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军事斗争准备越来越趋向长期性，又恰逢信息化军事变革时代，其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型，历史进程与军队信息化转型建设和社会变革同时并行。人类社会发展史与军事变革史一再表明，军队转型建设必须与国家整体转型相融合，否则转型只能半途而废，在此期间的军事斗争准备必将流产，最后与转型成功的军队进行全面较量时，由于代差明显，必然败多胜少，丧师辱国甚至亡国，反之亦然。
公元前250年左右的秦军就是成功实现转型的军队，襄助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时社会形态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深化转型阶段，政治体制由分封制向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过渡，土地所有制由贵族奴隶主所有的井田制向地主私有制转变。具有人身自由和自有土地，应用铁制农具的自耕农业代表社会的先进生产力。秦国顺应历史潮流，筑都江堰、开郑国渠，大力促进自耕农业发展，奖励耕战。为了激励处于国家底层大量的秦奴获取人身自由，拥有自耕土地，进阶身份，参与国家政权，商鞅主政秦国时期就彻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颁行军功授爵制，以官僚制取代宗族贵族制。军民通用的军功授爵制既是当时最先进的政治体制与选人用人体制，又是一种强军富民之策，使秦国在统一战争达成了以战养军、富民强国的统一。
相反，众所周知，1888年成军的北洋水师就是典型的转型失败的军队。秦军的转型成功与北洋水师的转型失败虽然相距2000多年，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透析出了一个规律：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和社会里不可能单独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军事体系，在军事变革时代，负有长期性军事斗争准备任务的军队要想完成转型建设，必须与国家整体转型和社会变革融成一体。
首先是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支柱性产业要转型升级。对于现阶段来讲，就是工业化产业向信息化产业转型升级。当信息化产业代替工业化产业成为社会主体产业时，军队的主体装备才会由机械化装备转换为信息化装备。比如隐身兵器、信息化传感器和网络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它们都需要一套体系完整的信息产业及技术标准的支撑。信息化产业在整个社会上催生出大量的信息化人才，信息化军事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才真正“为有源头活水来”。有了信息化军事人才才能创新出信息化军事理论并付之实践与完善。有了大批信息化军事装备和大量信息化军事人才，适合于信息化军队的编制体制必然应运而生，此时机械化军队才能基本完成向信息化军队的转型。因此，一个基本实现了信息化的国家和社会里才会建成一支信息化军队，才能打赢信息化战争。
二是国家政治体制要转型，核心是选人用人体制的转型。要大力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立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要改革党和政府的选人用人体制，在更大范围、更高级别推行民主、透明、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体制。只有在党和政府选人用人的社会大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的基础上，军队的选人用人风气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逐步推行关键性岗位大范围公开竞争上岗，整支军队才会将雄兵壮，生机昂然，保持长盛不衰的战斗力。
三是军队信息化转型建设要实现由消耗性向增值性的转变。军队转型建设要耗费国力，这是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付出的成本。否则，军队转型失败，导致战争失利，整个国家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但是，信息技术标准的军民通用性使军队转型建设由消耗性向增值性转变成为可能，可以大幅度减轻军队转型建设带给国家财政上的负担。从全球来看，信息化武器装备与民用信息化产品在技术标准是通用的。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制定了军用和民用两套信息技术标准，因为这本身就违反了信息化产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这样做，也没有必要。信息化产品区别于工业化产品的最大特性就是交互性能上的跃升与质变，要达到互联、互通、互操作，技术标准必须一致。因此，国家完全可以向民营信息产业和制造业企业全面开放军工市场，走出一条军民融合式信息化发展道路。只有这样，国家在军队信息化转型建设中投入的每一分钱，很快就可以带动整个国家高新信息科技的发展，信息化产业的升级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军队信息化转型成功所形成的强大防卫作战能力又能为国家利益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达成军队转型建设与国家整体转型的协调一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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