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振
我叫王莽，是大新朝的开国之君。
今天，很多人已经不会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叫做“新”的王朝了。他们只会说，曾经有一个叫王莽的乱臣贼子，篡夺了汉室江山。
王莽：如果不是那场失败的改革……
想我一生宏愿，只为民富国强，扫除天下一切不公。临了临了，却落下这样的下场，可悲啊！
听说你们最近也在搞改革，还搞的挺热闹的。我想有必要和你们聊一聊当年我主导的那场改革……
01
遥想当年，我王氏家族权倾朝野，族里先后9人封侯，5人担任大司马，成为有汉以来最为显贵的家族。
我的族人虽皆为将军列侯，但个个恃宠而骄，人人生活侈靡，声色犬马。
我从小就发誓，我，王莽，一定要和他们不一样！
少年时，我熟读孔孟之道，对古圣贤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深以为然，并处处落实到为人处世之中。
也正是如此，反倒赢得了几分虚名。朝野上下对我刮目相看，说我是出淤泥而不染，是大汉朝廷下的一股清流。
很快的，我的伯父也关注到了我，并对我极为赏识。
我伯父可是位了不得的人物啊，他叫王凤，是汉元帝皇后的亲哥哥，是汉成帝的亲舅舅，当时是朝廷的大司马，权倾朝野。
记得，那是我24岁的时候，伯父举荐我入中枢为官。
因为有了他老人家的加持，我平步青云，一路扶摇直上！
短短6年时间，我被封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成了天子近臣。
孔夫子说，男人三十而立，我的30岁，是真的立起来了。
可是，你们知道吗？我越是得到封赏，内心越觉不安。
我很害怕自己德不配位，我知道一个人一旦德不配位了，他所拥有的东西很快就会失去了。
所以，30岁后，我反而比年轻时更加礼贤下士，更加清廉俭朴，更加不敢有丝毫懈怠。
38岁，我成为了大司马，王氏一族以我为傲。
那年，发生了一件趣事：
我的母亲病重，百官礼节性的来探望，见到我夫人穿着简陋，还道是我家奴仆。
此事，一度成为了朝廷美谈，我也当之无愧的成为了百官楷模！
02
然而，毕竟是位高权重，盯的人太多了。即使我如此的谨小慎微，克己复礼，依然无法打消别人对这个位置的觊觎。
40岁那年，我被卸职了。原因是汉成帝龙御归天后，汉哀帝继位，新的外戚势力傅太后、丁太后入住长安城，我被取而代之了！
其实，那时候的我并不贪恋权势，一个人在40岁就可以过上退二线的归隐生活，人生夫复何求啊！
退下来的那段日子，我一个人喝喝茶，找朋友聊聊天，约人旅旅游，日子过的倒也潇洒。
可是，朝廷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哀帝在位的7年，朝政日益腐败，土地兼并不断，傅、丁两家势力不断左右国家政策和人事安排，老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原本非常富饶的关中一带，10户人家中竟有8户成了贫农。
老百姓开始想念我，说我以前参与治理的国家可不是这样的。
大臣们也开始怀念我，说我以前当大司马会搞平衡，各方利益都照顾的很周到。
不瞒你们说，我的内心更是焦急如焚啊，这个国家不应该是这样的，老百姓不可以过的这样苦！
哀帝去世后，在我姑姑王太后的支持下，在众人的一致期盼中，我复出了！
这一次我不仅出任大司马，录尚书事，还兼管军事令及朝廷的禁军。
那一年，我已经46岁了。
我对自己说，王莽啊，王莽，这次你一定要有一番大作为，为了天下苍生，为了苦难中的黎民百姓！
03
重回权力中心后，我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树美名。我上位后不封自己的王氏子弟，而是首推皇族，迅速平反了哀帝时留下的一批冤假错案。此举，很快让我得到高层的支持和拥护，他们对我更加的认可和好评。
第二，治乱象。对于朝廷里一些腐败官员，我下重手整治，罢免了像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河内太守赵昌等一批二千石以上作威作福的高官，让社会主流正统价值观得以弘扬，整个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第三，扩势力。我不愿像过去那样，那么容易就被人扳倒了。所以，我开始紧锣密鼓的扩充势力。我拉拢了三朝元老、大司徒孔光，让他为我宣传造势。朝廷里，我安排堂弟王舜、王邑到重要岗位，用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让自己人平晏管理日常事务。
恩威并施的结果是，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中下层士大夫乃至普通百姓，都觉得我品格高尚、能力超凡。
是的，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了称帝的野心！
