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周六的早上，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嗡嗡嗡”发出声音，我疲倦地睁开眼。对于偶尔打来的电话，我不会当机立断地接通，而会等待，这是我的习惯。一则是除去父母与出版社，有必要联系我的人不多，另外也为排除一些奇怪的来电，如果是推销或是诈骗之类的，我会等手机响一会就自动挂掉。
在等待电话铃声停止的这段时间里，我盯着天花板上的纹路，思考如何安排今日的任务。
果然，漫长的一分钟后，“嗡”声乍然而止，我长呼一口气，预备再睡一会。但刚闭上眼，屋内凝滞的安静如同刚刚沉淀下来的鱼缸，又受到一根木棍疯狂的搅动后，泥沙混在水中，气氛变得浑浊。有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我挠了挠头发，拿起手机，来电显示是上海本地的陌生电话。向右滑动接通，扬声器里传来如用力挪动皮质沙发时发出的厚重的声音：“喂？喂，是致远吗？喂！”
“嗯，您哪位？”
“你这家伙，七年了还在用这个号码呢！我啊，我是杨一惟啊！”
“好久不见了，一惟，”我略带笑意地说道，他的声音变了许多，“突然打电话过来的原因是？”
“咋了，没事就不能问问老朋友啦？”电话那头传来一阵低笑，随后像是意识到什么，立马停止，“是咱们班上那群人，他们打算下周弄个同学会，没人有你的微信，就叫我跟你联系，本来我不抱希望这个号码能打通的，没想到……”
“唔......”我沉默少顷，一来对于社交活动我并不擅长也不热心，即使面对的是曾经同处四年的大学同学，而二来对于他，我心里有些事还未完全放下。
“唉，算了，同学会先放一边。我问你，你还在上海的吧？”电话那头声音稍微低沉了些，“想单独同你见面聊聊，希望以朋友的身份。”
我看着床单灰白的图案，心里想起了过去，不禁咬紧了嘴唇。
“你写的小说我都在关注着的，喂？还在听吗？最近有空吧。”电话那头再次降低了分贝，像是楼顶上的人对着地面上的人说话一样，需要仔细听才能听清。
“嗯。”我不带感情地应了一声。
“关于那件事.....这么多年了，无论如何想见你一面，即使你早已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下周行吗，地点就在你那边找个安静的地方，到时短信发我！”他等待我回答。
“嗯。”我慢慢放松抿紧的嘴唇，想礼貌性微笑，却发觉自己并未面对着谁。
“好，那再会，另外一些事见面再说，我想做出些解释。”电话那头挂断，沉默降临，房间的空气再次凝结在一起。
接完电话后瞌睡全无，我从冰箱中拿出新买的食物：煎了鸡蛋，又将面包加热，番茄切成片卷着生菜，这几样东西合在一起做了个简易的三明治。
我一手撑在阳台护栏上，一手拿着三明治慢慢嚼咽。楼下几个白发老人穿着灰色的运动衫绕着林荫道慢跑着，三四只小巧的麻雀在长椅上啄食昨夜人们掉落的面包屑，往常背着书包穿着统一的蓝白校服的学生一个也没有，周六早上的小区看起来相当冷清。
打开小型音响，里面放着王家卫电影中的原声音乐辑，节奏缓慢，是些比较冷门的歌。伴着风和煦地滑过我的睡衣，脑海泛起关于杨一惟的涟漪。
杨一惟是我的大学同学，一起上着汉语言文学的课程，原本只是在课上打过照面，并不熟识。但入学三个月后，周五下午的一次班级活动（那时每周五都会有安排这样的活动），进行完一些所谓的交际游戏后，与我住在一处的室友接受了讲真心话的惩罚。他颇为神气地站到了场地中央大声地嚷道：“喂喂喂，我说，你们有人喜欢狗尾巴草吗？”
班上的人打着趣：“你这小子，在说什么呢？要你说你最讨厌的人是谁！别转移话题哦！”
“我最讨厌的人？就这么跟你们说，和周致远这种人住在一起，我人都傻了！不知哪来的穷小子，穿得俗，人又无聊，一天到晚话都没句，像个路边的狗尾巴草一样，我真受不了！”室友瞥了坐在角落的我一眼，随后撅着嘴仰起头向着人多的地方，像一只好斗的公鸡。
