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公元400年-500年
公元5世纪的世界，各种宗教思想已经开始更广泛地影响人们的生活，甚至决定王朝的兴衰，背后则是战火中的人们对和平与美好生活的祈盼。当佛教全面传入东亚中国，并与本土道教发生激烈冲突，基督教则在欧洲发展成为一股全新的政治势力，在协助法兰克人建立“上帝之国”后，直接将欧洲拖入中世纪千余年的黑暗。
南北派佛教发展
公元64年，汉明帝因“梦感”，派人西行求佛法，得西域二僧，公元68年于洛阳修建了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享我国佛教的“祖庭”之隆誉，翻译了我国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其后，中亚僧人纷至，翻译了大量经典，大小乘佛教同时传入我国。魏晋之后，部分北方高僧南下弘法。公元247年，康僧会成为自南(越南)向北弘法的首位僧人，孙权为其在南京建造了江南第一座佛寺——建初寺（今大报恩寺前身），《六度集经》成为其代表译著。西晋末年，北方五胡乱华，佛教发展逐渐分成南北两个大流派。
鸠摩罗什
北派的传播功绩首推佛图澄(公元232-348年)。传其曾以神通感化残暴嗜杀的后赵石勒，因而使佛法得以在华北广泛流行，建寺900余座，收门徒万余人。其徒道安（公元312-385年）后成为北方佛教领袖,不但制定了译经原则，为众多佛经撰注作序、创编目录，还制订寺院清规和僧尼轨范，统一沙门“释”姓。其创立的“本无宗”为慧远大师所承袭，并传至南方。其徒竺法雅则擅长“格义佛教”，用老庄等中国本土思想注解佛经，对南方佛教亦有很大影响。西域僧人鸠摩罗什既通梵语，又娴汉文，佛学造诣极深，博通大乘小乘佛教，是经、律、论三藏法师第一人；公元401年，到达后秦时的长安城，广收门徒，系统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首。以其译著为基础，三论、四论、成实等佛教各派兴起，鸠摩罗什也因此有佛教八宗之祖之盛誉。
法显
南派因“衣冠南渡”之故，受北方影响较大，但又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且与上层士大夫联系紧密，融入了大量的玄学思想。与道安大师同时代的支道林精通般若经，著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所谓“关内即色义”，如实认知一切事物和万物本源，主张即色本空。公元379年，曾师从北方道安的惠远(公元334-416年) 率数十弟子南下以避战乱，在庐山创立东林寺道场，后成为南方佛学领袖。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天竺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风潮。其所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确了“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化解了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又创立主张禅净共修的白莲社，成为净土宗开山祖师。与东林寺齐名的南京到场寺，同为南方佛教中心，亦为诸多大师驻锡译经之所。公元399年，到场寺僧人法显从今西安出发前往印度求学佛法，游历30余国，后于公元412年经海路从今青岛回国；次年回到到场寺，翻译了大量印度佛教经典。他撰写的《历游天竺记传》现已成为研究南亚历史的重要史料。
南北朝时期，北南佛教学派林立，学风鼎盛，思潮自由，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於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
北天师道
南北天师道的创立
公元184年，道教的北方原始分支——太平道在领导黄巾起义失败后彻底消亡。公元215年，曹操在收降张鲁夺取汉中后，把道教的南方原始分支——五斗米道的大批信众北迁至长安、洛阳和邺城一带，后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衣冠南渡”后，琅琊王氏等大批道教世家随东晋迁居江南，道教也因之分为南北两派发展，但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直到在北魏和南朝宋的支持下，寇谦之和陆修静等分别创立北南天师道两大派别。
北派道教的创始人寇谦之（公元365-448年)为追随张鲁北迁的汉中大族之后，自幼酷爱法术，后追随胶东异人成公兴在嵩山修道三十年，公元415年自称得太上老君亲授真经，开始“天师”身份传教。寇谦之对“三张”（指张陵、张衡、张鲁）的“天师道”进行了改革，去除虚假法术、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建立了新的教义、教规，使道教后得以与佛教并列。公元424年，蒙白马公崔浩推荐，寇谦之得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赏识。公元425年，寇谦之因力主北魏西伐大夏并大获全胜，被太武帝封为天师，在今山西大同正式创立“北天师道”。公元440年，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建道坛，亲受符录”。以后的北魏皇帝皆例行不辍。公元445年，道教在“佛道之争”中获胜，太武帝灭佛。四年后，寇谦之去世，北天师道后继无人。
