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

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换句话说，为什么国际关系的政治理论不回答那些为了美好生活而需解决的权利、自由、秩序、正义等问题？为什么国际关系的词汇表中的关键词是结构、必要性和战略等？怀特（1967）将国际舞台视为一个“重现与重复”的领域，无政府状态的持续存在使人们理论性的美好生活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新一代学者开始挑战怀特的理论，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一直被赋予了规范性的内容因而愿意接受政治理论的词汇。这一新词汇表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肇始于德国魏玛时期，而后在美国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构建的批判理论。批判理论对于国际关系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怀特的主张并避免了人类自由问题从国际政治研究话语中消失。

法兰克福学派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文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启迪，文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改变世界。”（引自Devetak 2001, 146）他们试图振兴“实践哲学”这一经典理念，这是一种以理解、评估和实践导向的知识研究形式（Shapcott 2004）。特别是他们将对于人类解放的意义、条件、可能性和自由作为人类科学的第一要义。对于解放的兴趣必然促使人类的研究转向对积极变化可能性的调查，这种变化可能有助于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按康德（Kant）的说法，这叫作启蒙；按黑格尔（Hegel）的说法，这叫作历史的精神（Geist）；按马克思的说法，这叫作解放。

对马克斯·霍克海默尔（MaxHorkheimer）来说，批判理性的运用能将我们引向解放这一理念，良好社会曾包含一个理念，即个人能够实现其自主潜能（Horkheimer 1972）。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试图通过在国际背景下发展“在整个世界社会范围内实现人类更高层次自由的前景”（Linklater 1990a, 7）。具体来说，一种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对“共同体困境”进行了探讨，即囿于边界的共同体（国家）成员们如何决定国际体系中的包容和排斥形式（Linklater 1992）。这一课题具有三个组成部分：对于解放的“内涵”和普世主义的规范性研究、对于解放的“条件”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及对于既定秩序，特别是当前秩序下解放的“手段”的人类行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