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表示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这话被黄侃听到了，他突然跑出来对陈独秀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
九百八十一年前，北宋天圣十年，黄陂县尉程珦生了一个儿子，名程颢，次年又得一子，名程颐。后来两兄弟都成了当时的理学大家，被后人并称为二程。
后来横空出世的蕲春人黄侃，在哲学上也有颇深造诣，而尤以国学最为闻名。时人称黄侃、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
两样性情
程家属于宋朝的名门望族，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曾祖父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则为吏部尚书。程珦由郊社斋郎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
程颐在《周易》上颇有研究，当时有位叫杨子安的侍郎，对程颐的理学十分不屑，便常有意为难程颐。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世界那么大，偏偏有一次他们在湖北襄阳碰到了。杨子安便问：“你一生研究《周易》，那么我问你，《周易》该从哪里学起呢？”
杨子安心想：这个问题我看你怎么回答！程颐神情自若地用扇子在地上一划，“该从这里学起”。杨子安被弄得一头雾水，又不好示弱说自己不明白，便闷着头回去了。杨子安回到洛阳之后请程颐的弟子和靖转达他的迷惑，程颐微笑着说：“等杨子安再问你时，你便告诉他，《易》就是像你子安一样，先生用扇柄划地，就是指你的名字起的好，深得易之精义，因而先生喜欢你呀！”
杨子安听到转述，沉思良久，若有所得：“《易》，变易也，人在生生不息的变易中，追求地不正是安宁吗？”杨子安从此对程颐心服口服。
陈颐在为人处事上严谨克制，育人教化常有令人如沐春风之感。而黄侃则放荡不羁，以致得了一个“黄疯”的大名。
黄侃的父亲也不简单，进士出身，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不过黄侃为庶出，且在他十三岁时父亲便死去了，成了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当时人轻贱庶出，导致黄侃连学堂都没正经上过，但并不妨碍聪明好学的黄侃成长为一代大家。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时，“把大爷惹怒了”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雨天，其他教授都穿着斯文体面的胶鞋去学校，黄侃却穿了一双土制皮木钉鞋，等雨停了黄侃便把钉鞋用报纸包起来。出校门时，新来的门卫见他像个土包子，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便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校长分别亲自登门、道歉，甚至托名流相劝，黄侃都没有再去中央大学任教。
黄侃推崇古文，反对白话文。每次上课之前，他必定先把推广白话文的胡适先骂一通，而后才开始上课。在一次课上，黄侃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学生们捧腹大笑，而胡适听到恐怕要上台与他干架了。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太炎的家里拜访，钱玄同和黄侃便到隔壁房间回避。陈独秀和章太炎闲谈时，说到清代汉学，陈独秀列举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苏皖籍人士，颇有自豪之意。后来说到湖北，陈独秀表示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这话被黄侃听到了，他突然跑出来对陈独秀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
陈独秀听了黄侃这一番话，当着章太炎的面又不好发作，只得悻悻离去。
谁都知道黄侃的学问博大，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更是造诣深厚，但就是脾气太大。周作人谈到黄侃时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更令许多人不敢恭维的，恐怕还有黄侃的私生活。
黄侃好色。据说，黄侃一生结婚达九次之多，他的女学生、妻子黄绍兰还因他发疯、自缢而亡。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就及其看不惯黄侃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酷似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
一样风骨
尽管黄侃与程颐在性格上有许多绝然相反的个性，但在对权贵的态度上，他们却是惊人的一致。
程颐在这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一天，年少的宋哲宗病了，作为皇帝老师的程颐去探望，见年已八十高龄的太师文彦博恭恭敬敬地站立一旁。哲宗见文彦博一直站着，几次要文彦博回去休息，文彦博执意不肯。而程颐呢，只是问了问皇上的病情，便回去了。
后来有人问起此事，程颐说：“文彦博是四朝的重臣，辅佐皇帝不得不恭敬有加，我只是一介平民，辅导皇帝学习，怎么能不自重忘了师生礼仪呢？”
但在皇权至上的时代，这种恪守礼义的品质也会成为灾难的开始，程颐就在这上面栽了大跟头。
一次程颐走进崇政殿，只有太皇太后坐在那里，程颐便转身要走，太皇太后叫住了他：“程夫子啊，皇上得了疮疹不能听课，今天你给我讲讲吧！”程颐心想着这与朝廷礼义相违，但又不能当场拒绝，便勉为其难地讲了一段。退殿后，程颐便对执政大臣处说：“皇上不能听课应该告诉我，太皇太后单独到殿还要讲官给她讲课，这不合礼节！”
自然，这话很快传到了太皇太后耳中，又恰遇谏议大夫孔文仲参了程颐一折子，太皇太后一怒之下借此机会罢免了程颐崇政殿说书一职，让其回到洛阳重操旧业。不久削职，被遣送至四川涪州，交地方管制。程颐在被贬期间，完成著作《周易程氏传》。宋徽宗即位，得以赦免，但不久又受排斥，遂隐居龙门，遣散门徒，不久病死。
而黄侃，虽然脾气很大，但在“不趋炎附势”上与程颐十分相似。
1915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而被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某宅内，黄侃闻悉后，曾两次到北京探望，后来索性以“研究学问”为名，搬入章太炎被禁处。但未过多久，便被警方逐出。黄侃气愤至极，以绝食表示抗争。同年，黄侃的另一位老师刘师培，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世凯称帝，话未说完，黄侃即严词拒绝之，并气愤地说：“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黄侃的同盟会故旧多是政府的“显贵达人”，但黄侃都不与他们往来。他的好友居正（湖北武穴人，武昌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当时被蒋介石囚禁，旁人避之唯恐不及，黄侃却常常到居正的囚禁地去探望。后来居正东山再起，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兼任最高法院院长，黄侃竟不再去看望居正了。居正心想，你这黄侃，朋友我哪里得罪你了啊？如今我风光了你反而避而不见？于是居正亲自到黄侃的住处拜访，并诘问黄侃为何要疏远他？黄侃说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黄侃不仅不趋炎附势，在治学上的严谨也少有人能及，这恐怕才是其真性情的根本。黄侃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
黄侃曾说：“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侃不为所动。1935年10月6日，黄侃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于10月8日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黄侃吐血不止，他仍抱病批点《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
黄侃去世那年恰好50岁，未出版任何个人专著，却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除了黄侃，世间再无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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