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一个年

我家房前不远处，立着一根电线杆，杆顶上有一个圆口的大喇叭，大喇叭一天三次，到点了就要广播。时政新闻，最新指示，单位的开会通知等等，凡是需要广大革命群众知道的事情，通通都在这个大喇叭里喊出来。一大片密密匝匝红砖红瓦的家属房，这样的大喇叭东一个西一个遥相互应，无遗漏无死角，没有谁听不到，除非是耳聋。

初夕的晚上5点，广播又开始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语录歌刚刚唱完，一个女广播员清脆的嗓音如约而至：XXX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了。接下来喊口号的腔调又出现了——响应国家号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听声音都能听出播音员的热血沸腾，听广播的革命群众哪能不随之心情激动。这是1967年，国家号召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第一年。

除夕晚上外面漆黑一团，吃过了晚饭，爸爸从炕上下地，缓缓地套上那件满身地垅沟的蓝色工作服棉袄，登上了大头鞋。妈问爸爸，大过年的，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开会？爸爸说今晚是去忆苦思甜。过年了，爸爸要去忆苦思甜，这事一定有意思，我听后跳起来说道，我也要去！

爸爸说正好，还要求领着家属去听。妈妈找来一块绿色的头巾给我包在头上，又把姐姐带绳的旧棉手闷子挂在我的脖子上，说去了老实听，不要乱说话。

从家里到单位的办公区，约有二三里地的样子。一路上小北风嗖嗖地，像小刀似的割脸。我用大棉手闷子捂着嘴巴，眉毛挂了一层白霜，感觉上下眼睑要粘到了一起。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散射出的一点光也透着寒意。爸爸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跌跌撞撞地小跑。

跟着爸爸来到一个灯火通明的会议室。室内已有许多人，烟雾缭绕，呛人的味道浸透进每一个角落；灰墙上画出很多白方块，中间用红油漆写着毛主席语录；中间有一个砖砌的火炉，早有人在炉膛中加满煤块，把火调得忽忽直响。

炉子是会议室的中心，四周有几个呲牙裂嘴的板皮桌，桌前的长条板凳依次向后摆着，上面坐得全是地垅沟棉袄。也早有几个认识的小孩子跟着大人来了，互相用眼神打过招呼，就都凑到一起，在最后排找个凳子坐上去。

没一会儿，一个胡子拉茬的人站到炉子前，开场白是，这个年我们要过得有革命的意思……我要向带孩子来的战友提出表扬，能自觉的让孩子从小就接受革命教育……下面请老曹同志来忆苦思甜。那个老曹就从一条板凳上站起来，也走到炉子前。

这个老曹我认识，他是我一个同学的爸爸，我们同在三年级的教室里读书。那个小曹同学鼻子下总挂着两条擦不尽的黄鼻涕，还爱用棉袄袖子去擦，时间长了擦得铮亮，大家就管他叫大鼻涕鬼儿。大鼻涕鬼儿总在同学面前炫耀，说他的家庭成份是最穷那个农，他不会说雇农，别人告诉他他也记不住。

同学们和大鼻涕鬼儿打闹时说他，你爸的外号叫曹大白话儿。别人撒欢跳脚地叫，大鼻涕鬼儿也不生气，追着打着还是很高兴的样子。家长们都在一个单位，大人如何，孩子们自然知道，所以曹大白话儿的外号在小孩子中间也是耳熟能详。我是从来不敢叫，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不怕血压高不怕血糖高不怕血脂高，就怕人家说你成份高，这样被人说就直不起腰杆，矮人三分。

老曹开始讲了，一边讲一边抹眼泪。刚开始讲的那些我听得稀里糊涂，直到他说万恶的旧社会，地主老财欺负他爸爸，年三十晚上要吃鱼，让他爸下河去抓，他爸端着人家的饭碗，不敢说不，只好在寒冷的冬季脱衣下河……听到这里，我们几个小孩子不约而同地气愤起来，小脑袋向中间凑了凑，互相用目光在交流：那个地主老财好狠心，好坏哦。愤慨的表情溢于言表。