“唉，不必这样，狗尾巴草多好，绿色环保。”主持活动的人带着笑说道。
“我打算搬出去住了，和这种人住一起，早晚要得忧郁症！”室友翻了个白眼，随后是教室里长久的沉默。
“喂，话没必要这么说吧！”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穿着件红色卫衣，外套是墨绿色空军夹克，后脑勺头发整齐，脖子白净的男生故意压低了声音说道，“我觉得他挺好啊。”
室友看向声音的来源，冷笑了一声：“哼，杨一惟，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喜欢，那你去做他室友！”
杨一惟环视四周，旁边几个女生正窃窃私语着，他又看了我一眼：“求之不得呢，你同我换个寝室就是咯！”
就这样，他成了我大学少数称得上朋友中的一位。
虽说成为了室友，但我们之间截然相反的事还是许多的：他热衷于各类集体活动，光是社团便报了话剧、街舞、篮球等一系列的，学生会也加入了，总之是十分典型的社交爱好者。在同处一室的时候（大多是他晚上在体育馆打完篮球流了一身汗后），他常常站在我旁边说：
“唉，真的不打算加入个社团，文学社正在招新，你去那里一定会受到女孩子欢迎的！”
我摇摇头笑着，然后继续翻着红色书壳的《安娜.卡列尼娜》。
“不是！年轻时就该不断认识新的人，尝试新事物啊！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尼采不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吗？”
我摇着头缓慢说道：“的确，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的，后面还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人和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下。”
“不管是查拉吐司还是查拉蛋糕，”一惟不管我指出的错误，仍劝着，“我跟你说，大学的社团里女孩最多，以后可没这个机会了哟。”
我看着他的汗渐渐流干，如同雨落在窗上的痕迹留在了他的脸上：“我的性格就如此，在人群面前我会十分不安。”
杨一惟叹了口气，不再继续追问，他将蓝色的毛巾往后一甩搭在肩上，手里拿着淡绿色的面盆说道：“罢了，真可惜。不过这正是你吸引人的地方，就像独自开在玫瑰花瓣堆里的狗尾巴草。”
狗尾巴草，又听到这样的形容，我却不再像之前那般难堪了。想想其实也不错：在无数朵红的玫瑰花里，一棵垂头丧气的灰绿色狗尾巴草随着风左右摇摆。
“不过，这不是在损你嗷，是说你独特，是特立独行的狗尾巴草。”杨一惟用毛巾擦干流到脖子处的汗，一面向外走去，“我偶尔也想像你一样，按自己的想法活，唔，越是向往阳光，就越要伸向黑暗。”
等他把房门关上后，我手按着自动铅笔，检查着笔芯长度是否足够，一边思考杨一惟刚才对我的评价：狗尾巴草，这种东西特立独行吗，而我又是否特别呢，我只是大致知道自己擅长与喜欢什么，并将时间尽可能多的花在上面，但那是否就是我活着的意义？我深深吸了口气，像绝大数的青年一样，浪费时间纠结在自己究竟为什么而活着，这种难有正确答案的问题上。
除去晚上必须睡觉时，杨一惟大多时间是待在外面的，每次回来都要蹑手蹑脚地躲避宿管老师的追查：“我说，那老头没来吧。上次还让辅导员给我妈打电话，真够呛！”
“来了，但我说你在上厕所，”我合上书，微笑着看他，“而且，那人才40多岁，哪里是老头。”
杨一惟坐到自己的书桌上，长吁一口气：“唉，年龄虽然没有达标，但头发都没了，那就得当做老头对待，这是起码的尊重，”说完将自己的刘海向后抚去，“另外，网球部的女生可真够热情，硬拉着我去唱歌，你得去看看。”
