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多转为保守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论战。保守派还是力主君主立宪，提出“革命亡国”论。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保守派的领导者。梁启超在政治大方向的把握虽不够准确，然其思想中有很多不乏洞见。
梁启超少时，久负“神童”之誉。十二岁秀才，十七岁举人，也是饱读诗书了。后成为康有为弟子后，紧跟康有为走上维新运动的道路。变法失败后，于日本创办《新民丛报》，与同盟会展开论战，宣扬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与蔡鍔一起发动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25年，到清华大学主持国学院。1929年，病逝北京。
西方哲学的传入，当时思想界最是流行“唯心”、“唯物”的言论，而梁启超以为真理不能用“唯”字表现。在心物关系上，梁启超认为心对物具有创造作用，物对心具有制约作用，心与物必须“相应”。梁启超企图综合不同的哲学倾向，但对心力的强调，主要还是倾向了唯心论。
认识论上，梁启超继承了传统的先验论。认为人的认识来自于人心的主观感受，“其分别不在物而在我”。也强调后天的学习，重视办教育，立学校，尤其是师范学校，兴办女学。认为中国历数千载，而实际上读书的人很少，把中国的衰弱看成是“由于教之未善”。
历史观上，反对旧史学，倡导“新史学”。旧史学指旧的历史学家将历史写成“帝王将相的家谱”和“墓志铭”，这便是只知朝廷、个人，而不知国家和群体了。然而，梁启超是主张英雄史观的。在英雄与时势的关系上，梁启超将英雄分两类:造时势的英雄和时势所造的英雄。造时势之英雄极少，只孔子和康有为二人。将英雄看做是超越于某个个体的存在。
梁启超的绝大数著作都是针对现实中的政治和思想问题的，很少作纯哲学性的思考。新民论是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的一个思想总汇。其中较重要的首先是公德和私德的讨论。公德，指促进群体凝聚力的道德价值观；私德，指有助于个人道德完善的道德价值观。一个群体的总体素质最终取决于该群体个别成员的素质。梁启超认为，私德不只是个人问题，而在于有助于群体的集体利益。梁启超注重进化道德观，认为各种道德价值随历史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据经验观察，得出人类历史上公德一般比私德经受更多的变化。而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发展中只局限在私德领域，提出中国目前最需要公德或民德。
接受西方的民主主义，其核心在于公民的权力和自由。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折衷主义态度。倡导卢梭的民权思想，认为其学说是矫正中国人奴性最有效的办法，后随与西方著作的深入了解，感觉到自然权力说的危险性。1901年，提醒自然权力思想助长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后果，并因此破坏秩序和稳定。对于个人自由，梁启超从克己意义上理解，“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总的来说，梁启超是以“新民”，即新的公民为基础构架理想的集体主义。
“新民说”与他的良知观密切关联。十分推崇王阳明的良知说，其政治上主张“开明专制”，反对革命排满。还将王阳明的良知说与康德的思想结合，赞赏康德的意志自由论，即“真我”、“良知”。认为服从“良心之自由”，才是“真自由”。事实上，也是赋予道德的责任。
无论是历史结果还是更科学的理论指导，证明革命在中国的必要性。然对于当时正处于各种混乱的中国来说，该走什么道路，大部分人总是迷惘和充满怀疑的。其中梁启超面对中西、古今的各种理论，表现的是一种折中主义，综合、矛盾。在很须待解决的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观点，可能会引起一种混乱，也是中山先生直接批评的一点。但其“中庸之道”，怀疑精神，以及一些国家“民生”问题上，都有具特色的发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