倒不是我特别贪婪这九五至尊的宝座，而是我在想，一旦我当了皇帝，一切就可以完全按照我的意愿来行事了！
于是，在我的操纵策划下，朝廷一下子收到了全国各地多达48万封的请愿书，强烈呼吁由我继承大统。
再接下来，各地神迹不断，符命、图书层出不穷。
说穿了，这些都是老把戏了，不过是为了让“神权天授”显得更加名正言顺而已。
公元8年12月，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后，我正式称帝了！
那一年，我53岁，真正走向了人生的巅峰！
我给自己的王朝取名叫“新”，改长安为常安，称“始建国元年”！
历史赋予了我新的使命，我踏了新的征程。
为了心中理想的样子，我决定全面实施新政，也就是你们口里说的：改革！
04
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牵涉方方面面，非常复杂。
这里，我简要介绍下我的三项改革新政：土地、财政和货币。
我想上古时期之所以人人富足，就是因为土地均等。因此，我颁布诏书，规定土地恢复国有。多占土地的人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普通百姓，立刻要无条件交出土地分给贫民，我还明确要求任何人禁止买卖抵押土地。
你们可以想象，在当时土地私有的国家习惯下，让有产者交出土地，这其中的阻力之难，简直是异乎寻常！特别是那些世家大族，他们反对的声音真是一浪高过一浪。
于是，我挥起了手中权力的皮鞭，谁不执行，就抓谁，管他皇亲国戚还是名公巨卿。短短2年，20多万曾经的上层人士，沦为官府奴隶。
日后，土地新政给我带来了极大隐患。可当时的我没有考虑这么细，只是觉得他们是我改革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下重手除之而后快！
在财政改革方面，我主要是实行计划经济！即由国家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比如，对于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朝廷按成本价回购。求过于供时，朝廷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顶层设计之初，我对这项改革制度寄予了厚望。可是，下面执行的官员并不能领会我的意图，计划经济下国家反而越来越穷！
为了贫苦百姓的生计，我还推出了国家低息贷款制度，年息值十抽一，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然而地方官员勾结商人，这项制度又成了他们敛财之道，善政蓝图反而变成暴政行为！
可能，官场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弊端，我想以一己之力改变，确实是难上加难了！
但是，我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效仿当年管仲的改革模式，实行一套专营制度。
我规定所有的酒、盐、铁器等国计民生用品实行国有专营，由朝廷统一发行货币进行管控。凡是山中、水中资源，皆为国家所有，由朝廷统一开采。
这项制度实施头几年，国库确实迅速丰盈。可惜，在货币发行问题上我犯了重大错误。
这个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是个思虑很重，想法很多的人。几年时间里，我反反复复改革币制5次，造了28种货币。最疯狂的时候，乌龟壳、贝壳、布匹都成了货币，结果是“农商失业，贸易俱废”。
回想文景年间，朝廷以黄老学说为治国之道，数年间天下就大治，百姓富足。
而我初登大宝，根基不稳就行此改革之道，思维固然超前，但国情、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我的新政！以致越往后，越是步履维艰。
当我将改革进行到第14个年头时，已经是寸步难行，各地民变四起，我的江山在风雨中飘摇。
我不得不含泪下诏，废止即位以来所有的改革政策。
那年，我68岁了。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我的王朝覆灭了，我的理想也破碎了！
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40岁之后我就不再复出了，是不是会更好？
唐代有一个叫白居易的诗人，特意给我写了首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现在想来这些文人骚客讲的也有几分道理，你们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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