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作于2008年1月 。
察汗淖尔，地处神奇的鄂托克草原，因富产天然碱而声名远播。每当我看到“察汗淖尔”几个字，就好像看到了草原深处那片白茫茫的碱滩，那段刻骨铭心的尘封已久的记忆就被打开。
察汗淖尔
那是1972年，我刚初中毕业，才15岁。正当轰轰烈烈的文革时期，只搞政治，不搞生产，人民公社摇摇欲坠，连年的天灾人祸，致使当年的生产队颗粒无收，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农民，血本无归。
为了度过灾荒，我所在的家乡—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人民公社布连图大队革命委员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定率全大队劳动力到远在几百里外的察汗淖尔掏碱——进行生产自救。
掏碱是一种别人无法想象的苦力劳动。当地人说：“掏碱的工人，拉胶车的牲灵”，可见其艰苦程度。 数九寒天，是挖碱的季节。那种苦，那种累，那种罪，那种生活环境，那种工作环境，现代青年不敢相信，也无法想象。
当时的鄂托克草原已是大雪封山，一片银装素裹，气温下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我们大队出动了唯一一辆拖拉机，后面跟着许多牛车、马车、骡车，浩浩荡荡奔向察汗淖尔，奔向挑战生命极限的地方。
在这支一百多号人的队伍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头头们为了照顾年老的和年小的，让我跟随拖拉机一同出发。破旧不堪的拖拉机拉了几十号人，坐在车斗上的我们任凭拖拉机颠簸，强劲的西北风像刀割一样扑打着人们的脸颊，刺骨的寒风直钻五脏六腑，我穿着一身烂皮袄、烂皮裤，哪能经受得住如此“考验”。未到察汗淖尔，已被冻成重感冒，高烧不退。当时的农民少吃没喝，何况在那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去哪里寻医问药？不管得了什么病，只能用意志扛着。
到了察汗淖尔已是第二天的傍晚时分，昏迷不醒的我被人们抬到一个车马大店，睡在没有人间烟火的冰凉的炕上，冥冥之中我感到进入了一条无底隧道，伸手不见五指。我沿着洞壁向深处摸去，突然间看见一个个牛头马面向我张牙舞爪地走来，吓得我浑身直冒冷汗，“啊…啊…”地大声叫唤。眼睛睁开来，天旋地转，房屋倾斜，胃里翻滚，吐得死去活来。 极度虚脱的我硬是挺着挑战了生命的极限。
高烧慢慢减退，但病魔的折腾，使我身体极度虚弱。 在那个车马大店里，顶头两盘大炕住了几十号人，店小人多，晚上睡觉只能侧着身子，还要轮流值班喂牲口，鸡一叫，所有的民工队都要起床做饭，顶头两盘大炕盘有两道炉灶。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么多人做饭，又遇灶王爷偏与你做对，每到做饭时，满家烟熏火燎，烟蓬雾罩，呛得人呼吸困难。那种情景与《地道战》里日本鬼子烟熏地道没有什么两样。
等那些赶着牛、马、驴、骡的后续部门到达后，我的身体已逐渐好了起来。一天，队长安排我和我的同伴到野外捡柴禾，由于身体虚弱，加之天气寒冷，在半尺深的雪地里，我两眼发黑，栽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了。当我醒来时，那几个伙伴围在我的身旁摇着我的身子，不停地叫喊着我的名字……
察汗淖尔生产一种马牙碱，马牙碱被埋在泥泞的土中，好在碱湖是不怕冻的。我们用铁锹先把覆盖在碱上面的水和泥土清理出去，等露出碱来，再用炮炸，用铁镐掏，然后用畜力车运出去。
因我年龄小，又加之大病了一场，所以队长毛争栋给我安排了一个比较轻松的活儿——赶两挂畜力车往外拉碱。
从家里走的时候，我爷爷奶奶怕我冻着，特意为我准备了一双毛毡鞋，就是这双毛毡鞋却使我差点丢了一只脚。
我穿着这双鞋，赶着两挂畜力车，每天往返十几趟，要走几十里路。成天拖着一双烂毛鞋奔跑，脚冻得麻木，毛鞋底子不知什么时候磨破还不知道。
有天夜里，睡到鸡叫，我感到我的右脚怎么水淋淋，湿漉漉的。用手一摸，脚后跟就像装了一袋子水似的哗啦哗啦。早晨起来一看，我的右脚被冻得皮骨两离，里面全是黄水。
好心的队长毛争栋，把我搀扶到鄂托克旗卫生院为我进行了包扎。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大夫用剪刀把那层冻坏了的死皮剪掉，贴了一些冻疮膏，包了几层纱布。原本双腿健全的我从此成了名符其实的瘸脚，我再也不能赶着畜力车运碱了。
临近春节过年，毛争栋队长给我拦了一辆大卡车，把我送到了卡车上让我回家养伤。一路寒风凛冽。我坐在车斗上瑟瑟发抖，心想能到驾驶室暖和一会儿该是多么大的幸福！几次哀求却无济于事。看着驾驶室里一对鸟男女嬉戏玩耍的样子，我恨不得把那个女妖精拉出去宰了！
在距我家还有30多里路的纳林希里，那位狠心司机扔下了我。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我，一瘸一拐地挪回了我的生母家。（父母亲在我三岁时分手，母亲改嫁到纳林希里）。善良的母亲看到我的样子，心疼不已。晚上给我煮了一锅糜草水给我洗脚，据说这种办法能治冻疮。一边洗一边在无声地啜泣，一直到夜深人静，抚摸着我被冻伤的双脚，母亲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这次掏碱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门打工，生产队除给我们这些掏碱民工记足了工分外，还每人每天给补助六毛钱。这次我一共得到了28元的补助。
28元对于现代人来说不够抽一盒好烟，然而对于当时穷困潦倒的农民，无疑是一笔救命钱。就这28元使我和爷爷奶奶三个人的生活有了着落，度过了那个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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