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从堪比孔子的圣贤到无耻之尤的典范

乾祐三年（950），69岁的冯道效仿前人写下一篇《长乐老自叙》。在这篇自传性质的文章中，他回述了自己的一生经历，自认“在孝于家，在忠于国”。而正是这样一个以忠自诩的人，在后世却以毫无节操、无耻之尤而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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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出生于唐末僖宗的中和二年（882），正值重创唐朝的黄巢起义之时，死于后周世宗的显德元年（954），距离北宋建国不足六年。粗略地说，他是一个与五代共生死的人。

官修史书上通常称冯道历事四朝十帝：四朝指的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前后相继的朝代；十帝则包括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后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世宗。

不过，在投奔后唐庄宗李存勖之前，冯道已经在燕王刘守光手下任职，后者在911年时自称大燕皇帝。而当后晋在946年被契丹所灭后，冯道归顺于辽，辽太宗耶律德光一度在开封称帝，想要成为契丹与汉的双料皇帝，只是不久便由于统治基础的不稳而北归，随后病死在旅途之中。

若算上燕与契丹，冯道便是历六朝而事十二主了，这份工作经历大概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自然而然，冯道被视作了一名毫无气节的无耻文人的典型代表。

在通常的印象中，一个无节操的文人往往只是把做官当做一种手段，升官发财是其一切行为的动机所在。可冯道却偏偏给打了一个相反的样。

在流传下来的五代史料中，冯道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清廉节俭的清官形象。后唐庄宗时，冯道升职为中书舍人、户部侍郎，不久因为父死而辞职守孝。丁忧期间，冯道学习晚年的杜甫住在茅草屋之中，且与农夫一道生活耕作，而并不自认高人一等，其后又遇饥荒之年，冯道更是把个人的薪酬所得全部用来赈济乡里。

文官最忌贪财，冯道以其安贫乐道的自我操守而被人称道，美名海内传颂，后唐明宗便评价说，“真士大夫也”。

冯道亦不好色。曾经有将领把掠获到的美貌女子赠与冯道，冯道当场收下，但却只是好生款待而不逾矩，私下里命人寻找到她的家人后便将其送还。

大体而言，冯道是一个拥有儒家传统美德之人。

大凡历事多朝的政治不倒翁多是毫无主见、人云亦云，只知一味苟全性命的家伙。因为没有强烈的政治主张，他们不会得罪当权派，同样地，他们也不会过多参与时政，这样就避免了日后的清算，这类人大抵不过是政治吉祥物一样的存在。

与通常的政治不倒翁相比，冯道也有出彩之处，而并非一味地做安静的美男子。

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冯道向君主积极诤谏的事例有三处，而在更早的《旧五代史》与《册府元龟》中，其诤谏的事例更是分别有九处和七处之多，便是称其为积极诤谏也恐怕是有理有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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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落幕之前，冯道备受从一般士人到皇帝的推崇。

不仅定鼎中原的后唐明宗、后晋高祖、后周太祖、世宗等对他礼遇有加，便是在邻国契丹他也是享有盛名。当他在后晋时期出使辽国时，契丹主本打算郊迎以示尊敬，因臣下以“天子无迎宰相之礼” 为由劝阻方才打消。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冯道以七十三岁的高龄病逝。死后，世宗为他辍朝三日，赠尚书令，追封瀛王，谥文愍。 当时之人更是将他的死与孔子相比，认为两人同寿，这种以圣人比附的做法不难看出时人对他的空前赞誉。

赵匡胤在960年陈桥兵变后建立了北宋，其政治班底基本沿袭后周格局，文人风气也一以贯之。故而在北宋前期，冯道在士林中的尊崇地位并无多大改变。

北宋第一任宰相是范质、王溥与魏仁浦三人，其中，范质称赞冯道为“厚德稽古, 宏才伟量, 虽朝代迁贸, 人无间言, 屹若巨山, 不可转也” ；王溥更是效仿冯道的《长乐老自叙》而做《自问诗》以此明志。

除此之外，被朱熹追溯为理学先驱的宋初三先生——胡媛、孙复、石介，对冯道的评价也与后世的理学家截然不同，如石介便以“五代大坏，瀛王救之 ”来称赞冯道。
然而时代终究有所不同了。

对冯道最初的批评声来自于《旧五代史》，这部宋太祖时期的官修史书无疑反映着来自顶层的政治理念。在冯道传记最后的史臣议论中，批判的语言首次出现：

史臣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者，盖谓此也。

然而，这种盖棺论调仍是一分为二地对待冯道，而且从整篇传记来看，褒扬赞叹的语调仍多过批判。再结合同一时期的私人议论便足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这种对冯道德批判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话语，而并不为多数的读书人所真心接受。

不过，随着宋太宗即位后大规模地科举取士，一个崭新的士大夫群体崛起为政治中心，以春秋学为核心的儒学复兴思潮席卷开来，由此，高名节、尚廉耻的士风弥漫于世，并最终在北宋第四位皇帝的仁宗时期结出果实。

领风气之先的是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后世，他以士林领袖的身份斥责冯道的贪恋无道。继承这一话语并将之发扬光大的是欧阳修，他因不满于《旧五代史》的重史实而少价值批判而私撰历史，即为后人所知的《新五代史》。

在为冯道做传记之前，欧阳修特别写了一篇提纲挈领的序言以点明态度，其中，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冯道为“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紧接着，他又引述了一篇五代小说，内容为一个寡妇因为被陌生男子碰触了手臂而羞愧难耐，最终以斧头砍断手臂来保全名节的故事。欧阳修引述这段故事的用意非常明显，借此批判冯道甚至连一村妇也不如，这种侮辱可谓极矣。

与欧阳修一样，司马光也对冯道持批评态度。相比于欧阳修集中于气节一点来做文章，司马光更进一步地对冯道做了全面否定，将其生前所行的善事一笔抹杀，归为无足轻重的琐事。无疑，他的标准比欧阳修更为严厉、苛刻。

经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大V的批判，世人眼中的冯道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从过去的堪比圣人到如今变成无耻文人的典型代表，可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向。

到了靖康之变后的南宋，因为时局的变化，对冯道的看法更是成为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几乎没有文人会试图为其做翻案文章。不仅如此，对冯道的批判变得极为激烈，“倾巧乱人，谋身卖国”、“乱臣贼子” 、“惟君卖国作功臣”的极端评价俯拾皆是。

而这种批判又与程朱理学紧密贴合，并随着程朱理学的占据主流思想而成为不易之论。自此，冯道被成功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