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文元 编辑 / 夜阑
No.13／第六章／4
第六章 日薄西山红霞飞（之四）
新皇登基三把火：力戒浮华、倡导实政、整顿军备
原书图片身为守成之君，道光帝纵观王朝兴替，也明白“创业易俭，守成易奢”的道理：艰难创业时往往背负使命感、责任感和危机感，能够做到筚路蓝缕、毁家纾难；一旦天下无事、承平日久，往往会疏于律己、不再朝乾夕惕，于是暮气取代朝气，安逸磨平斗志，贪图奢华享乐。于家于国，这种“守成易奢”的历史怪圈，能走出者多兴盛，不能走出者必败亡。此乃千秋炯戒！
那么，如何走出“守成易奢”的怪圈呢？
道光帝的答案是，打铁还需自身硬，首先从我做起，力戒浮华。
道光帝“秉性谦冲”（本性谦虚谨慎、自我克制），做皇子时生活就很简朴，即位之初，便颁发《御制声色货利谕》。这是一篇号召节俭的宣言书，坚决反对享乐主义，狠刹奢靡之风，表达了当今天子的节俭理想。此后，道光帝又针对自乾隆朝后期以来，官场奢侈之风日益蔓延的现状，昭示“恭俭惟德”，并首先从自身日常起居所涉及的一支笔、一餐饭、一件衣服做起，进而延伸到各个方面，带头过紧日子。
他使用普通的毛笔批阅军国大事，所谓的“御笔”无非仿制于民间，是极普通的那种，甚至连笔管上镌字都免了，认为浮夸，没必要。每餐不过四盘菜肴，两盘赏给大臣，另外两盘自己吃，吃不完的留作晚饭，热热再吃，绝不浪费。道光帝从不挑食，偶尔他也会想起要尝尝某个菜（比如片汤什么的），一问价钱太贵，马上打住。平日可供换洗的衣服没有几件，除了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外出减省仪仗，不再增建宫殿楼阁，停止各省进贡，宫中用度更是缩了又缩，减了又减，每年不过二十万两银子，吃穿拉撒睡以及各种礼仪排场全都包括在内。在这方面，哪怕是有违祖制，也在所不惜。
比如，道光帝规定，尽量减少节庆惯例，皇帝生日、皇后生日、除夕、元旦、元宵节、冬至的庆祝活动一律取消，节省开支，杜绝浪费，甚至，还一度盘算着一项就连列祖列宗也从没有过的“创新思维”：在宫里养几只母鸡，下得蛋来自给自足，进而可省下几个伙食费，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皇银内帑嘛。
又如，热河避暑、木兰秋狝，是过去几代清帝形成的惯例，因耗费巨资，道光帝便宣布废止。他本人弓马娴熟，也喜欢打猎，冲龄之时，即随祖父乾隆帝行猎，射获一只小鹿。但是，自登基以来，从为天下苍生节省每一文钱计，道光帝没有搞过一次行围。有时实在手心发痒，便微服出宫，带上几个随从，沿着护城河边的小树林，用弹弓打两只麻雀过过瘾。仅此而已。
这个世界上，也许最不缺的就是鼓吹道德的人，但太多的“道德家”都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别人，而把颂扬的喇叭吹向自己。道光帝不是这样。他于古玩珍奇一无所好，对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也不热衷，从不搞什么几下江南，更不见大兴土木，搞什么形象工程，闲下来就是读书写字。在私生活的自律方面，别说他爷爷乾隆那样的风流皇帝不能相及，恐怕就连他那位本已相当谨小慎微的父皇嘉庆帝也做不到。
在严格自律的同时，道光帝也勤于政事，力图有所作为。平日里，召见臣工，批览奏章，常至夜分，且几十年如一日。他倡导实政，在位期间，凡遇贪官污吏，均能严惩不贷；面对廷臣疏谏，大多也能欣然接受；他治理水患，整顿盐政，蠲免钱粮，赈济灾民，疏浚河道，试行漕粮海运，严禁鸦片流毒，戡定西北边陲，维护国家统一，等等，堪称勤政、节俭的典范。
道光帝如此这般身体力行，还在于他要以身作则，重塑大清官场生态，为此，曾专门下诏，语重心长，寄语列位臣工：“朕寅绍丕基，兢兢业业，宵旰弗遑，无日不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念。直省封疆大吏当知仰体朕意，洁己惟清，莅事惟公”，希望群臣也能像他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然而，道光帝的身体力行与克勤克俭，更多的只是节省了自己、劳累了自己，官场时兴声色犬马，饮食之精靡、挥霍之无度， 无不变本加厉；文武官员生活之豪奢、职守之玩忽，为其梦想不到。
