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思想及思想者
思想究其本质而言,是人的情绪和思维的产物。情绪是思想的导火索,思维则是产生思想的思辨过程。
但并不是每个人的情绪都能成为思想。大多数人的情绪会通过语言衍生成清谈,怨言,牢骚,甚至于谩骂。这是由情绪者的认知能力,道德水准,社会责任意识等决定的。
只有少数人的情绪和思维,通过语言文字演化成思想。
以上是指个体的思维活动而言。然而,情绪和思维如果只局限于个体,则永远成为不了思想。思想不能只是个体思维活动的产物,它必须上升到社会的高度,成为一个社会形态里的公意,被群体所接纳认可,并指导群体更好地去改造社会和提升人群的公共幸福。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思想又是认知能力和道德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人的情绪和思维与时代发生碰撞的产物。
个人的情绪与社会的碰撞越剧烈,碰撞出的火花愈加耀眼。所以,真正的思想家,往往都具有强烈的反社会的意识。
他们是时代的大智者,又是时代的反叛者。但是,他们绝不会反人类,相反,他们是因为极度的关爱和忧心人类的命运而去强烈的反抗社会。他们的良苦用心,目的是在用自己的智慧试图去改造社会,给人类以和平、安宁和幸福。
罗丹:思想者古今中外伟大的思想家,无一不是把自己的心剖出来给大众看的,如卢梭、塞缪尔、鲁迅,……。
人类思想最清冽的甘泉,隐藏在人类心灵的最深处。而思想家之所以伟大和崇高,是因为他把自己心灵深处的甘泉,挖掘出来供大众畅饮,而他自己却要忍受着挖掘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以及由此而传播的流言。
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思想家宣扬自己的思想,甚至于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以,思想者是可敬仰的。但因为他们的反社会倾向,他们往往又是孤独的,甚至于是悲哀的。他们的悲哀,不仅在于受当权者的打压和迫害,更在于不被时代的民众所认可和接纳,相反地,有可能遭到大众的讥笑和唾弃。
所以,思想往往在经历时代的烈火的煅烧和时代的巨浪冲刷后,被时代的淤泥所埋没。
如同美玉和宝石,惟其如此,才弥足珍贵。
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只有在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大变革时期,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家和思想。粗略而言,笔者以为,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真正思想的时代,应该有五个时期。
二、第一个时期:诸侯争雄与诸子争鸣时期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五百五十余年间,史称“春秋战国”时代。
这是一个从分封建制的原始共和时代向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时代过渡的漫长历史阶段。共和国的首领周室失去了共主的势力,各诸侯国纷纷称雄争霸,形成了大纷争,大动荡,大离乱的时代,同时,也就出现了思想的大解放,大争鸣,大融合的诸子百家时代。
这一时期,涌现了老,庄,孔,孟,墨,荀,韩非等一大批思想家,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坚实基础。
百家争鸣其中,孔孟和老庄分别代表了中国哲学思想的两个主要流派,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并没有形成并驾齐驱的局面。
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及其特殊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遭遇大变革时期,是贵族共和政治的解体,到官僚集团形成的历史交替时期。
现代历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从阶级分化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把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思想及其走向,很精到地划分为三个派别:(一)左派:儒家。成为官僚阶级的教旨;(二)中间派:法家。成功打压了贵族的复辟,但却没能遏制新兴的官僚阶级;(三)右派:道家。贵族也好,官僚也好,就不要折腾人民了,你们无为,让人民自得其乐最好。
