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流放，才叫远方？

林语堂曾经说：“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神一样的苏东坡，迷一样的动人。

作为苏东坡的资深粉丝，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不遗余力地向读者描述一个鲜活的苏东坡。

的确，苏东坡很聪明，又有才华，更重要的是，他几乎是全能的。

他有文采，会写诗，会作词，还会画画，书法也写得相当好。除了这些艺术门类，他的动手能力也极强。

没有安身之所，他就自己动手建造房子；找不到酒喝，他就自己琢磨着酿酒；闲来无事，捣鼓点儿吃的，发明了“东坡肉”；种菜也难不倒苏东坡，突然想起“草盛豆苗稀”，小懒开始心疼陶渊明。

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技能几乎都是在苏东坡流放过程中解锁的。

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说的那样，苏东坡就像一只海燕，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中。他活了65岁，后半生几乎一直在搬家。

说搬家那是好听的，其实就是流放。那时的交通不发达，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搬到新的地方。更过分的是，遭人暗算，苏东坡的后半生“一贬再贬，越贬越远。”

生活在快节奏时代的我们，恐怕根本受不了这样的“搬家”。

而苏东坡到了地方就自己动手盖几间陋室，再写几句诗，谁能耐我何？

当然能奈你何，再贬呗。

这个才华横溢的苏东坡，为啥过不上好日子呢？林语堂先生暗示过：作为一名政客，说话多且空洞才是王道。

而苏东坡呢？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向朝廷上书减免赋税和徭役，然后身体力行地大力改善民生，深受人们爱戴。老苏，你这是打谁的脸呢？

然而苏东坡却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即便受尽委屈，还是坚持初心。做官、做人自有一套标准在心间。

因此，他在流放过程中，写出了更美的诗篇一点儿也不让人觉得奇怪。这很苏东坡。

比如著名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赤壁赋》以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

诗与远方如何兼得，苏东坡的后半生就是答案。

干了这碗叫做“苏东坡”的鸡汤。

提笔写下这篇文章的标题时，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人，他同样惨遭流放，却也在流放过程中写下了璀璨诗篇。他就是俄国19世纪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人物——普希金。

普希金在流亡过程中依然心系农奴的命运，依然写诗为之呐喊，即便已经他本人已经像丧家之犬。

而他却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平心而论，小懒觉得任何流放都是无比艰难的，你所以为的“远方”，恐怕没有那么美好。而苏东坡、普希金们在流放中加入一颗年轻的“诗心”，生活就真的成了远方！有诗来配，才叫远方！

如果内心不丰富，恐怕再美好的远方也是流放。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我们，大可不必体验“流放”，或者说根本没有机会有这样的体验。但是，人生路漫长，总有几段路让人抓狂。我们该如何自处？

正如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黄绮珊用沙哑的嗓子动情地演唱《定风波》，唱的是苏东坡的词，讲的也是她自己的故事。

出道27年后才走红，黄绮珊说：“人生是这样的，无论处高、处低，处贵、处贱，你要感谢过去的光荣，也要感谢过去的苦难，就是这样拼凑在一起的人生，才有今天更美的你。”

在苏东坡的词里，在黄绮珊的转音里，我找到了答案——认真地活好每一天，管他穿林打叶声，再大的困境其实也不过是一道风景。

既然已经下雨，没有雨具也不用着急。

生活可以给我流放，我自会把它过成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