南天师道
南派道教在公元399年曾参与“孙恩起义”，参加者数十万众，历时13年，纵横千里，加速了东晋王朝的灭亡。其后，世家大族出身的陆修静、陶弘景也对南派天师道进行了改革。陆修静（406～477）为今浙江吴兴人，知识渊博、尤喜道术，遍游名山胜地，声名远播；曾多次南朝宋的皇帝请入宫中说法。公元461年，陆修静在庐山营造简寂观，改革并创立“南天师道”，主张儒、佛、道三教合流，认为设斋坛、祈神是求道之本，然后复以礼拜，课以诵经，即能成道。为此，他建立了道民按功德逐级晋升的制度，完善了斋戒礼仪规范。他还将所得之道教经典进行了考证和分类，编著了《灵宝经目》。他创造的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法为后世历代所沿用。但相对于北派寇谦之的显赫于当世，陆修静死后的地位和荣耀更高。南派天师道经其高徒孙游岳和再传弟子陶弘景传播，衍生出著名的茅山道派，兴盛于唐代。北宋徽宗加封其为“丹元真人”。之后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更是立碑撰记，赋诗题咏，赞誉有加。
总之，在北南两派天师道的共同努力下，道教思想最终融入中国人的血液，至今影响着国人的日常生活。
三教合一
相争相和的佛与道
佛教和道教在公元5世纪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并延续至今，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需要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方面是由于连年的战争，迫使人们希望从虚无的宗教中寻找精神寄托。但是为了争取同一个统治者的支持，为了争取更多的信众，这两大宗教在发展初期难免会发生冲突。在这过程中，统治者的好恶往往成为胜败的决定因素，且由于各自同时存在的南北分支，而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
在北方，“佛道之争”通常十分剧烈。其中，对佛教的打压，历史上有“三武一宗灭佛”之说。最早的一次发生在公元446年。尊崇道教的太武帝拓跋焘先是因僧尼不守清规、伤风败俗而下令禁止僧俗来往。后在镇压关中“盖吴起义”的过程中，发现寺庙中私藏有武器，于是下令诛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但是，崇信佛教的太子拓跋濬却暗中保护，更在公元452年登基后迅速恢复了佛教，并于公元460年下令建造云冈石窟。公元493年，北魏迁都洛阳，并开凿龙门石窟。此后，佛教虽又经历了几次残酷打击，但“阿弥陀佛”不但延续到了今天，而且声望远超道教。而北方的道教不仅只是兴盛于寇谦之一人之时，更在公元555年的“道佛之争”败北，被北齐文宣帝下令废除。之后，人们对道教的了解多来自于全真教一派。丘处机感化成吉思汗算是北方道教最大的骄傲了。
在南方，“佛道之争”则主要以争论为主，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人应当信自己的道教，还是应当信外来的佛教。公元467，道士顾欢首著“夷夏论”，僧人明僧绍和慧通则分别著“正二教论”和“驳顾道士夷夏论”反击。世人张融则著“门律”和稀泥，主张道佛一致，但道教居首位。南北统一后，中国历届王朝都曾直接卷入“佛道之争”，甚至召集僧道于宫殿之上辨经斗法，但因逐渐相互吸收而难分伯仲。只是由于佛寺兼具普渡众生的责任而多显于大城，道观则因道士偏爱自身的清修而多隐于名山。
至于在民间，儒释（佛）道三教早已界限清晰，三教圣人往往共聚一堂，民众各区所需，皆大欢喜。
相对于公元5世纪东亚中国佛教和道教的蓬勃发展，基督教也在曲折中悄然进行着历史性转变，从耶稣、到圣父圣子圣灵、到上帝之城，一个硕大的黑影开始笼罩西欧。
耶稣蒙难
是谁创造了耶稣
犹太教成型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公元66至135年间，犹太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反抗罗马人的起义，但均遭到残酷镇压、被迫流散各地。在这过程中，犹太教也发生了一些变革，衍生出一些分支。其中之一的基督教，一方面全盘继承了犹太教的《圣经》，将其称为《旧约》；一方面又创造出耶稣这一救世主形象和众多神话传说，编纂出一部新的经典《新约》（公元2世纪），并因此最终与犹太教分离。然而，关于耶稣是否真有其人一直争论不休，因为在其所谓的年代并没有任何有关其生平的记载。于是乎，吴于瑾、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中使用了这样的提法：“与其说是耶稣创立了基督教，不如说基督教创造了耶稣。”由于打破了民族和国家的限制，能够给受压迫的人以升入天国的希望，给富人提供了忏悔洗刷罪恶感的机会，因此基督教在诞生不久便迅速传播，直至成为世界性宗教。
三位一体
圣父圣子和圣灵