我笑了笑。在我印象中，一惟每次回来都会同我讲述自己同某个女生约会的事，但并非出于炫耀，而是类似于小孩抓到一只蝴蝶后的欣喜与单纯，一种忍不住想要告知他人的倾向。
的确，杨一惟是那种典型的在大学时期受女生欢迎的类型，长相阳光，衣品好，衣柜中灰白红蓝各式的运动款衣服，鞋子刷得干净，且爱好广泛，无论什么话题都能说上几句，同时拥有一肚子不俗的笑话，对待女生细心而温柔。
“读十本爱情小说，看一百部爱情电影，都不如来一次真正的恋爱。”这样的话在他嘴里说了不知多少遍。对于他几乎一个月换一个约会对象这件事，我并不在意：一来这是他的私事，我无从评价，二来他每次热情的分享，也弥补了我小说中所缺失的女性角色的素材。
但有一次，他半夜回来重重地推开门。“喂，致远！”他东倒西歪地抓着门把，另一只手拿着瓶没开盖的啤酒，“唔，陪我喝点。”
我连忙起了身，扶住他坐到了木椅上，他身上散发着浓厚而呛鼻的酒精味道。
“居然说我人幼稚！”他人向后靠着椅背，眼眶微红，不知是酒精导致的还是他方才哭过。
这大概是一惟第一次，也是我印象中唯独一次：对方女生先提出的分手。
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忽然对着正在写作的我唱起了歌：“浪儿里格朗......”当晚他又把头发向后梳得整齐，抹上发蜡笑着出门去了。
即将进入大四，除去周一周二上些必要的专业课外，其他时间学校都留给我们自主安排。周边人或者去寻些实习工作、或着手开始毕业论文，当然一头扎进图书馆预备考研换专业的也大有人在。而我，由于出版社编辑开始找我约稿，于是仍心安理得地每天写着长篇小说。
在这段时间里，我多半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待着。那家店开在一条旧居民楼的小巷子里，青色石砖做的墙，台阶与窗台上放着几盆绿萝与吊兰，门口时常蹲着一只胖胖的橘猫。由于我一般都在上午过去，店里几乎没有顾客，系着牛油果绿围裙的店员在钢琴曲中擦拭杯盘。点上两杯浓缩咖啡，我便专心地用笔记本写作，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一点。
“不好意思，是在写小说吗？”我抬头一看，一个穿着红色格子衫的女生正问着我，嘴角上扬，左边有个小小的，形状如逗号的酒窝。
“嗯，是的。”
“很抱歉突然打扰，我刚问店长，他说你每天都会在这写小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执着在这上面的人。”女孩眼神忽闪着，如同周围没有同龄人的孩子，头次遇到陌生的小孩一样。
“打扰倒没关系，”我解释道，“只是忽然被人这么看着，心里会有点......”
“这样啊，实在对不起，因为我相当喜欢读小说，东野圭吾还有加缪的。”
我点点头，这些作家也是我非常偏爱的一些：“我叫周致远，你呢？”
“何晓曼，”女孩手环抱着一本精装书，仍然笑着看我，而后慢慢将视线移开看往别处。
虽已相隔七年，此时回忆起她，我脑海中对她第一次与我相见的笑容，仍旧清晰。只是那笑容里似乎藏着些什么，一些无法轻易形容的事情。
在同晓曼认识后，她时常在下午一点多时过来，我也渐渐知道她是在咖啡店里下午值班的兼职生。几乎每次我携着笔记本出门去时，她便恰好从东边爬满青藤的围墙边骑着自行车出现：“嘿，今天写了多少呢，写好记得给我看哦！”
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店里几个穿着宽松校服的高中生正讨论着学校发生的一些趣事，猫在沙发垫上晒着太阳，风从巷口吹来，金属制的挂铃在风中发出清脆的声音。晓曼还是照常地在一点钟出现，她系好工作服后，端来我点的咖啡：“这阵子常看到你，读的是什么书呢？”
