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代表唐诗从盛唐向中唐转换的，在精神气质与风格特色上最为典型的作品之一，就是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我们今天就来赏读一下韦应物的这篇短小的千古名作，诗云：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在王兆鹏先生大数据统计的唐诗排行榜里，《滁州西涧》这首七绝小品在所有的唐诗名篇里头综合排名排在第十九位，可见其名头之盛、影响之大。那么这首诗好归好，大家也耳熟能详，可是它到底好在哪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来面对有关这首诗千年以来经常争论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首诗它到底是一篇纯粹的写景诗呢，还是一篇有着政治象征意义的、有比兴寓意的讽喻诗呢？主张这首诗是纯粹的即景抒情的写景诗的这一派观点认为，从这首绝句的每一句话里都可以看出一幅完美的画面来。
“独怜幽草涧边生”，是山中河边生长着青青的野草，那样幽静而富有生趣，正是作者的独爱之处、钟情之处。而“上有黄鹂深树鸣”是说河岸上茂密的丛林深处不时传来黄鹂鸟的叫声，是那样的婉转动听。幽草生于涧边是视觉，而黄鹂深树鸣则是听觉，这样诗中有画，画中有声，所以别有生机、别有韵致。而这种画面感在后一联中得到完全地释放。“春潮带雨晚来急”，是说因为傍晚时分下了春雨，河面就像潮水一样流得更湍急了。而最有名的一句“野渡无人舟自横”，是说在那暮色苍茫的荒野渡口，已经没有人渡河了，所以只有一艘小船独自横飘在河岸上，这一句的画面感最为抢眼。宋时画院考试，就曾经以这句“野渡无人舟自横”，作为皇家画院招举画师的一个考试题目，可见其影响之大，也可见这首诗本身画面感之强。如果不是韦应物即景抒情之作，又怎么可能将一片暮春之景写得别有生机，如在目前呢？这种见字如面、见诗如面的感觉，《论诗》则以为既是一种诗风，也是自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来的，一种独特的诗画相合的艺术创作风格。
而对这种即景之情，写景论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韦应物自己的人生实践和这首诗是完全相合的。一般认为《滁州西涧》是写于公元781年，也就是唐德宗的建中二年，韦应物任滁州刺史时所作。韦应物曾在滁州任刺史近三年，史载他“生性高洁，独爱诗文。尤好幽静，每日必焚香扫地而坐”。说他任刺史时，常独步郊外，滁州西涧便是他常光顾的地方。那么有此经历，借景抒怀，写下这样的写景名作，就自然而然可想而知了。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一种强有力的挑战，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来自于历史上有关滁州文化的两大代言人中，除韦应物之外的那一个——欧阳修。滁州在唐代其实是一个小州，据隋唐的行政制度史我们知道，隋初的时候曾经改南谯州置滁州。当时滁州的辖区大约像今天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南谯，还有全椒和来安两县，但是到大业初年的时候便被废了，到了唐武德三年的时候，又重设滁州。天宝元年，改为永阳郡，到乾元元年又改为滁州。到了中唐时的滁州，根据韦应物自己的诗里说，是“州贫人吏稀”，还有“四面尽荒山”，后来的欧阳修《醉翁亭记》里也明确地说“环滁皆山也”。所以因为交通不便，到了宋代依然是舟车商贾、四方宾客所不至之地。而且据其人口论，它在唐代的州郡里，属于典型的小州。所以此前滁州的名气并不大。
滁州得以名扬天下，最重要的两个形象代言人：一个就是写下《滁州西涧》的韦应物，一个就是写下《醉翁亭记》的欧阳修。欧阳修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于庆历五年被贬为滁州知府。作为北宋文坛盟主，也是著名的史学家，欧阳修当然对韦应物的《滁州西涧》非常感兴趣。他闲来无事，便去寻找韦应物当年书写《滁州西涧》的旧迹情怀，可是在一番巡察之后，欧阳修写下了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他居然发现，滁州之西居然并无西涧。欧阳修曾疑惑道：“今州城之西，乃是丰山，无所谓西涧者。独城之北有一涧，水极浅，遇夏潦涨溢，恒为州人之患，其小亦不胜舟，又江潮不至。此岂诗家务作佳句，而实无此耶？然当时偶不以图经考，正恐在州界中也。”
