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夜里,老太太从床上摔下来，当时梅姨不在身边，当她听到一声惨叫跑到母亲身边时，发现母亲的意识已经丧失，梅姨吓坏了，赶紧叫了救护车，连夜将母亲送到了医院。
那天夜里，街上很暗，没有行人，只有救护车呼啸而过，仿佛碾压在梅姨的心上，她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推着母亲做过各项检查之后，医生对梅姨说：“你母亲脑溢血了，对于这么大岁数的病人，我们通常有两个建议，一是开颅手术，清除淤血，二是注射一种类似杜冷丁的药物，每四小时一次，连续注射两天，让她平静无痛苦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这也是临终关怀的一部分。有人会选择舒缓的音乐，有人会请个牧师，不过咱们亚洲人只是喜欢让儿女守在身旁。“
老太太曾在大脑还清楚的时候明确说过：“万一有一天我心梗或脑梗，不要切开气管，不要进行抢救和各种手术，让我平静地走，保持个完整的身体。”为此，她特意签署了一份遗嘱。
梅姨和哥嫂商量后，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办，选择注射药物的方式让母亲平静地离去。哥嫂对梅姨说：“你的宝宝这么小，我们守着老太太就可以了。”
梅姨说：“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我一定要陪着她。”梅姨把宝宝交给嫂子，自己陪在母亲的身边，两天两夜不敢合眼，实在困得不行，就趴在床边眯一会。
护士已将母亲的养老衣服穿好，给母亲擦了身，洗了头发和脸，母亲的表情十分平静，就像睡着了，五官和皱纹都舒展开了，比平时睡着了更安详。
医生说：“你母亲虽然看上去睡着了，但是你们对她说话的时候，她仍然有意识。”梅姨听了这话，拉起母亲的手低声呢喃着，没人听得见她说的是什么。
老太太住院后，那只叫喜鹊的老狗突然不吃不喝了，它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果然，老太太去世后的第三天，它也跟着去了。都说动物有灵性，梅姨对此深信不疑了。
老太太去世后，我没再去梅姨家，事发突然，我的工资尚未结清，但人家那么痛苦，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光想着自己那点小钱，过段时间再说吧！
好在刘阿姨一直和我有联系，她告诉我，梅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加上国荣不怎么回家了，她似乎得了忧郁症。
过度伤心使梅姨的大姨妈突然不来了，她慌忙去看家庭医生，医生建议她进行荷尔蒙治疗，但强调说：“这种治疗有风险，患妇科癌症的机率会加大。”
梅姨说：“那我想想再说吧！” 在她骨子里，还是觉得自然老去比较好，但她的失眠日益严重了，起初是半夜醒来无法再入睡，吃了一段安眠药后，反而更糟了，躺下后，大脑无法安静下来，数羊深呼吸都无济于事，白天无论什么温度，她都在忙着流汗，有时像被人倒了一盆水下来，直接泼湿她的全身。
梅姨记得医生的建议：“不要总闷在家里，对忧郁症不好。” 她试着出去找工作以转移更年期的焦虑，但只要和人谈话，她就会汗流雨注脸红似关公，只好放弃。
更多时候，梅姨在中国城走来走去时，人们都会亲切地用闽南话和她打招呼，他们已经把她当成福建媳妇了。
梅姨忽然意识到自己在人群中有点特殊，每天去工作似乎是另一种幸福。人们都喜欢活在一种秩序中，离开了固定的秩序和人群，便失去了自己。
此时的国荣已经当上了部门经理，绿卡到手后，他自信多了，举手投足不同以往。只是他回家越来越晚了，两人的关系像一桌渐渐冷却的盛宴。
终于在一次酩酊大醉后，他被同事送回家，呕吐物使他臭不可闻，梅姨扑过来想帮他换掉衣服，国荣却将她一把推开，还用英语骂了一句“BEACH”，把梅姨惊得眼珠子掉了一地，他以前从来没这样对待过梅姨。
一天傍晚，国荣吃了晚饭，走在僻静的街上，“老家的人都以为我挖到金子了。”这么想着他未免有些怅然，街灯亮了，夕阳在一点一点往下掉，掉到一座灰色建筑的房顶上，很快不见了。
不知谁家的孩子在弹钢琴，一个音一个音揿下去，有些停顿地弹着一首钢琴练习曲，反复再反复，直把他听得心烦意乱。
