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车阿斌

我正在路边喝冰水，隐隐感到地面震动。扭头一看，一辆轻型卡车悄无声息地在身边滑停下来。一名大汉从驾驶室里跳下。他头发微卷，面色黝黑，中等身材，结实的胸膛在红色小背心下高高鼓起。

大汉取下杯口上盖着的玻璃板，抓起一杯橙色的冰水，一饮而尽。

我放下五分钱硬币要走。大汉摸起硬币塞回我兜里，笑着说：“我们村来的不收钱。” 回头问我：“又忘了，你是谁家娃子？”

这是阿斌。他家早就搬到了镇面上的三岔路口。当年的老街又破又窄，赶集时非常堵。阿斌家就成了我们村的驿站。三间小瓦房旁边密密地停着乡亲们的自行车、板车。阿斌娘在门前支了个小摊位卖冰水，顺便替大家守车。

阿斌买了辆卡车跑运输。他守信用，车技出众，收费合理，所以生意一直不错。听他娘说准备要建新房子了。

当时的农村以统购统销为主。农民种粮食、棉花要交“皇粮”“皇棉”，收成多了也只能卖到粮管所、 棉花站去。 农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乞怜的眼光紧紧追着检验员冰冷的脸，生怕错过一点信息。

若是那检验员一声“一级棉”， 农人马上眉开眼笑；若是一声“三级”， 便愁云惨雾，一车要差几百块钱啊！赶紧追上去解释哀求。人家早已拧身而走，看下一家去了。

如果丰收了，卖出的粮棉超过任务指标，恭喜你，可以收到一张白条，明年抵任务数；如果歉收了，那不行，管你去买还是借，反正得找来粮棉或白条完成任务。

广播里天天喊的改革也渗透了过来。许多小贩在乡间穿梭，以稍高的价格收粮收棉收鸭毛鹅毛，卖到价格放开更早的外地。而村民们谁不愿意多卖个三五块钱呢？

镇上的工商所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跟其他单位组成联合执法队，四处巡逻，逮住无证小贩便罚款办证扣粮棉。车不够用时，便想到了阿斌。

几场酒喝过，阿斌架不住哄，连人带车被雇佣了。

阿斌经常载着执法队员们下乡。有的小贩正经营着被捉了现行；有的小贩聪明，将拖拉机开下田间小路狂奔，庆幸甩掉了卡车。等人车一身泥拐上大路时，突然又闪出一帮执法队员。绿化树后，阿斌正在车头里叼着烟微笑。

我们镇搭着省界。外省人在这里贩卖，被擒到的话罚得更重。有的商贩被罚精了，到了省界，先侦察一番，才敢过来。

一天清晨，大雾弥漫，对面不见人。邻省两个商贩将满载瓜果的拖拉机停在省界边，熄火跑到这边来探头探脑。阿斌的车突然在雾中亮灯。两名小贩掉头就跑。马上傻眼了：几名执法队员推着他们的拖拉机已跨过省界这边。一人笑眯眯地拎着拖拉机摇把：“欢迎来到本省。查证！”

执法队战果累累。年轻的阿斌酒席间被大家敬奉了个绰号：“快车”。 他出勤更加义无反顾了。

但这些执法都是毛毛雨。真正的贩卖大户都是收棉花的。

我们镇是国家商品棉基地。本县几十里外一个镇有大批人专门贩棉花。他们无孔不入，到棉农家挨户收购棉花，再贩到棉纺厂或外地赚取暴利。许多年后，一个大型国企棉纺厂的同学曾说过，只有你们县的棉花夹的石块最多。那些贩子们真狠。

这批贩子开的是中型拖拉机或轻卡，有勇有谋。他们会放出摩托车前哨侦察，发现执法队，就及时通知贩子们飞车逃窜。工商与棉花站联合执法队原来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如果被堵住了去路，贩子们毫不客气，直接冲撞上来。小吉普落荒而逃。

快车阿斌身负众望，驱动爱车上阵。他咬紧牙关，一边老练地打方向躲避柏油路上的坑坑洼洼，一边将车催得“啪啪”作响逼近商贩的棉花车。咬上以后，执法队员们手拿扩音器喊话，他专心估算速度角度，采取最佳逼停路线贴上去，迫使小贩们撞无胜算，只好靠边停车。

逼停以后，执法队还不敢下车，先交涉，拖到吉普冒着黑烟赶上来，堵住棉花车退路，执法队员们方才一拥而上。依法罚款，没收棉花。小贩们损失惨重。

这样的胜利场景，不知阿斌经历多少次。他在众人“马到成功”的吹捧下飘飘然，不知有没有注意到那一道道阴狠的目光。

一天傍晚，阿斌家来了一个眼生的老头，要雇他拉一批货。阿斌听说货拉得远，没有答应。但见那老头白发苍苍，苦苦相求，又开出双倍价格，阿斌就心动了。他跟老婆打了声招呼，摸摸女儿的头，驾车出门。

第二天，阿斌的尸体在邻镇一个苹果园里被人发现。他的头差点被斩断，只剩下一点点皮连着脖子。

这案子至今未破。

阿斌死后不久，房屋半夜里又被人纵火，夷为平地。他的妻女侥幸仓皇逃了出来，只好去南方避难十几年。直到前几年女儿出嫁才敢回乡。

我们的镇面已经扩大了几倍。阿斌效力过的棉花站、粮站早已倒闭，被拍卖盖起了商品楼。原来他家的三岔路口已成最旺的黄金地段，商贩们盖起了连片的两层楼，一楼清一色做商铺，收购村民们的粮棉。路边经常停满了汽车、拖拉机，生意火爆。

“快车”阿斌，江湖上早忘记他的传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