这段话是说欧阳修自己到了滁州之后，寻访韦应物当年胜迹，才发现滁州城西乃是丰山，而丰山之中并无西涧，而城北山中倒是有一涧。欧阳修就猜，是不是在当时这个韦应物在地理方位上没有搞得很清楚，把城北的这条山涧就当成了滁州城西的山涧？可是要说是城北的这条山涧呢，欧阳修又觉得不太对。而城北的这条山涧呢，平常的时候水是很浅的，到了夏天反倒容易涨水，也就是只有在夏天的时候、有暴雨的时候，才会山涧像洪水一样发作，甚至成为附近居民、当地人的忧患所在。可它平常的时候，因为这条山涧水流非常小，根本没有什么舟船，另外江潮也到不了这个地方，所以怎么能说“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呢？
要知道，韦应物出任滁州刺史是唐德宗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而欧阳修出任滁州知府是北宋庆历五年，也就是公元1045年，两者之间不过才相隔两百六十多年而已。山川地貌虽有沧海桑田之变换，但这是自然的山川，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条滁州西涧就消失不见了。欧阳修我们知道，他曾是北宋文坛盟主，又和宋祁同修《新唐书》，又曾经自修《新五代史》，那也是北宋有数的大史学家，所以他提出这样的疑问来，影响实在是太过巨大了。虽然自明代万历年间，李之茂撰修《滁阳志》以来，他首先反驳欧阳修的观点，力指滁州西涧就是滁州西北五里的乌土河，还又叫乌兔河。又有人说，因乌土河这个地方春潮不到，所谓“春潮带雨晚来急”嘛，所以又主张是应该是六合的芳草涧。当然万历时期的《滁阳志》，也就是地方志的影响更大，所以到了清代康熙年间重修的《滁州志》以及光绪年间的《滁州志》，也都沿用了明万历《滁阳志》的说法。
而到了1958年建国后，滁州城西开始修水库，把乌兔河这一段的因明代以来而产生的地名，比如说乌兔桥、野渡庵，全都淹没了，所以到今天习惯上滁州人都说，韦应物所说的滁州西涧，已经被淹没在城西水库底下了。但这种说法呢，也并没有得到古人的公认，那么于是就产生了，尤其是在欧阳修提出了“岂诗人务在佳句，而实无此景耶”的疑问之后，像清代大诗人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就说：“西涧在滁州城西……昔人或谓西涧，潮所不至，指为今六合县之芳草涧，谓此涧亦以韦公诗而名，滁人争之。余谓诗人但论兴象，岂必以潮之至与不至为据？真痴人前不得说梦耳！”这是说诗歌创作本来就有虚实的关系，哪能与现实一一对应呢。哪能写了“春潮带雨晚来急”，就一定要有江潮而至，以此争论这个地方到底在哪。王士祯说真的是像痴人说梦。而清代另外一位著名的大诗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那就更说得直接了，他说：“起二句与下半无关。下半即景好句，元人谓此君子在下，小人在上，此辈难与言诗。”先不说沈德潜的观点，他所嘲讽的“元人谓此君子在下，小人在上”说的是怎样的观点呢？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其中就说：“欧阳子云：滁州城西乃是丰山，无西涧，独城北有一涧水极浅不胜舟，又江潮不到。岂诗人务在佳句而实无此景耶？谢叠山云：‘幽草’、‘黄鹂’，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春潮带雨晚来急’，乃季世危难多，如日之已晚，不复光明也。末句谓宽闲寂莫之滨，必有贤人如孤舟之横渡者，特君不能用耳。此诗人感时多故而作，又何必滁之果如是也。”