虽然初期曾遭到罗马执政者的残酷打压，但到了公元3世纪末，基督教徒已发展至600余万，在罗马境内建造了1800多座教堂。公元313年，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为争取基督徒的支持，君士坦丁一世和李基尼乌斯联合发布了“米兰赦令”，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但此时，基督教内部各派别的之间在教义和组织上的争端却愈演愈烈，其中尤以关于“圣父圣子圣灵”的争议为最。一派学者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同性同体；一派则否认基督的神性，主张教徒安于清贫，反对教会上层享有特权和聚敛钱财。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23年召集318名主教，举办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结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制定了“尼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同体，把三位一体派树立为正统。反对派则被开除教籍，予以放逐。此后，在罗马皇帝的庇护和控制下，基督教开始具备统一的教义和组织。因此，这次大会也成为原始基督教正式形成的标志。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翌年以异教徒活动为由宣布废止古奥运会。
奥古斯丁著“上帝之城“”
上帝之城的意义
如果说，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之后，基督教还只是得到了统治阶层的认可和庇护，那么随着日耳曼族群的入侵，以及罗马城的一次次陷落和皇帝权威的一次次扫地，基督教开始不再满足于屈从者的角色，众多基督教士萌生了谋求更高地位和更大权力的想法，并为之进行了大量思想铺垫。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生于北非，年少时生活放纵，公元387年在米兰接受洗礼，后回到北非传教，晚年目睹了汪达尔人的入侵，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和《上帝之城》等大量著作。在《上帝之城》中，首先，他认为“上帝之国”同时存在着“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天上之城即天国，那里只收留上帝的选民，没有人会遭受苦难；地上之城是上帝为惩罚人类建立的，那里人性败坏，充满痛苦和罪恶。这一提法，目的无疑是想让天国成为所有人的向往，吸引人们对上帝的崇拜。其次，他认为教会是天上之城在尘世间的体现，罗马帝国则是地上之城在尘世间的体现。生活在人世间的基督徒必须同时服从于这两种秩序，既要服从帝国的法律，又要热爱天国，其责任至死才可以解脱。以此，他不但论证了教会和罗马帝国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服从于两者的统治，也自然得到了两者的认可。第三，他提出，由于地上之城是人类原罪的结果、是依照神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所以世俗国家就必须服从于教会。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教会无疑有着重大现实利益，因此立即成为教会谋求独立直至凌驾于世俗王权力上的理论根据，使教会仿照君主模式建立教皇制度成为可能。
克洛维洗礼
第一个上帝之国
可以想见，奥古斯丁关于教会与世俗王权的观点，在罗马强盛时必然会遭到残酷打压，但历史为《上帝之城》提供了实践机遇。在匈奴人和日耳曼族群的轮番攻击下，公元5世纪初的西罗马帝国，政治统治已经崩溃，影响范围只剩下首都拉文那周边很小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古代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依靠遍及各地的教堂逐渐成为社会秩序的代表。而基督教士作为唯一受过教育的阶层，也成为古典文化的传承者与卫护者。所有这些，对于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日耳曼族群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当匈奴人昙花一现后，日耳曼各族群已经事实上瓜分了西罗马帝国的领地，迫切希望建立各自的政权。而基督教，无论是根本教义，还是组织机构，还是教士手中掌握的知识和法律，都是落后的日耳曼人所急需的。所以，基督教很快为日耳曼人所接受，并成为其统治的工具。当然，这一选择是要付出代价的。公元496年，日耳曼法兰克部落首领克洛维，率领手下数千士兵集体皈依基督教，并依靠基督教的力量在日耳曼各族群间的争斗中占得先机，最终建立了西欧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法兰克王国，成为欧洲文明新的领航者。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最终一步步将欧洲引入中世纪的黑暗，将昔日文明的光亮逐一抹杀，只留下教堂内摇曳的烛光，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在近千年之后高举“文艺复兴”的火炬，寻找失落的文明。
---------《对表中华文明的世界》
2018年五月十大“中国好书“”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