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有一位侍女晴雯,模样、能力样样不差,就是性格比较狂,不怕得罪人,动不动就骂好吃懒做的小蹄子们,有时对千万宠爱集一身的主子也敢使小性儿,不像另一位侍女花袭人那么的低眉顺眼、笨笨的会做人。所以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不喜欢她:“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个轻狂样子……”最后,做人清白的晴雯被撵了出去,凄惨的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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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世人的眼中,一个人哪怕优点再多,只要沾上了“狂”的边儿,就很容易倒霉,“狂”在我们的文化中是要不得的。
不过在倡导“男女平等”的今天,对女同胞的包容性总是强一些,倘若颜值再高一些,就算狂一点也没什么,顶多会被说成“自恋”、“矫情”。而身为“须眉浊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只要“狂”的苗头一出来,就会遭人非议,如果他胆敢再不时地蹦出一些惊人之语,就不仅仅是非议了,搞不好会被千夫所指。
然而,在我们这个以恪守“中庸之道”而闻名的古国,却经常出现“狂士”,而且代代有之、从不断绝,也算我国文化中的一幅奇景。在上个星期,当代最著名的“狂士”李敖先生走了。
敢于狂的人都是有资本的,首先对自身的才华异常自信。比如南朝文学家谢灵运就敢放言:“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曾豪言:“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而德国哲学家尼采也很狂,给自传目录的起名分别是:“第一章:为什么我这般明哲?第二章:为什么我这么颖悟?第三章:为什么我著出这么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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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先生当然不遑多让:“五百年来中国白话文作家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自恋的名字被自己重复了三遍,然后就被人当面质问了,他只好搬出古迦太基哲学家德尔图良的话来解围:“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很正常,人们一般对古人比较宽容,对同时代的人要求更高。不过得承认一点,李敖先生的自信来自于他的阅读量,他的藏书据说有几十万之多,密密麻麻切割、整理的资料和笔记也是数量惊人。杜工部有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所以李敖先生同他批判过的鲁迅先生其实有相似之处,写起文章来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过个人感觉,还是鲁迅先生的文章更加幽默,功力也更为深厚。
对于一个有才的人,风流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古代的风流和现代的风流在词义上有一定差别。不过,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就比较现代意义上的风流,他把汉武帝赏赐的丰厚财物,都拿去当聘礼了,而且一年就要换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虽说东方朔是个敢于进谏的良臣,但也就因为这一点,被人称之为狂人。
李敖先生显然比不过东方朔先生。毕竟他在三十六岁的时候还为爱情苦恼。甚至写下《独身下的独白》,结尾用“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来明志。过了没几个月,不知又被哪位女孩刺激了,写下了《假如我是女人》,似乎对新时代的女性大为不满:
“故约会时间虽到,我虽早已搽完胭脂抹完粉,可是还是先让那男孩子在宿舍门口等上半小时再说。一来呢,可杀其威风、调其胃口;二来呢,可延长在寝室炫耀的时间;三来呢,那么准时干嘛?又不是赶火车……男孩子我所欲也,男明星亦我所欲也,公然喜欢男孩子,本老娘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公然喜欢男明垦,就无妨了。故身为女孩子,不可不喜欢男明星;喜欢男明星,不可不加以崇拜;崇拜男明星,不可不有所选择……”
此文一出,等于得罪了全岛的女同胞,被女读者口诛笔伐……然而不知何故,在他四十多岁以后,在婚恋方面就突然开窍了……
其实,用婚恋经历去评判一个人的品德,是不容易讲的。盖因婚恋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倘若一个人经验太少,就很难谈好恋爱,会被说成“笨”、“老实”、“榆木疙瘩”。倘若谈的多了,又有风流之嫌疑,似乎于私德有损。所以只好寄希望于好运气,争取在学生时代不早恋,毕业后又能马上找个人结婚,继而白首偕老,那确乎是婚恋方面的“完人”了,然而这种“完人”实在凤毛麟角。所以在现代社会,多谈还是少谈,这是个复杂的哲学问题。
狂士除了风流,还需有“骂功”。东汉末年的祢衡就曾经“击鼓骂曹”,让曹操很是难堪。幸亏喜欢吟诵“青青子衿”的曹操有惜才之意,把他推荐给了性情相对温柔的刘表,带有一种好自为之的提醒。谁知道刘表心眼小一些,听信了手下人的谗言,又把祢衡推荐给了性急的黄祖,最后黄祖一言不合就把祢衡给咔嚓了……
李敖先生也同样骂功了得,在年轻时就开始在作品中臧否时事,被当局屡次查禁,后来又几度入狱。入狱具体缘由如今不得确知,已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好在那时的当局者同曹操一样,也比较的好面子,被“美名”所牵挂,终于把他放了。但他出狱后骂功更甚,骂台独分子、骂高官显宦、骂日本人、骂美国人。
曾经小日本很坏的准备向台湾慰安妇受害者发一笔钱,平均每人50万新台币。要求慰安妇拿到钱以后不再控告日本政府。李敖先生知道后,便捐出了自己的珍藏,义卖所得与社会捐款总额为3800多万元新台币,义助慰安妇。得益于这笔钱,慰安妇也正式拒绝了小日本的钱。
李敖先生又曾经在一部书里以“上帝李”的身份,把美国总统从华盛顿到奥巴马挨个调侃了一遍。以他的才华,骂人是不需要带脏字儿的,但有时他偏要带脏字。他曾经在质询台湾军方负责人李杰的时候说过:“台湾当局是美国的看门狗,难道狗啃骨头还要自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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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李敖先生对自己的战绩是颇为自豪的,曾经在文章《谈蝉》里自比为蝉,以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作为人生信条。也许他的心里很清楚,蝉之所以能够在小岛上畅所欲言,是因为一衣带水的对岸是一片巨大的森林,没有大树、没有森林,就不会有鸣叫的蝉。所以2005年他重返祖国故土,在三大高校的讲坛上谈笑风生。他提醒台下的学生,不要看他的外表张狂,其实他的内心异常冷静,特别是在数钱的时候……可见他很聪明、很识时务,是一个很入世的人。在最后一场复旦大学的演讲里,李敖先生化用了陆放翁的诗:“尊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不过他可能失算了,我等升斗小民思之最多的其实是“孔方兄”,至于以后会不会想到他,就不好讲了,只不过数钱的方式与他不同,除非是银行职员,不然数钱的时候是不会冷静的,只有异常的激动。
狂士走了,虽然他自认为很时髦,但毕竟生于民国时期,身上也带有一种旧式文人的特质,那种特质应该是一股“气”,那股“气”让读书人不愿说不想说的话、不愿做不想做的事。同李敖先生一样,那一代的读书人也会批判传统文化,但本身又深受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影响。他们是活着的古董,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越来越少。
化用李敖先生的观点:我们对于前人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所以,最好别做狂人,毕竟枪打出头鸟,压力太大,而且年纪越大越力不从心。我们还是要提高情商的,说话也需讲究技巧。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一点启示:不论平时如何的圆融,偶尔也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保持本色?
不然,我们写出的文章就成了自欺欺人的毒鸡汤,我们的人生就是白活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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