梅姨为了挽救婚姻，纠结了一阵后终于决定接受激素疗法，医生给她一种药膜，那药很贵，她的医保并没有含这类营养药，她咬咬牙交了钱，将药贴在腹部，贴了一周后，吃饭香了不说，睡眠也好了，甚至有些容光焕发了，她竟然想要干那件事了。
但国荣对梅姨说：“以后你别再碰我，你再使劲也是徒劳，和你结婚是我犯的最大错误，我以为自己太监了，但是昨晚我出去试过了，我强壮得很。”梅姨呆若木鸡，过了很久，大颗泪珠跌落而下。
这以后家里的气氛变了，仿佛冷暴力开始了。小然蹑手蹑脚，唯恐任何风吹草动打破了梅姨的一江春水，她歇斯底里的眼泪一旦流起来，便会像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在梅姨的潜意识里，国民党当年带走的都是国粹，而大陆留下的只是些孔乙己。如今孔乙己似乎要造反了，有天梅姨分明听见国荣洗澡时哼唱着“翻身农奴把歌唱”。
国荣后来更不愿回家了，他有几次在纽约的地铁里徘徊，一个衰老的黑人女歌手用浑厚的嗓子唱着一首悲沧的歌，国荣的英语还听不懂那歌词，但歌声却像水一样洇透了他的身体和灵魂，他打了一个寒战，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他看见一只肥硕的老鼠托着一块披萨在下楼梯，他想起自己的母亲，因为家里穷，她经常在菜市场收摊时去捡些人家准备扔掉的菜，把坏了一半的苹果，变黑的香蕉带回家。
每年春节，总会有乡亲从世界各国赶回福建，他只记得自己的羡慕，看到他们衣锦还乡的风光。父亲说：“你长大了，也出去闯闯，我和你妈就指望你了。”眼前的生活，他说不出其中的五味杂陈，却看不起自己，这种对自己的蔑视使他总是胸口发闷。
他发现自己开始脱发，头顶已经依稀可见，他一直没和父母说他的媳妇比自己大很多。虽然梅姨一贯看不起他的父母，但在他的心里，那是他全部温暖所在。他只说，我们不缺钱，绿卡已经拿到了，工作也很好。
他不断给家里打钱,有时也会送上全家福，照片上只有他们三人，他不想让父母知道还有个小然的存在，他们老了正变得脆弱，越简单越好！父母从来没嫌弃过梅姨的长相，他们安慰儿子，好看的脸蛋不会出大米，现在她生了儿子，咱们有后了，你要感激她才是。
老鼠仍在费力拖那块披萨，他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近对梅姨没有任何感情和留恋了，或许当时结婚不过是为了绿卡吧，他这样想到。一阵尿骚味随寒风飘来他把风衣裹紧，一半思维飘向远方的老家，一半沉浸在眼前的现实中。
那一刻，他对以前的追求，憧憬的生活产生了怀疑，似乎这一切都已病入膏肓，很快就会被埋葬似的。
突然一个念头“滌”地一闪把他吓了一跳“我不能把自己就这样沤掉!” 可是儿子，儿子怎么办？父母定会疯掉......他转念又想，我这么年轻，不愁以后没有儿子。想清楚了，胸口不那么痛了，他进了地铁。
就在梅姨和国荣的婚姻亮起红灯之际，一件做梦都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早晨，和平常一样，我出了地铁，在路边买了一杯热咖啡，匆匆赶去上课。
天空蓝得透明，阳光穿透教室的玻璃窗倾泻进来。女老师在讲一部越战时期的电影，她讲得津津有味，我们都听得全神贯注。
突然，一个硕大的黑人警察闯进教室，神色慌张的脸上挂着汗珠，一幅出大事了的样子，他低声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立刻花容失色。
老师尽量做出平静的样子说道：“有架飞机撞到了世贸中心，不清楚是飞机失事，还是战争即将爆发。帝国大厦就在隔壁，请大家马上疏散撤离。”
一片惊慌和骚乱中，同学们撤离了大厦。长这么大，大片看过不少，但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手心里全是汗。
后来我才知道，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小布什正在一家幼儿园和孩子交流，他随即登上专机，赶回去召开视频会议。
快速来到街上，抬头望去，姐妹塔大厦正在燃烧，浓烟滚滚。惊呆之际，看见第二架飞机又撞了上去。
我僵在那里，不敢走了，哪里是安全的？无从知晓。
就在发傻的瞬间，我看到了有生以来最为惨烈的景象，撞击使大楼发生爆炸，爆炸引发了巨大的热浪冲进房间，受不了巨大的烤灼，有年轻的身体从窗口跳下。
刚才大半截建筑还在那耸立着，再抬头时，整个大厦已经瘫塌，巨大的灰尘笼罩了曼哈顿，仿佛电影中的场景。