“加缪的《局外人》，”我看着她的脖颈，上面戴着一条珍珠项链，很漂亮的项链。的确，从上个星期后，我写完当天小说章节后不再急着走，而是习惯性再多点一杯美式咖啡，随后拿出新买的小说靠坐在沙发上看书。
“对了，晚上有空吗，一起看个电影。”
我点点头，这么快回答对方，这对我来说是极少见的。晚上两人在学校附近的商业影院订了票，电影内容是以油画的形式描述画家梵高的人生，剧情有些冗长，因此观众中躺着睡觉打呼噜的，互相拥抱在一起接吻的，以及开着闪光灯拍照的都大有人在。就是这样一部电影，晓曼从始至终地看着，甚至在昏暗的灯光中，我能看见她脸颊上有闪着微光的泪。
后来她时常约我，逛博物馆，或在书店两人面对面地看书，有时也在花鸟市场摸摸毛茸茸的猫。“小时候我妈妈喜欢猫，但爸爸对动物的毛发过敏，于是每周末她都带着我来市场，去看不同种类的猫。”晓曼蹲下身子一边轻抚着一只白猫的额头。
“那家里现在有养猫吗？”
“没有，”晓曼停下了手，猫呜呜叫着一边蹭着她的膝盖，“继母讨厌宠物，觉得人都照顾不来，哪有心情大费周章地养些白吃白住的动物。”
“你的父母离婚了？”
“母亲去世了，在我十岁的时候，留给我一条珍珠项链（句号）”如同背诵乘法表一样，她冷静地回答我。
“隔了一个月之后，父亲带来了个女人，两人在年前办理了结婚证，”晓曼像事不关己地讲述遥远星球的故事一样，“我见过她，母亲去世前的一个星期，在我放学回来的路上，两人在车里拥抱着接吻。”
我沉默着，想说些什么，但又知道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他们结婚那天，我把书包扔在门口便走了，在小镇的河边待了八个小时，一个人吹着冷风。”
“后来是我自己走回去了，继母在家打着电话，听她说父亲和伯伯他们出去找我了，还问我饿不饿。”晓曼继续说着，“我没有回答她，只是捡起扔在地上没人在意的书包，一个人回了卧室关上了门。”
阳光照在清澈的鱼缸上，红色的金鱼在碧绿浮动着的水草和人工造的假山间来回游动，晓曼起了身，轻轻捧着白猫，将它放回了塑料做的狭小的猫盒里：“后来父亲也回来了，像击鼓一样，用力敲着门问我去哪里鬼混了，我躲在被窝里哭但不出声。”
后来我忙于应付出版社方面的一些版权问题，咖啡馆那边也去得少了。直到两个星期后，这些麻烦事才有了个定局，内心相当疲倦，加上身上有了小说集出售后的一些稿费，便订好旅行的机票，打算外出几周。
在出发前再次回到咖啡馆，大概是快放暑假的缘故，店里的客人较往常多了。我问在前台服务的新面孔，晓曼还在吗？
“是我的上一个服务员吗？”新面孔拿着手机回复着信息，“好像是实习去了，不清楚，你微信问她呗。”
我点点头道了声谢谢便离开了店，话说，橘猫似乎也不在这里了。我发了条信息问她，但未得到回复。
晚点的时候杨一惟发来一条短信：在镜子前的自拍照，换了身西装，提着公文包，头发用发胶精心处理过，“我去实习了，版权的事情搞定没，这几天你不在感觉相当寂寞啊。”
我笑着回复了他，把出行的打算也简单同他说清。
“去哪呢，出国还是周边游，我跟你说去日本吧，那里好玩，对了，回来记得带些明信片。”
我半开玩笑地回复了他，随后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旅行，但无论在候车室，异国的餐厅还是睡在廉价的房间时，我总想起晓曼，想起她爱猫的母亲，想起她十岁时陪着她的那条不知名的河。
再次见到杨一惟是七月中旬，圆鼓鼓的太阳如同一颗煮熟的蛋黄一样，独自贴在无云的蓝天，庭院里逐渐能听到蝉鸣。“嘿，回来了。”他为我打开门，接过我手里提着的一盒蛋糕与汽水。
“旅行好玩吗，是不是去的日本？拍照没？整整一个半月，你小子真够享受的，”杨一惟打开包装精美的蛋糕盒，自己尝了一个后递给我，“另外我跟你说，工作和读书差别真的大，杂志编辑部那种地方我可不想再去，所有人一天就坐在那里，各自一言不发地敲字喝茶看手机。”