三、第二个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什么孔门学说能独占鳌头,成了帝王的宠儿,垄断中国思想两千年?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萌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最独特的一个阶层——官僚阶级。它和儒家思想一拍即合,夫唱妇随,硬是在中国的专制舞台上挺立了两千多年,并且成为永远的不倒翁。
秦朝为封建贵族敲了丧钟,也为维持这封建贵族利益的儒家思想挖了一个深坑。但秦朝的寿命和它的君主的寿命一样短暂,否则,法家思想将取而代儒家的地位。
秦始皇用法家治国,因为他要打击六国残存的贵族势力,维护新建的极权专制帝国。西汉早期,面对秦朝的废墟,提倡道家的治国,人民得以短暂的休养生息。
儒家思想的幸运,在于孔夫子的魂魄很幸运地遇到了西汉的一个救命恩人——董仲舒,随即借尸还魂,成了一个新兴的官僚阶级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宗教。
独尊儒术专制者是要把人的意识形态像切豆腐一样的整齐划一的。所以,到了汉代,汉武帝和董仲舒搞思想垄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其它的思想如同失宠的嫔妃一样打入冷宫。
儒家独霸中国思想,这个时期,持续了两千余年,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公共人格的打造,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无与伦比的。
直至当世,我们扔紧抱着这件千年的老古董,爱不释手。众多的人仍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这块发酵千年的臭豆腐。
孔孟的儒家思想,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它宣扬和倡导的是“王道”,在那个时代,其实大部分都是要求统治者遵守的规则,是用来约束君王的。
而后来,那些为君王和权力者抬轿子的士大夫,却专门在伦理学上大做文章,儒家思想遂教条为束缚百姓的清规戒律,异化成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人治”与“治人”的工具。
从此,两千年中国就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思想和思想家,只有道学家和卫道士们。朝代的更迭,也只是由李代刘,由朱代赵的家天下的轮流坐庄而已。所谓的思想,无非是儒教的吹捧者,渲染者,歪曲者,变异者,所谓思想家,专制者的奴婢而已。
【我们一般人所奉行的箴规格言真是荒谬,因为他们往往使我们为了要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便使我们丧失了一颗真正的诚实的心;当我一想到这点的时候,我便豁然明白:为什么话愈是说得干净,心地愈是肮脏;举动愈是谨严,做出这种举动的人愈是不讲道德】(《爱弥尔》第五卷第650页)。
在这里,我用卢梭的这一段话来评价《论语》及其演绎而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人格的影响和形成,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众多的人迷恋它,因为它在专制制度下,演变成打开仕途和权力之门的金钥匙。是道学家和卫道者“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的不二法宝。
两千多年一成不变的思想,这帝王的不朽的金丝楠木棺材,民众的枷锁,民族的结石,牢牢地禁锢着我们,阻碍了我们吸收任何外来的东西。
是官僚阶级的坚挺,让儒家思想千年不倒。
当一个社会,出现了一种专门以做官为职业,帮着帝王打理天下的庞大的群体,并且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的时候,人民的噩梦也就开始了。
【儒家的政治思想,是颇伟大周密的,其缺点在什么地方呢?那就在无法可以实现。儒家的希望,是有一个“王”,根据著最高原理,以行政事,而天下的人,都服从他。假如能够办到,这原是最好的事。……】(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
但是,可能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的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超越私人利害的人,原不能说是没有,但治天下绝不是一个人去治,总是一个阶级去治,超越利害的私人,则闻之矣,超越利害的阶级,则未闻之。】(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思勉最高统治者的代言人——官僚阶级,有着什么样的本质呢?【(一)所尽的责任,灭至最小限度。(二),所得的利益,扩充至最大限度】(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
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见解呀!