太可怕了，我开始哭泣，不知所所，迎面刮来巨大的尘土，纸片漫天飞扬，浓烈的烟四处弥漫，气味呛鼻。一个中年女人跑过，金发散乱，满身尘土，她的一只手捂住嘴唇，哭声从她指缝间穿出。
有人呆若木鸡，有人抱头鼠窜，世界末日的景象。
一个念头涌上来,"天啊！战争爆发了！"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很快变成强大的压力。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窥视命运、有一种危险正悄悄地从后面向我靠近。
想回皇后区，但地铁，巴士都停了，布鲁克林大桥也封了，人们流浪在街上，所有的咖啡馆，餐馆以及普通的商店里都挤满了惊慌的人们。
我无处可躲，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郭太的手袋商店，郭太是我在曼哈顿的朋友。
郭太是手袋店的老板娘，也是我在曼哈顿最亲近的朋友。每次她见到我，总会把一整包现金塞给我，叮嘱我马上存到附近的银行。
平时她的神情混合着透明度很高的欢乐和莫名的忧患。此时，她正沉浸在忧患中，见到我可怕的样子，她吃惊地说，“正为你担心呢！你没事吧？”“我没事，郭先生呢？怎么就你自己？”
“他说出去看看就没影啦！已经走了俩小时了！”
“你别担心，刚才警察说，爆炸的姐妹塔已经封锁，他不可能靠近，所以，他不会有危险。”
等待着，焦虑着，天快黑下来时，郭先生回来了，面色苍白，十分憔悴，“你去哪啦？急死我啦！”郭太太哽咽着说。
“我没事，给我喝点水吧！我刚才出去，看到很多救护车开过去救消防员，他们在灭火时楼体再次坍塌，砸坏了不少人，有人当时就毙命了。”他说不下去了，鼻子发红。
我看见他的瞳仁有泪，那里有着我从未见过的忧伤。男人又说：“我帮不上任何忙，警察说那里太危险，用黄线做了警戒不让过去。然后我看到了红十字的捐血车，我是AB型，一定有人需要，我就去捐血了，你知道美国捐血的手续复杂，我等候了很长时间。”
我想起来刚才离开学校时，楼道里一位老师说，请同学们捐血帮助伤员，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我很惭愧，我没有出去找捐血车，我完全吓蒙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从此，这一景象像一条巨蟒盘缠在我的回忆中。多少年之后我依旧能听到那急促的脚步声穿透历史纷纷踏来。那是某种社会变故的信号，散发着特殊的光晕。
我无法解释自己对一个人的判断，正如同无法解释人性深处的奥秘。郭先生以前在我眼里是个小气鬼，周末是我们最忙的时刻，上窜下跳地取货把我们累到几乎窒息。郭太想给我们发些补助，却被郭老板挥手阻止。但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他冲出去捐血给受伤的人们。
夜幕降临了，昏黄的街灯重新照亮每一个行人，我茫然四顾，帝国大厦已经沉入黑暗的深处，那天晚上，她的彩灯没有点燃。
守望在路边，我漫无目的地看着街上无家可归的行人。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茫然，记忆力却超过以往，我记住了每个人的眼神和表情，甚至很多年过去，那记忆依旧清晰可见。
那个夜晚，曼哈顿的月亮出奇的诡异。人们恐怖了整整一夜，战战兢兢地捱到第二天早上。
清晨，人们开始各自踏上归途，我告别郭太开始往我住的皇后区步行。
那是我前半生走过的最远的路。我一路大步流星穿过凄迷的城市，准确地说那是一种逃亡。我的嘴里不断涌上一股股苦味，忘记了饥饿和疲惫，只有恐惧的感觉到达了顶峰，生活把我推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我发疯似地在灰色城市里乱跑，所有地方都有一股烧焦的味道，那是死亡的味道。
远处跳跃闪动的霓虹灯广告曾使我满怀希望，陌生的世界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好奇心，为此，我常常思考未来的样子，把其他的事全部抛在脑后。
那天我和所有人一样徒步了几个小时后才各自到家。回到我小小的房间，电视一片漆黑，纽约大面积停电，电话不通，没有网络，与世隔绝，比地震后的环境更加惨烈，我想喝一口热茶，但很快就意识到，喝热茶已是一个奢望，停电了，冰箱里的果汁正变成常温的，顾不得那么多，咕嘟咕嘟喝下两杯橙汁，唉，有东西喝很幸福了。