“去编辑部实习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做了多久？”
他伸出食指比了个“一”，午休时的阳光，从落地纱窗外照过来，带来了些许热意。
“一个月吗？但大部分工作都是如此，每人一个办公桌不停地敲字喝茶，上班时间朝九晚五，”我闻了闻手中的食物，有股淡淡的奶香，“而且周围人一言不发这种事，你应该适应了吧，毕竟我可一直如此。”
他脱去白色印着“米奇”图案的T恤，转动风扇开关，头顶的白色扇叶如竹蜻蜓般缓缓启动，风吹了下来。“没人说话倒还好，主要一开始认识了同个部门的女孩，约会后就死缠烂打地跟着我，你知道我可最怕这样。”
的确，在我印象中，同一惟交往后的女生多数是由他干净利落地断绝关系，其后便不再和对方有任何联系。即使其后一惟自己承认对方是极好的女孩，也不曾做过复合的事。
“没有办法，只能逃离，嗖地一下，无影无踪。”他做出鸟儿飞翔的手势，一面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笑着，“二十多岁的女孩，戴着一条十分老式的项链。”
“老式的项链？嗯，那你往后怎么安排？”
哧的一声，他扭开两瓶汽水，暗红的液体上涌着无数的气泡。“等风来，铛铛铛，风来了，就乘风而起地跳舞，”他递给我一瓶，“认真说，我打算考个托福，去外国待两年。”
碳酸的刺激感掩盖了汽水过度的甜味，我咽下一口后把瓶子放在了书桌上。对于他出国留学这个决定，我倒不存在去笑话他的必要，虽说杨一惟认真去图书馆学习这种事很难发生，但三年多来不缺课，专业课考试不但一门都没挂过，相反，他几乎每学期都能拿到较为丰厚的奖学金。只要有了对应的资料，在两三个晚上后，无需再去一页一页地看考试指定阅读书目，他人的结论早已印在了他脑海里，一学期的功课都能倒背如流。拥有着极高的记忆力，这是老师们对他共同的评价。并且在钱这方面，他从不用操心。
老式的项链？我的心里有些不安，待一惟进行午休的时候，我再次尝试联系晓曼，但电话仍旧无人接听。
返校一周后，我的论文导师约我商量毕业论文的事，其他学生大致都接受他所提供的论题，我却坚持要求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致远，老师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这很好，你写的小说我也看过，勉强还不错，”导师双手环抱在胸口对我说，“只是咱们研究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学，而且郁达夫和你文字风格相似，把他作为研究对象，适合的！”
郁达夫的后期作品的确有值得赞赏的，但导师提供的多是他作为青年时写的小说，说实话，对于他这种把自己内心想法全盘托出的做法，我实在不能接受，内容也像是在怨天尤人，少了青年应有的进取心。我当即没有回答导师的问题，对他说自己回去再看看郁达夫的作品，看是否能写出合适的论文。
从文学院学科楼出来，时值盛夏，太阳日复一日地飘在空中，今天多了些云，四周起了风，吹在人身上倒觉得一丝清爽。
带着黑色索尼耳机的我只管往前走着，预备回寝室把新小说的开头再做些修饰。路过靠近食堂的宿舍楼时，发现花坛边站满穿着浅色印花T恤和短裙的女生，周围几个穿着无袖背心的男生正举着手机。是在进行什么活动吗，暑假没想到学校也还有这么多人，我听着歌想，或许是一惟说的社团活动吧，今天也没什么重要的事，不如看看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摘下耳机凑近去看，四周的人小声嘀咕着：“这下学校出大事了！”“唉，怎么年纪轻轻......”“她是你们哪个学院的啊，我常在楼梯间碰到她......”