尤其令人堪忧的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已严重侵蚀着帝国的军队。清朝的“经制之师”（正规军）是八旗军与绿营军。康乾盛世前期，清朝曾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而后几十年没打仗，武备松弛，就连号称八旗精锐的京师健锐营都已不堪入目，其战斗力居然堕坏到“十人上马半数落，龇牙咧嘴腿骨折”的地步。军队训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宴戏应酬”这等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反倒盛行无阻，“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宴会则无日无之”。吃完了，再开堂会，请戏班子唱戏。于是乎，各色酒楼饭庄戏园子，市幡高挂，家家满坑满谷，夜夜秉烛欢歌达旦，就连道光帝都感到很纳闷，曾不解地问:“何故军中票友者如此众多？”
古往今来，一个以吃喝玩乐、吹拉弹唱为能事，把戏子名角捧上天的王朝，其军力是不堪一击的。
这是一幅完成于鸦片战争前夕，由英国人绘画的道光帝午门大阅图，场面颇为壮观。“大阅”是清代的阅兵仪式。大清朝的阅兵礼，不在天安门，而是一般在天安门后的午门。大阅时，皇帝登上午门城楼，将士们山呼万岁，京城一片鼎沸。这是京城八旗将士唯一能见到皇上的机会。
19世纪前期的欧洲对中国尚存敬意。在欧洲人眼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一千多年来唯一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的“中华帝国”，所以画面中的中国还没有被丑化、妖魔化，而是被描绘成其大无边的天堂帝国。
不过，在19世纪的欧洲人中，有的已经看到天朝大国的虚弱，故而从“旁观者清”的角度，对画面内容别有意味地作了一番描述性的注释，在行文中这样写道：“描有龙、虎、猛兽形状的八旗旗号和制服看起来很威猛，而实际上这支军队毫无战斗力，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北京城里的八旗军平时根本没有任务，天下太平，家居京城的满族士兵们做生意、抽大烟、听大戏、养鹦鹉、生一大群孩子，都听任自便。”
显然，这位远隔重洋的英国佬，一眼便看穿北京朝廷已经只剩下了一副空架子。
这便是经制之师的真正实力，道光帝略有察觉。它刺痛着当朝天子的心，于是颁发圣谕，要求大清将士展现战斗姿态，破除和平积习，还要求每位高级将领上疏言事，报告他们的治军方略。道光帝对尔后报上来的奏折或褒或贬，甚至在朱批中，还手把手地教导如何练兵，如何正确使用弓箭、鸟枪、火炮，如何善谋打仗。
书说简短，在道光帝身体力行的感召下，大清官场及军界风气确有改观，最起码有如午门大阅兵，看上去甚是壮美。
客观地讲，尽管当时国家机器问题很多，但大体上也还运转正常。尤为难得的是，当朝天子固然算不上雄才大略，但他克勤克俭，兢兢业业，对经营好祖宗留下的这份偌大基业抱有强烈的使命感，能够从始至终地认真对待自身作为一国之君所肩负的职守。
所以，如果说道光朝已敝坏到无官不贪地步，未免夸大其词。一者，当时官场中人大多科甲正途出身，都曾饱读圣贤书，学做圣人，其做人做事尚知廉耻，为官为吏尚有底线；再者，朝廷查办贪腐，惩罚及时而且严厉，大小官吏尚知有所儆戒。另外，当时朝中尚有像曹振镛这样的虽谨小慎微但也不谋私利的首辅军机大臣，又有像文孚这样“公正以清、请托不行”的吏部尚书，像玉麟这样熟悉边务、立主坚守的兵部尚书，还有像户部尚书王鼎那样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甚至还有像祁寯藻这样一生忠君爱民、学粹品端的大学士；八旗中尚有像长龄、庆祥、武隆阿、那彦成这样的尚武贵胄；地方上尚有像陶澍、鄂山、卢坤、林则徐那样的任事能臣；军中尚有像杨遇春、杨芳、额尔古伦、胡超那样的忠勇战将；即使是陪外廷末议，也还有像龚自珍、魏源、左宗棠这样的忧国士子。
道光治下的大清朝，社会虽不安定，但还不动荡；民生虽显凋敝，但还不破败；官场虽然陋规成风，但底线犹存，尚未抽心一烂；军中虽多奢靡，但将领还不至于贪生怕死、懦弱无能；神州大地虽说死气沉沉，城镇乡村却仍大面上井然有序。总之，大清朝依然顶袭着乾隆盛世的华衮，保持着帝国最后的运势与体面。
正因如此，就连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如欲图谋不轨，也要反复掂量掂量，遑论天朝周边那些蕞尔番邦属国？虽有个别蠢动，但绝大多数还都承仰天朝鼻息，对天朝仍旧充满敬畏。至于那一小撮流亡中亚的所谓“和卓后裔”，如果非得这会儿负恩反叛，那就只能说是自作其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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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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