有一个大点的哥哥看着我们，皱皱眉头满脸狐疑，小声地对我们咕哝着：你说天那么冷，他脱了衣服去抓鱼，那不冻硬勾了，还能抓鱼嘛？我们彼此对望着，一时语塞。是啊，别说下河里抓鱼了，衣服脱下去人就得冻成冰棍，老曹的爸爸是怎么做到的？

老曹还讲了一个故事，我记住了，也是说他爸给地主扛活，要过年了，地主东家要给干活好的长工奖励，就把两个扛活的招呼过来，指着地上搁的两袋黄豆说，谁能用双手拎起来，那两袋黄豆就给谁。结果他爸拎不起来，看着另一个扛着黄豆高高兴兴走了，他爸对那个地主东家恨得咬牙切齿。

那一晚上，基本上是老曹一个人在那不停地讲，不停地讲，下面听的人很安静，一张张脸就跟扑克牌上的画像，看不出有什么表情。只是有人领头喊口号时，他们会举起右胳膊，看出来一丝活气。小孩子们听到后来有点烦了，胆大的就从凳子上出溜下来，蹲在地上，用小柴禾棍在泥地面上画出小方格，撅几个小棍当棋子，在那默默地玩起五子棋。

晚上九点多钟，老曹讲累了，主持会议的发话，忆苦思甜到此结束。大人们还是木然地起身，小孩子憋了半天，立马有了动静，互相说着家里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带着新的兴奋嘁嘁嚓嚓地跟着大人走了。

回到家后，妈妈拌完饺子馅，正在和面，问我忆苦思甜听到了什么。我把老曹讲的事和妈妈一五一十说了，妈妈笑笑，没吱声。爸爸听我讲得有根有梢，在一旁警告我，听到就算了，不许出去乱讲。

饺子包好，百多个，放在一个盖帘上。妈妈怕皮干裂了，还用一块白纱布盖在上面。因为明天爸爸还要上班，也不讲究守岁的事了，洗洗睡觉。

第二天早晨，我被大喇叭叫醒，听到爸爸和妈妈在厨房里。妈说过年了，咋也得让孩子们吃顿饺子，还有点肉，再包吧。又说咋就忘了耗子这个茬了，要知道这样，不如今早再包。

我起来后才知道，留着大年初一享用的饺子，一夜之间，被耗子拽个精光。为了不让孩子们失望，爸爸和妈妈又赶工包了一盖帘菜多肉少的饺子。

此后多年，我把那年初一耗子偷饺子的事忘了，却一直把老曹讲得故事装在肚里，没事的时候就像老牛反刍似的，再拿出来回味。年龄渐长有了觉悟，已经不是在想这个故事本身，而是在想为什么有的人会违背常识还堂而皇之？为什么那么多人明知这是满嘴跑火车的谎话却不站起来反驳？

有一次和同学聚会，我想起了大鼻涕鬼，问可有人知他现在过得如何。不想提起他来顿时打开了话题，同学们七嘴八舌讲他的故事。

大鼻涕鬼现在还在那个废弃的矿区住着，当年的老曹因为表现过于突出，后来被定为三种人，一直烧锅炉，再没有风光过。大鼻涕鬼参加工作后一无所长，子承父业，一直干点打杂烧锅炉之类的活。后来单位整体迁往长春，要留个人看堆，他就成了毫无悬念的留守人员。

大鼻涕鬼年纪正好时说个媳妇，过了不到两年，嫌他埋汰还不会过日子，跟着人跑了。他没有孩子，一直就一个人稀里糊涂邋邋遢遢地饱食终日。

现在我回想老曹，也是个生活在懵懵懂懂状态中的人，无知者无畏，也渴望心理平衡，渴望被认可，所以他就拿贫穷为荣耀，以信口开河作为强心剂，恰恰那个年代又需要这样的人冲锋陷阵。

而听谎话的人呢？虽然正襟危坐，虽然不苟言笑，但谁心里不明白这是在胡诌八扯呢。不过人人自危，人人明哲保身，所以就让不止这一类的谎话在朗朗乾坤之下，在人们的郁郁寡欢中，欢蹦乱跳了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