当时是最折磨人的事，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天不知怎样过去的，我上床时，东方已经发白，早晨打着哈欠透进窗户。
快到中午时分我醒了，我看到床头柜上的黑色日记本，日记本像个惊叹号似地告诉我，我依旧活着，只是外面的世界暂停了，我从噩梦中醒来，决心从眼前的乱麻中探出头来，整理一下思绪，一夜睡眠后，一个决定变得清晰了。
等到和北京通上电话已是三天以后，妈妈在电话里声音颤抖地问我，“你没事吧？” “我没事，别担心啊！” 我一边回答，一边眼泪忍不住哗哗落下。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听到母亲的声音，我感觉到一股暖流涌入心田！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怕我担心，但又想见到我，唯恐见不到了的感觉。
母亲说： “我们看电视了，竟然是人为撞击，你要注意安全啊！”妹妹后来告诉我，就是那天，母亲看完电视就心梗了，送进医院，抢救了过来，医生建议母亲装支架，但母亲不同意，她不让妹妹告诉我。
我可怜的母亲一口咬定, 本拉登就是奔她女儿来的，再不回国，我就会在异国他乡做牺牲品了，我安慰母亲道：“我已经决定提前回国。”
我和母亲一直心有灵犀，每次她犯病，我都会有感觉，我有一种预感，母亲的病情很严重了。但我又不愿意承认，我像一只鸵鸟般把头藏在翅膀下面，尽力躲开残酷的现实。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事件会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而重创了美国的经济，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元气。
很多留学生开始回国，另外一些优秀的人放弃了梦寐以求的绿卡。股市坠落，房价大跌，IT泡沫。也有很多同居了多年的情侣突然决定结婚，一边举行婚礼，一边感叹人生的无常。
911之前的纽约，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自命清高，不可一世。人们活在享乐中，到处都是尽情狂欢的人们。
“911”过后一个月,全美各处收到一种可怕地装有白色粉沫"碳疽病"信封的报导，老师告诉我们说：“每封信都要先放到冰箱里冷冻一小时以上再开启，或者用电熨斗反复地熨烫那封信。”
丽丽决定回国了，我告诉她，我也要回去了，如果可能，我们一起离开。
我开始买机票，收拾行李时，接到了梅姨的电话：“海伦，不好意思，欠你的工资还没给呢，都这么久了。” “没事的，梅姨，我下周要回国了，明天去看你啊！”
我买了她爱吃的橙子去她家，进门后，发现家里的布置完全不一样了，好像做了断舍离，清理掉不少东西。以前的茶几，包括茶具和绿植都不见了，墙上的岁月静好也不知去向。
梅姨递给我一杯热茶说：“我离婚了，小儿子判给我了，国荣每月付生活费，好在小然明年就大学毕业了。”说话时看得出她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虽然她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刻真正来到时，仍需要时间去平复自己灵魂深处的混乱，这需要强大的自我意识。
周围很静，我起身告别，离开时，梅姨呆坐在昏暗的光线里，宛如一尊木乃伊。老太太走了，梅姨离婚了，我和丽丽即将回国。
从梅姨家出来，我仰脸向着天空，觉得自己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
假如梅姨一家在某种意义上不属于我纽约生活的一部分，我和他们就毫无缘分可言，然而他们的存在和我的关系就像寂静与喧闹，他们一家人又像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彰显了人们的希望和痛苦，爱情和生死。
当我回忆这一切时，我又看到黑暗变为光明，虚空变为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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