她别只知道埋头干活，伺候好丈夫要紧。
有的则添油加醋散播她的“罪行”，说她“混在男人堆里抢饭吃”，“吃着斋饭，赚着黑心钱”。有时在夜里听到经久不息的打骂声，又叹息着“斋婆”的命运。
我妈没有在暴力面前低头，但精神和我爸彻底决裂。那些流过的泪水，风干后，心也变得如沙漠般干厉。
她曾无数次想过逃离。天大地大，哪里还容不下一个敢想敢拼的她？但不忍心的，丢下这一对小儿女。女儿成绩优异，要送她读大学。儿子也可爱，以后要帮他娶个好媳妇。
这辈子不过是为了儿女而活。她又“发现”几种赚钱的活计，一年到头没日没夜地忙活。从未享过“女人”福的她，只有在握着钱时，心底才感觉踏实。
2003年左右，镇上掀起了“盖房”的潮流。我们几次搬家，住的都是“老破小”的房子。我妈心思又活动开了，想跟我爸商量，哪知一开口便被打断，“盖房？家里有钱盖房？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我妈说，先把地买下来，房子慢慢盖。我爸反对，说等我和弟弟读完书再考虑。她见说不通，便私自拿出所有的积蓄，再找人凑了点，到支书家拍板定了一块地。
外来人终于在镇上落户了。房子盖好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升学宴和乔迁酒一起办，双喜临门。
敬酒时，我忽然发现，妈妈的眼角尽是开叉的裂纹。平日里眉头紧锁，像战士一样战斗的她，那一天，笑容明亮得晃眼。我才恍然记起，曾经我妈也是爱笑的女子。
03
我妈就这样，过着她不着调的一生。她取悦不了丈夫，也不屑去取悦，像个男人一样在市场上拼杀。
后来家具厂不需要木工了，从城里进货更划算。我爸的同事都南下打工，进了广东的大家具厂。他不愿背井离乡，便帮人装修。半个月的活，往牌桌上一坐便只剩一半，再因为人情去个尾数，每个月拿回家的钱很少。
我妈知道自己一个人力量有限，想把生意做大必须有帮手。尽管两人互相厌弃，我妈还是威逼利诱，把我爸变成了她的助手。
从此，他们的争吵从以往的“不应该做生意”“迟早会亏本”，转移到了“这个家到底谁做主”“谁对这个家功劳大”之类的命题。
事实证明，能干的女人不好惹，固执的男人爱找茬。我们家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摇摇晃晃前进。
后来儿女都长大了。儿子娶了个贤惠细致的媳妇，性格完全不像她。他嫌他妈唠叨，活得太糙。女儿嫁了个温柔知礼的丈夫，避开了所有和父亲有关的品相。
她常常念叨自己太失败了，男人不听话，儿子不贴心，女儿心太野，总也不着家。
也许每个活得太用力，运气又不太好的女人，在不知情的人眼里，都像一场笑话。她活得太热烈，像一团火，有人被灼伤，有人被照亮。
她婆婆，从她嫁过来便不断找茬，而她却忍下所有的凌辱和责骂，始终如一在她面前尽孝道。婆婆临死前，拉着她的手，泪眼婆娑，话里尽是歉意和牵挂。
别的农村女人，把儿子宠上天，弃女儿如敝屣，她却从未委屈过女儿分毫。在她眼里，女儿和儿子一样珍贵。
多数农村女人，把年轻时赚的钱存着养老，害怕有一天无依无靠。而她却傻傻地支持儿子创业、买房，给女儿丰厚的嫁妆，她说，你们好了，我就好。
我深知，如果没有她，我将身似草芥，命如飘萍，连如今拥有的这一点微末幸福都无法抵达。
今年，她五十了。丈夫念叨着“大半辈子过完了，尽了力了，该退休了”，她的那团火却还未萎，一天不干活就充满危机感。
我的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农村女人。世界以痛吻她，结成了粗砺的痂。世人只看到表面的粗糙和不堪，只有我了悟那痂下所有的坚韧与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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