这是说到对于这首诗另外一派非常重要的观点。也就是针对欧阳修的疑问，这一派观点的人就认为欧阳修实在太傻啦，还真的要去找滁州西涧，完全没必要嘛，不必非要有一个滁州西涧。因为韦应物写的这个《滁州西涧》其实是一种比兴的手法，其实寄寓了诗人的政治批判情怀，是讽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后来《千家诗》就认为“幽草生于涧边”，这比喻的是什么呢？比喻的是君子生不逢时啊；而黄鹂鸣于深树，讥刺的是什么呢？讽刺的是小人谗佞在位。春水本来很急，遇雨而涨，又当晚潮之时，其急更甚，这比喻的是什么呢？时之将乱啊！而野渡有舟，却无人操楫、无人济河，这比喻的是什么？比喻的是君子隐居山林，无人举而用之。尤其是野渡这个词，政治讽喻派观点的人认为，野渡一定要和要津对应起来理解。《古诗十九首》里就有说：“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而“官居要津”之说向来是官场得意之论。所以把“野渡”和“要津”形成对比，政治讽喻派认为它蕴含着一种“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无奈而忧伤的情怀。甚至连现代的《唐诗鉴赏辞典》也认为诗人借景述意，借自己喜爱与不喜爱的景物，说自己合意与不合意的情事，抒发这样矛盾无奈的处境和心情。思欲归隐，故独怜幽草；无所作为呢，恰同水急舟横。
从一首小诗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母语文化寓意之极其丰富，语境有时真是极尽深幽难寻啊！这就是汉语文化、汉语诗词的博大精深。比兴、譬喻确实是诗词常用的手法，自《诗经》以来就是诗歌创作中特别优良的传统，但我个人以为若字字细抠，词词联想，什么都要往政治上一一对应，完全去靠的话，这也有点深文周纳之嫌。钱钟书先生治学有句名言，叫做“史必证实，诗可凿空”。胡应麟的《诗薮》也以为，是否真的有滁州西涧，不必深究，论诗不必拘泥于句句是实。我个人当然同意这样的观点，但是我想换做每个人都会忍不住地还是想去问，那么韦应物所写的《滁州西涧》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定会有滁州西涧的真实的情景，韦应物见到它才会即景抒情。
我们知道，韦应物总共留下来五百多首诗。而他在滁州任上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尤其是他一生中诗歌创作的高峰时期。虽然这首《滁州西涧》最为有名，但只要真的有这么一个滁州西涧的话，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里头就不可能只有《滁州西涧》这一首。循着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去看韦应物的作品，果然发现他的写西涧的诗，写滁州西涧的诗，果然不止《滁州西涧》这一首。除了《滁州西涧》，比如说还有《西涧即事示卢陟》，还有《西涧种柳》，还有《种药》诗，虽然题目里头没有说“西涧”，但诗中云：“不改幽涧色，宛如此地生。”还有《再游西郊渡》，《乘月过西郊渡》、《游西山》、《观田家》这里头都提到了滁州西涧。据此而看，在韦应物当时滁州确有西涧，这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既然有这个西涧，为什么欧阳修找不到呢？我看有的学者写论文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观念上的误差，这种观点确实很让人警醒。大概一般人看到西涧，都会把它想成一段山溪的名称，是山中的一条河流。可是确实像欧阳修所说，出了上水关向西望去，目力所及是一片坦荡，远处只有丰山如带。后来明清的时候，这一片宽阔坦荡之地一直是练兵的校场，只有一条小沙河水系，水流也很小，无怪乎欧阳公有无涧之感啊！
但是这条在城西水流很小的小沙河水系，它却在城西群山之间曲折穿行，总共绵延长达50多里，其中沟通龙蟠、三岔河、茅草岭、赤湖铺，最后经乌兔河入上水关。有学者考证，它入赤湖这一带，其实就是韦应物所写的滁州西涧。这个地方离城颇远，在滁州城西十多里处，南面是大丰山，北面是关山。所以涧，涧是什么？涧是两山间的流水。而且这里曾有旱路与水路的十字交叉口，所以又称得上是渡。古人呢，在没有桥的这个渡口啊，河口放着一条船，也不设艄公，两边各拴一条绳子，需要过河的人呢，只要自己来往拉动绳索，即可达到渡河的目的，这即可为之野渡了。所以滁州西涧应该是有的，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既然有西涧，西涧确有，是不是这就是一首纯粹的写景诗呢？其实也未必尽然。“独怜幽草涧边生”，一个“怜”字，“怜”者，爱也；一个“独”字，即可见出诗人独特的情怀来。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美人香草自屈原以来便别见情怀，而诗人却只爱涧边的幽草，而诗人却只爱远离尘嚣、远离喧嚣的涧边的幽草，甚至用深树鸣叫的黄鹂与之对应，与之对比，这可见出诗人恬淡的胸襟与自负的情怀。
