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比如徐继畲、郭嵩焘、曾纪泽、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张树声、薛福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共识。他们认为，西方的力量不只“船坚炮利”，更主要的是通过政治创新实现了中国人的“三代”理想。
福建巡抚徐继畲，1843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写了《瀛寰志略》，致力于研究中国之外的世界。虽然没到过西方，但是凭借读到的翻译材料，他得出一个判断：美国实行的选举制度，符合三代的政治伦理。（“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林肯说的民有、民治、民享，近乎中国的三代之治。因此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真是人类的奇迹：“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美国这个国家，联合众州成为一国，幅员和中国一样辽阔，却没有像一般国家那样设立国王进行治理，而是把权力交给民众代表组成的议会，创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面，真是一件奇事！
保守派官员刘锡鸿出国前极力赞美中国“天下为家，政令统于一尊”，认为中国政治最好的地方是权力定于一尊，这样政权稳定，国家有秩序，而西方政治是一团混乱。然而他亲自到英国议政院旁听，看到“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每年度支出入，并列细数普示绅民，稍有虚滥，则人共诘驳之，……众耳众目，故人不敢欺；公用公销，故人不忍欺”。也就是说，议员们各抒己见，辩论经常从早到晚，一定要辩清楚为止。每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要详细公开，稍有不准确的地方，就会引起人们质疑。一切都在阳光之下，所以不敢欺骗公众。因此他不觉称赞说：“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以令，斯力无不殚也。”说这种体制能集合智慧，也能顺民心，让百姓心情舒畅，愿意为国尽力。言下之意，当时中国做不到这一点。
晚清那一代读书人对西方的观察是不全面的，他们对西方列强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对西方文化的一些负面因素关注得不够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西文明发展阶段不同，反差过大，乍一接触西方文化，他们被这种过于巨大的差距震撼到了，头晕目眩之下，只注意到了其中光明的部分，没有看到或者忽略了黑暗的一面。
事实上，西方到今天也没有达到儒家描述的“三代”那样的理想状态。另外，晚清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理想化的部分动机，和伏尔泰们当初把中国理想化、在欧洲掀起“中国热”的动机，也有类似之处，那就是借他处之长，来攻此地之短。他们在内心深处也许并不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异邦文化如此完美，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以此来触动自己的同胞，推动自己的父母之邦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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