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是我房下的,也算亲,爹爹的爹爹辈是兄弟,早就过五服了。
记忆中他的形象,很严肃且很精神的,瘦长的脸上少有笑意,一双眼细细的总象在琢磨什么。因为我回老家少,所以脑子里对于他,总是过年时的形象。穿着黑色的过膝的昵大衣,一双亮亮的系带暖皮鞋。“这衣这鞋,是平买呢。”十年前他这样有笑意地对我说,并用那瘦长瘦长且白净的手,摩挲着那件黑得像焗了油似的昵大衣。
平,是他的小儿子,初中毕业便当了兵,后来到了福建,也就在那里安了家。三五年才回来一次,所以和我打照面,好像二十年间只有一两次。但平是大伯的骄傲,据说前些年在外还好,每年都要寄些钱回来,只是两年前又添了个儿子,现在每年寄住家中的自然就少了。大儿子五九,和我从小到大一起的玩伴,懒散得很,也有一男一女,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大伯年轻时是个能人,他的父亲是铁匠,那时的手艺人,红火,所以他家的条件比一般人家好。大集体过后,他便出去闯荡,做了多年的包工头。有十几个年头了吧,大妈身体一直不好,再说小儿子不在身边,大儿子大媳妇长年在外打工,家里丢下了两个孩子无人照看,不得已,大伯歇了外面的事,照顾起了家庭,便在家门口找事做。因为玲珑,一直当生产队队长,多少有点面子,周边大大小小的零散活也做了不少,养家还是有余的。
我们两家的关系,以前并不见得怎样的好。因为我家的穷,父亲长年有病,所以他自然有些漠视。因此,我从小暗暗下了决心,从不多话,只是用心读书,后来就真的考上了中专,并且是全村第一个吃念书饭的。自那时起,我们两家的关系似乎就走近了。特别是大妈,逢人就说我的好,有出息。工作以后回家过年,也经常到他家坐坐,和他聊聊,倒没觉得他有多少的严肃,客气的很。
而彼此走得更近的是因为我的父亲,那年生病从上海回来(在上海卖塑料袋十多年)就一直卧床不起,得的是肝癌,这多得于他的照料,并且父亲的后事也是他一手操办的。我就存了一份感激的心,每逢过年,都带上条把烟,两瓶酒看他,从此也就无话不说了。我最终忘却了他之前对于我家的种种不好。随着年龄的渐大,甚而有些时候惦记起他来。
我是知道的,现在他的日子过得有些苦,大不如从前了。大妈的病好象比以前更厉害,流沙型胆结石,发作时很痛。去年不小心走路跌了,手腕处骨折,更是让大伯劳碌不堪。曾经多么精神的一个人!只是在岁月的风霜和生活的劳苦中,渐渐让他衰老,颓废。
也是去年吧,老家动员拆迁,说是开发,做镇中学用,他死活不肯,说是屋做了多年才装修,花了几万块。春节边回老家得知此事,我不住地责备他,说要是征收了,在中学边划两开间地皮做上多好!他低头不作声,好久才讷讷地吐出话来:“有那么多的--钱--么?大侄子你也知道,五九这几年运气不好......”
当他抬起头来,我分明看他的眼神里全然没有了我印象中的那种生气,有些浑浊,黯淡。我的心中忽然一阵酸楚,这,就是我们的父辈们哦。
年关又快要到了。这几天天气骤冷,我不经意间想起老家,想起了我的大伯。那个小小的生我养我的地方,就剩下四、五家人家长住,包括大伯。老家当年何其热闹,尤其年边,浓浓的年的气息兴奋着屋子里的每个人。而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每年的回老家,也是匆匆地来,匆匆地去。
哎!每逢此时,便想再看看老家,看看门口那快枯了渐平的塘;那已长满草的缩小了的稻场;那阳沟边一排嶙峋参差却渐少的老杨树;还有,我已入暮年的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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