听着人们窸窸窣窣的言语，不知为何，我的心却如同独自半夜浸泡在不知名小镇的河中，不会游泳的人一般，令人窒息的寂静与不安围绕着我。
“唉，你们别围在一起了！唉，那个男同学不准拍照！唉，可怜的小姑娘呀！”穿着藏蓝色短袖的宿管阿姨正不断挥着手，一边用手机向谁打着电话，“怎么这个时候不接电话啊！”
人群稍微散去了些，我向前靠近，风从东边吹来，树叶哗哗作响。
一个女生面朝地面趴在草坪上，黑色的长发间渗出血，旁边被染红的草尖在阳光下闪着亮，她微微张开的手指前，几株高过她身体的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晃。一件白色冲锋衣盖住她的身体，大概是哪位不忍心看着的女学生，给予死者的最后一丝体面。
风又吹过，靠近花坛的宿舍阳台上，纸质彩色风车转动起来，还有一只不知从何处来的瘦小的橘猫，正沿着墙壁蹑着脚尖轻轻走过。
我的内心如同有一根针不断地扎入抽出，身体不住地颤抖，我环抱着自己，指甲扣住双臂留下浅红的痕迹。我看到女孩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项链，一条漂亮的珍珠项链，在阳光下十分显眼。
我忘了我是如何回到寝室的。宿舍的走廊像往常一样安静，能清楚听见自己皮鞋踏在瓷砖地板上发出的声音，红色的消防用具掉落在地上，无人拾起。
我哆嗦着用钥匙试着打开门，感觉恍如在梦里，一个使人全身冒冷汗的噩梦里：从高楼处坠落，永远无止境地向下坠落，不断靠近黑暗的地底。推开门，一惟正对着电脑拿着笔读着单词。
“晓曼死了。”我握着拳头，狠狠地咬紧嘴唇，努力控制着情绪。
“啊？”他摘下耳机，像是没听清。
“晓曼死了。”我一字一顿地说道。
“她，怎么？我......”一惟合上电脑，眼睛看着我又看了看别处。
我揪起他的衣领，靠在衣柜，用胳膊抵住他的喉咙，杯子碰落掉在大理石地面，白色尖锐的碎片撒在椅子边，浊黄的咖啡流向他黑色的运动鞋，“是你害死了她！”
“不，我之前的确同她分手了，不过......不过不至于这个原因就......”
“你知道她是多么缺安全感的人，并且你很容易就能让任何女孩喜欢你，何况是她！”我的手臂能感受到他急促的呼吸。
“你怎么知道？难道她就是之前你说的咖啡馆认识的女孩？”一惟盯着我，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我通红的脸颊，“我也想不到......不过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的名字，我也就不至于找她。”
我再次咬紧了嘴唇，舌尖尝到一股咸的血的味道。
“如果晓曼真的因为上周的事自杀，那你，她有次说起过自己曾喜欢过一个男生，但后面那人不辞而别，”他眼睛继续盯着我，如同一头与人争食时对峙着的狼一样，“那不就是你？跑去什么鬼地方一个半月，招呼也不打！难道你就没责任？”
我手掌心冒着汗，胸口有人正用力拧紧螺丝，把我的心中的血，一滴一滴拧出。
“我是坏，但我也不是故意想伤害她，一开始我的的确确喜欢着她，我只是......你知道我的性格，我只是没法去长久地爱一个人，我怕，我没想到会......”泪从他眼角流出，像廉价旅馆里的水龙头中渗出的水，流在他涨红的脸颊与高挺的鼻翼间。
我松开了手后，他像是夏天从冰箱中拿出来很久后融化的果冻，瘫坐在木质的椅子上，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我的沉默，一惟的多情，是我们没有努力改变的性格弱点推动了她的死，我们都为她或多或少地负着罪。
“我会搬出去住。”从衣柜里翻出几件换洗衣服塞进帆布旅行包，我看了一眼他，缓缓说道，随后重重地关上了门。
吵后我在外面的旅店住了两周，随后又找到一个价格合适的出租房，周一下午时回到宿舍拿取要用的被子与凉席等生活用品。
宿舍没有人，地上的碎片与咖啡都已清理干净，床上只剩一张天蓝色的垫子，他离开了这里。我以为他只是暂时回了家，但到下半年开学也再没见到过他，听导师说，杨一惟几周前十分坚定地签了退学申请，即使所有人都加以劝阻。
从那以后我也再未见过他，到今天为止已有七年，究竟他以何种方式生存，周围是怎样的一些人，每天进行着什么事务，是否仍旧乐此不疲地参加社交活动，这些我都无从知晓。如果不是他今天的这个电话，也许在某一天，我们便互相淡忘，如同从未认识过一样。但终究他来联系了我，按他的说法，希望与我见面，即使以陌生人的身份。
我打开窗户，三月初恰是放风筝的好时节，春风温和又带着股暖意。这种季节里，是该找个时间和人一同外出踏青，我想看看玫瑰花或是狗尾巴草在风中舞动着的样子，或许在风吹得足够温柔时，休息了一整个冬季的猫，也会大大方方地出来散步。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知道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要像树一样，把根伸向地底，才能靠近光明。”
我拿起手机回复了他，随后在外放的《Viva Cugat》中，如《阿飞正传》里的张国荣一样，随着音乐闭上眼睛，在风中摇晃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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