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谈与思辨
清谈是玄学的表现形式。魏晋时期，玄学家们之间盛行清谈之风。清谈亦谓之“清言”，不谈国事、民生之俗事，专谈老庄、周易。清谈被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成为当时的时尚。
玄学家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清谈之内容往往具有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意味。与喜好连事比类的两汉儒者不同，魏晋玄学家专注于辨析名理，以清新俊逸的论证来反对沉滞繁琐的注释，以怀疑论来否定阴阳灾异之说和迷信，以注重义理分析和抽象思辨抛弃支离破碎章句之学。
玄学谈玄析理，解玄析微，挥洒张扬，海阔天空，体现了理性思维的智慧美，抽象美，也体现了人摆脱局促狭隘、向往洒脱广大的超越品性。清谈多标新立异，“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这促进了理性思辨的空前活跃，从而影响了魏晋时各方面的学人。文学批评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具有前代所少见的严密的理论系统性和深刻的美学内涵。
（2）潇洒与隐逸
随着人们关注的主题由世俗政治转向生命个体，魏晋玄学培养了一大批潇洒飘逸、放浪形骸和愤世嫉俗、高蹈浪漫的骚人墨客，形成了一种挣脱儒家精神枷锁、要求思想解放和追求个性自由的士风。魏晋玄学所确立的人格理想境界，成为魏晋士人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生活自然会浸染上“悟道会神”的浓重玄味，铸就了中国士子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在玄学家看来，道之无为，皆因其“法自然”、顺应自然，而自然的境地是一个独立于现实功利之外的逍遥自足的世界。
阮籍说：“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中焉”，“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达庄论》）郭象也说：“万物必以自然为正”，“知天人之所为，皆自然也。”（《庄子论》）正因为如此，魏晋士人多徜徉山水，寄情丘林，临渊而啸，曲肱而歌，“琴诗自乐”，“皆以任放为达”，追求一种“不与时务经怀”的“萧条高寄”的生活。顺情适性的行为方式使得隐逸之风在当时大为盛行。
陶渊明的名篇《饮酒》形象地描绘了隐士恬静自适的生活：“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3）山水与玄趣
山水是玄学家最常接近和赞咏的对象，当玄学家“以玄对山水”，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具象时，自然便有了无穷的奥妙与玄趣，从而为中国文化艺术拓出了一片博大而崭新的境界。
自然界本是一个没有任何尘世痕迹的自在之物，它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然而，魏晋人以虚灵的心境去观赏自然山水，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无的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系列的由外知内、以形征神的美学观念，使他们对自然的山水有了完全别样的理解。他们超越形而下的种种束缚，以空灵之心趣审视山水，赋予自在之物的自然以无穷的玄趣，大自然在人们的眼中跃动、鲜活起来，它宁静淡泊、自由逍遥、圆融朴素，玄趣盎然。
晋宋人所推出的山水画不仅是一种山水礼赞，而且是一种“心取”、“象外”之道的活动，其“畅神”、“悟道”的特质，与“穷奥妙于意表”的写意境界，使得它在风貌上必然地具有一种玄远幽深、意远迹高的哲学气质，“气韵生动”也成为中国绘画乃至艺术作品不可动摇的美学传统。而山水诗更是从玄理的苦思转向自然的景观，以清丽葱郁的词句去传递主体精神对“道”的冥悟。
“清”、“虚”、“朗”、“达”、“简”、“远”等审美题目流行一时。正是在魏晋六朝，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开始成为民族性的审美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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