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名与实之思2

读书||名与实之思2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急剧变化，出现了事物的称谓及其所指事物之间的矛盾。许多旧的名称未变，而它所指的事实已经变了；一些新的事物尚无公认的称谓。这种“名实相怨”的现象，反映了新旧社会交替时期意识形态落后于社会现实的情况。

名实观即关于名称与现实或概念与实在关系的根本观点。面对春秋时期名实相悖的现实，孔子主张“正名”，强调以礼为原则，做到名实相符，言行一致。所谓正名，就是辩正名称、名分。孔子主张以周礼为尺度，以理想的“名”去匡正现实,要求人们正其名,言其顺，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主张为君的应该有“君”的样子，为臣的应该有“臣”的样子，君之实要符合“君”之名，臣之实要符合“臣”之名。孔子的正名思想具有一定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意义，首次指出事物的名称、概念和实际事物应当相符的观点。

晚于孔子的墨翟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主张，认为仅仅知道名称，还不能算是有知识，重要的在于能认出名所指的实来。盲人能同常人一样知道白黑之名，但他却不能正确地选取白或黑的东西，这是由于他不知道白黑之实的缘故。后期墨家将概念区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认为它们反映的实有不同范围。

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指出“道常无名”；庄子进而主张“大道不称”，但又认为“名者，实之宾也”，肯定实对名的决定。

名家从合同异与离坚白两个方面论证概念同具体事物的关系，分析了事物及其概念的异同关系。

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将名区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和小别名，分析了名实乱的表现，对名实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在孔子和墨子的时代，名实问题虽已提出并进行了讨论，但它尚未成为一个专门的哲学问题，只是作为哲学家们论证政治思想的一种手段。到了战国中后期，认识本身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名实问题便成为哲学家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出现了一批以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家，即“名家”。

齐国稷下学宫的一批学者，第一次从认识论角度对名实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认为“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强调先有事物的形体，后有事物的名称，名称要与事物相符合。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循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认识的社会效果则是“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

稷下学派的这些观点，引起了以后许多哲学家们的重视。名家学派的惠施主张“合同异”，在对事物及其概念的分析、考察中，过分夸大名的相对性与可变性,得出了“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的相对主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