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况且有“独怜”二字的直抒胸臆，诗人的眼前景又岂能不带出心中情来呢？至于“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更是千古佳句，写景固然传神奇妙，但景中是不是也寄寓着别样情怀呢？这里，“舟自横”的“横”，一般大多认为是横向、横浮，或者小船横置在水中。但细细推究、揣摩，从训诂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横”字其实很有讲究，古人说“涕泗横流”、“泣涕横流”，又说比如“灾祸横起”、“江河横溢”、“议论横生”、“唾沫横飞”、“老泪横流”、“横行当世”、“才华横溢”等等，这些地方的“横”其实都并不是指横向。所以有人据“野渡无人舟自横”所做的画作，把小船都画成横向的，这恐怕是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的误区。其实，横由横向引申为纵横，引申为到处。到处漂浮，才更符合此处“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形象。东坡先生晚年，从万里流放之地海南全身而归，至江南到润州的金山寺，见当年李公麟为他画的肖像，感慨作题画诗云：“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种历经沧桑坎坷的身似不系之舟，而又别有自负与自信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正是人生别样的舟自横的状态吗？
所以从知人论诗、知人论事的角度看，韦应物出身京兆韦氏。《旧唐书》论其韦氏家族说：“议者云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而唐中宗李显的韦皇后，其实也是京兆韦氏，韦应物虽不与之同宗，但亦可见其出身不凡。韦应物少逢“开元盛世”，尤尚少年游侠，他十五岁起，即以三卫郎成为玄宗近侍，出入宫闱，扈从游幸，甚至史书载之“早年豪纵不羁，横行乡里，乡人甚至苦之”，可见其青少年放纵之性格、之个性。后来“安史之乱”起，天下分崩、山河破碎，国仇家恨才激发起这个年轻人别样的情怀。他立志读书，少食寡欲，重塑人生远大志向，但自代宗到德宗年间，先后多次出仕、任职，因个性狷介，屡犯权贵，而备受排挤，郁郁不得志。他一生曾被迫多次辞官或退职，而每次辞官或被退职之后，他也不回家，他就僻居或隐居在各处僧舍之中，与寺院僧人为伍，可见其个性之独特。而他为官一任，总勤于吏职，简政爱民，甚至在苏州刺史任上写出“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的名联，忧时爱民之心，见于字里行间。
沈德潜评析曰“不负心语”，“不负心语”那就是良心话。韦应物晚年最后任苏州刺史，作为一方大员，韦应物任期届满之后，居然一贫如洗，居然没有川资回京候选，只得寄寓于苏州的无定寺，最后客死他乡，居然贫病穷困而死。所以他的才情、他的气质、他的成长经历、他的“不负心语”，让他不屑于官场的蝇营狗苟、让他不屑于尘世的繁华喧嚣，而去“独怜幽草”，而乐见“春潮带雨晚来急”中“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既可是滁州西涧中的实情实景，又是风雨飘摇的时事中韦应物他自己人生的实情实景啊！当盛时不再，志向难伸，诗人守着自己的内心，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独怜幽草、野渡自横，怕不也是一种人生独特的风景。况且还有他热爱的诗，还有他独见独怜的西涧风景。所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虽景色凄凄，却远离尘嚣。
我在这苍茫的世间，用诗呼吸了多年！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