惰政与贪腐,是官僚阶级的本质特征。儒家思想是官僚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经典面具。但唱腔再好,它毕竟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的是二花脸的角色,在帝王面前是奴才,在百姓面前则是主人。虽然他们总是装腔作势地标榜为“百姓的公仆”。
四、第三个时期:反抗外族统治,民主思想的胎音。
这个时期与历代的帝王更换不一样,它在一千多年的专制历史上,第一次结束了汉人一统华夏的局面。
明末清初时期,出现了以黄宗曦、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反清复明的知识分子。但究其思想脉络,则是由专制制度下的忠君思想,演变成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由于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和愤恨,他们都产生了抨击君权的思想,显现出原始的民主思想的雏形。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这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教父级人物卢梭的民权思想要早近一个世纪。
但这样的思想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满清政府的左手经文,右手屠刀的怀柔与残暴双管齐下的政策下流产了。
儒家思想依然是独占鳌头的地位。在维持了三百多年的统治后,这个王朝,在日益高涨的尊孔拜孔的嗡嗡声中,仍然不由自主地走向腐朽没落。至此,两千余年的家天下的专制制度,在内在夹击之下,轰然崩塌。
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儒教从来都不是专制制度的护佑神,更不是医治制度顽疾的良药。
然而,我们对这崩塌的宫殿遗留的残垣断壁,总还是恋恋不舍。
五、第四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文化思想的大碰撞,冰火两重天。
一个半世纪之前,当世纪交替之际,亦是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内则昏庸腐朽,百弊丛生;外则夷寇凌侵,列强蚕食。国难当头,众多爱国志士,奋笔以疾书,振臂而疾呼,抒爱国之志,图强国之策,以拯大厦之将倾,救斯民于水火。
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上自龚自珍、林则徐等的清帝国的忠实拥戴者;洪秀全的武装暴动者;康梁等社会改良者;孙中山、秋谨等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蔡元培、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者。
啼血死谏者,大声疾呼者,捶胸顿足者,泣不成声者,慨然而叹者,仰天长啸着,信誓旦旦者,讥讽嘲笑者,或为良药忠言,或为尖矛利器,或为惊雷丧钟,皆各展其才,尽其责,以伸正义,匡乱世。
仿佛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大争鸣时期,但性质又截然不同。黄土地上,浇灌了碧蓝的海水。
早在十八世纪,欧洲已经完成了思想启蒙。人民从神权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以伏尔泰,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培根的经验哲学,直接推动了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航海技术的迅猛发展,欧洲人自十五世纪以来,就逐渐地玩转了地球。
卢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法国人和美国人,更是把卢梭的民权思想和民主政治,奉为立国之根本。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及其所制定的宪法,是卢梭民权思想的直接产物。
人文思想的兴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倡,逆之则亡”。中国的国门,是被西方的经济贸易,战争,宗教和民主思想的多管齐下撞开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涌现了康、梁,孙中山等一大批社会变革者,他们改良社会的手段不一样,但殊途同归,都是要求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开启民智,反对愚昧。
这样的思想,随着二十世纪的曙光,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在文化界的坚强斗士陈独秀、鲁迅先生的手里,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独秀先生更是在他创办的反封建专制的堡垒《新青年》的首卷开篇就发表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对卢梭为代表的法国人权理论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赞扬。
中国的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的斗士六、第五个时期:马克思学说登陆中国,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它的代言人领衔主演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
几乎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同时传入中国的,是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相当发达的时候诞生的。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发现了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
《资本论》的开篇,是那句极富煽动性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元化的今天,如果我们不赋予“资本”这个经济学名词以政治意义,它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模式下,已成为个人获取财富的合法手段和方式。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么,当初以暴力手段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潜移默化,其身份正在发生了改变。
1918年,俄国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登上政治舞台,七十年后,以非暴力的形式退出执政的地位。
我们现在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来面对和思考一个问题——当无产阶级的代言人,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地位,变成了有产阶级以后,何去何从?
共产主义思想的创始人七、结语:下一个思想大繁荣的时期会到来吗?
儒教在中国的影响已逾千年,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直到现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仍然被这千年不变的观念和教条所左右和束缚着。
卢梭的政治学名著《天赋人权论》中的“天”,是我们在二十世纪初翻译时英文“Nature”,这是符合卢梭的本意的,他认为作为生命体的自然人,从他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自然就赋予了他不可剥夺权利。而当我们的翻译家们再把它译成英文时,这个“天赋”被译成了“By heaven”。nature变成了heaven,可见儒家思想和专制制度对我们民族影响之深远。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双重夹击下,一批世纪末的儒家思想的卫道士们,试图在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上为自己寻求一个突围的途径。
而同为欧洲人的卢梭和马克思,一个从政治体的角度,一个从经济体的角度,都在关注和呼唤人类社会的平等自由。
这两个现代思想的伟人,在思想领域里,有没有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权力和财富,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进化过程中,所不可或缺和孜孜以求的目标。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不平等以来,权力的魔杖既能创造财富,又能毁灭财富。合理和优秀的社会制度,是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符合自然规律的平衡点。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规律是,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共同体中,当权力和财富这两样东西,大到当权者不知该如何使用和驾驭时,统治者总会被这两样东西所窒息。
这几乎无法为人类的意志所控制。
中国思想历史大发展大繁荣的第六个时期似乎还没有出现。但一定会到来的。
作于耕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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