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百家里，无论当时并为“显学”的儒墨，还是具有影响力的道家。最终，获得政治哲学上的胜利，实现各家期望的统一的，却是法家。
法家，指的是力图变法运动，及主张以法治国。最具有执行力，也直指国家治理方面的学派。
战国初年，李悝任魏文侯相，实行变法。一般都是政治上为封建君主集中制度打下基础，经济上发展私田、重农耕，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有就是制法，如李悝的《法经》。很快，魏国富强起来。
之后，又有其他国开始变法，像在楚国的吴起，在韩国的申不害。其中变法最彻底的就是商鞅，迅速地使秦国成为各诸侯国中的强国，为秦统一打下了一定经济政治基础。
韩非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曾学于荀子，又被誉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二人之一。故在读韩非的哲学思想时，能看到韩非化荀子、老子的一些观念为己用。
韩非既为法家之大成，在韩非的主张中，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治国之道。他认为申不害重术不重法，以至韩国在申不害后又很快衰败下来。而商鞅重法不重术，最后诬陷被害。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都为治理国家所必须。
“法”，由官府用文字公布，统一的律令。“术”，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势”，是君主的权力和威视。
要说明这套法、术、势结合的政治理论，以及对实行这套理论的正当必要性，韩非发展荀子、老子的思想做出解释。
先来看韩非的人性论。发展荀子的性本恶，具体为人之本为己、自利。与荀子的性为“情”为“欲”一样，自然为恶，却可以加以利用。即人自利、为己，就是求生取利而避害的。君主治法，行赏罚“二柄”，便是治民，规定规范了具体律令制度，也是约束和控制了人之性，民治，社会安定。
中国哲学各家中以“历史退化论”为主流，法家肯定了历史的变化性。“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时代在变化，客观环境，经济利益不同，那么价值观、生产都随之而变。治国也是如此，面对变化，顺势而为，因此就需要变法改革。
经济上发展生产力，制度上改革与时代不相符的，制定利国利民的政策。而“法”的明确，公平，公开，强有力地遵守，便是迅速改革的最便捷的开始。
韩非的“天道”观更赋予变法的绝对意义。“道”，韩非承接老子对“道”的自然本然性，即为自然客观总规律。又引入“理”，指万物可以区分的特质，为各自的具体规律。既然“道”和“理”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就可以发现和认知。像韩非的“福兮祸之所伏”，强调的便是事物转化的条件性。
既可知，便可用。顺势而治，因人性而定“法”。“法”为君定，君为“道”之化身，具有“君临万物”之“势”，又以“法”治民，以“术”使臣。
与师荀子一样，韩非的思想还表现为一定的知识论倾向。其中，关于知识论提出“参验”之说。
“参验”，首先还是体现在政治上，提出“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循名实而定是非”，便是要“审合形名”，实质上便是用“术”的依据。官职之“名”与相应业绩之“实”相符。
如何选择官员，以及检验官员，就是“因参验而审言辞”。通过办事的实际效果来审核言论的可靠性。还要讲究言行的功用性。其实又可以回到“循名实”，言行要有确定的目标，先有名，再言行。
“参伍”，指要考察事情的各个方面。说明检验的次数要多，还要全面、综合、持续。
整套“参验”说便是“术”的运用了。虽然其中含有很多知识论的智慧，但实际运用上还是为实现官职的职能技术化。君主采取“二柄”，注重罚的严与重，加强统治。
逻辑问题上，韩非提出“矛盾”说。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矛盾”一词最早出处，“自相矛盾”的典故和成语也源于韩非的《难一》一篇。
这里的“矛盾”，指明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对立的判断，不能同时为真，至少一个为假。这样的导向是为了追求知识的确定性。政治来讲，也是为巩固国家的统一，提出的逻辑论上的基础。
韩非最后被李斯所害。历史上大部分，主张变法的人皆不容于当时的旧势力，势单力薄，结局通常也不怎么美好。而然秦的统一，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度，是为韩非代表的法家的胜利。可惜的是法家的“法”总是过于严苛不求价值追求，暴政独裁，君臣、军民关系极度紧张，然后秦很迅速地推翻了。
秦的崛起到秦登顶成皇，再到湮灭。按法家的历史观来说也是一种客观必然的变化，按“天道”观来讲，是“道”的柔弱顺之。
但总算法家的以法治国，变法运动都留了下来。至今，国家的法典中还有《秦律》的身影。也幸好，法家的成与败，君主们看到了教训。留下了法，还保留了仁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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