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下午，在新西兰某清真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证实袭击事件已导致49人身亡。
28岁的枪手来自澳大利亚低收入家庭，自称有“反伊斯兰、反移民”的动机。
恐怖袭击的破坏力究竟有多大？
为什么一场恐袭会给社会带来大规模恐慌？
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曾经提到这样一组数据：
“9.11”以来，每年丧命于恐怖分子之手的平均人数，欧盟约为50人，美国约为10人，中国约为7人，而全球约为2.5万人（主要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叙利亚）。
相较之下，每年丧命于车祸的平均人数，欧洲约为8万人，美国约为4万人，中国约为27万人，全球约为125万人。糖尿病和高血糖每年夺走约350万人的生命，空气污染则夺走约700万人的生命。
由此可见，恐袭的实际破坏力其实并不高。
奇怪的是，疾病每年夺走数千万人的生命我们不恐慌，车祸致死数百万人我们也能承受，可为什么2.5万人的恐袭死亡（发达国家可能就几百人）却能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恐慌呢？
1、恐袭或许是人类信息传递技术的副产品。
我们回到这次新西兰恐袭的现场，发现凶手在头上架起了摄像头，对屠杀进行网络直播。
不知道有多少网民看到了这场血腥惨案，每个观看者会分享、会讨论，这场血案的影响力会被急剧放大，因此造成全民恐慌。
因此，恐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人类传播文明的副产品。
1645年4月，爱新觉罗.多铎率清军进攻扬州，史可法誓死不降，清军付出沉重代价才攻克了这座城市。随后“扬州十日”，死者即达八十余万。
记录屠城的《扬州十日记》这种不投降会屠城的恐怖效应，通过老百姓的奔走相告传播开来。
后来有了报纸、电话、收音机、电视机、互联网，信息传递技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方便，恐怖袭击也找到了用杠杆撬起地球的支点。
即使是很少人数的伤亡，通过媒体的传播，也会以指数级的增长方式，迅速放大恐怖量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理解政府为了减轻恐慌、打击恐怖组织嚣张气焰，而在媒体传播层面进行严格控制。
2、恐袭想要我们做出过度反应。
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著作《今日简史》中写道：
恐怖分子其实就像一只苍蝇，想要摧毁一家瓷器店。苍蝇力气那么小，连一只茶杯都动不了，怎样才能如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头公牛，飞进它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让这头公牛因恐惧和愤怒而发狂，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
这正是“9·11”事件后的情景，恐怖主义分子刺激了美国这头公牛在中东这家瓷器店横冲直撞。现在，恐怖分子在一片废墟之中怡然自得。其实，世界上像美国这样容易发怒的公牛实在不少。
面对国家的强大，弱小的恐怖分子干得就是刺激公牛这样的勾当。
袭击造成的恐惧和混乱会让对手全力出击，过度反应。
当风暴形成之后，许多后果都是始料未及的。对手会犯下各种错误，实施各种暴行，于是舆论开始动摇，中立人士开始改变立场，权力平衡也开始偏移。
我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一位在人群中专心玩手机的女孩，被身后的朋友突然拍了一下肩，她不由自主地大声尖叫，吓得朋友不知所措，周围人莫名其妙地开始奔逃。
恐袭也是如此，有点像是原子弹爆炸中的链式反应。
因此赫拉利得出结论：
恐怖分子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打败我们，唯一可能打败我们的，就是我们因为恐怖主义的挑衅而过度反应。
3、恐袭击中了现代政权合法性的软肋。
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就是要保证公共领域不受政治暴力的影响。
国家的出现不是为了减少车祸这类意外事故，不是为了降低病痛这类生理需求，而是用一种强制力来防止人杀人的暴力事件。
我们习惯于安全宁静的生活，如果出现杀人暴力，有可能引发我们对无政府、社会失序状态的恐惧。
如果政府无法保护民众，其合法性因此会受到质疑。
因此政府只有全力出击，加大反恐，而这样一来，又加大了恐袭的影响力。
反恐运动造成的政治风暴反而对恐怖分子有利，所以恐怖分子愿意赌一把：他们就像握有一手烂牌的赌徒，希望与对手重新洗牌。反正恐怖分子已经没什么好输的了，甚至还有可能大赢一场呢。
明白了恐袭带来大规模恐慌的真实原因，政府就可以从正确的角度考虑问题。
1、对媒体宣传保持控制。
提供真实准确的报道，不可放大宣传；这样即可以削弱恐袭的传播效果，也可以让决策者在危机中避免做出过度反应。
新西兰这次枪击事件，警方就明确表示，将要求删除相关视频。
2、替换恐袭者的人生目标。
恐袭者，特别是那些人体炸弹，通常是对当下生活绝望，对来世或死后的生活保持期待。政府可以从发展经济、提供民生保障方面入手，为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枪手布伦顿·塔兰特家中收入很低，自己也没有上过大学，我们不妨推测如果他拥有较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有不错的生活圈子，可能有很大概率不会做出这样的恶行。
3、低调而严密地打击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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