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是一本奇书，传说张良用了其中十分之一二的道理，就辅佐刘邦搞定了天下。其书言：“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
素书
贤人君子有四个特点，明了国家盛衰的道理；通晓事业成败的规律；明白社会治乱的形势；懂得仕进还是隐退的机缘。平素持守正道，隐居潜行，等待时机到来。一旦机缘成熟而有所作为，常能建立非凡的功业。
一、明于盛衰之道
《素书》开篇即言：“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天道、禀赋、仁爱、正义、礼制五种品质，本为一体，不可分离。有此五德，兴旺发达不难，有一不足，足以坏事，有二、三不足，难有成功的机会。
道生万物，物不离道。有道之人，以整体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不以个人的私心私欲戕害万物。
德，是天生的性情、才具。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应该顺着自己的天赋去发展。假如一个人五大三粗、孔武有力却性格急躁，非要去绣花，岂不事倍功半？
仁，是人与人之间处理关系的准则，仁者爱人，以爱人之心做事，很少有做坏事的。
义，指用适当的方式去行仁。如果爱之不以其道，适足以害之。
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对情感的适当调和。发乎情，止乎礼；以礼约束自己的人很少犯错误。
修身、持家、干事、创业、治国，离不开这五个字。明白这个道理，小则保家，大则干一番事业。
二、通乎成败之数
做事讲究时机，这个时机把握得好不好，决定了成败。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了立身处世的道理，要在恰当的时机进行练习、实践。如果时机不对，反而适得其反。
《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易”最讲时机。《易经》里的每一个“卦”代表一个时势，每一个“爻”代表不同的位置，不管处在任何位置，关键要因时而动，达到趋吉避凶的效果。
筑长城、挖运河都是好事，但秦始皇和隋炀帝却因之留下千古骂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好“时”。天下大乱己久，好不容易统一，老百姓都想休养生息，过几天安生日子，但超级的基建工程耗尽了百姓的耐心。
三、审乎治乱之势
世界上有什么不变的吗？有，那就是变的道理是不变的。我们所处的世界，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但这个变化，不是忽变，而是从量变到质变。风起于青萍之末，聪明的人，能从细微的变化之中，看到将来的格局。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使晚清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但就在这喜人的形势之下，曾的幕僚赵烈文却明确的告诉曾国藩：
“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渐渐分裂，不过由于长时间的统治，中央的权威不会一时烂掉，所以现在还不会分崩离析。但将来中央政府会先垮台，地方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灾祸的发生不会超过五十年。”
赵烈文在1867年作出这个预言，44年之后，清王朝瓦解，全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乱局，验证了赵烈文的预言。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谁都想为未来预作准备，但能否看准这个势，需要过人的智识。
范蠡
四、达乎去就之理
孔子曾评价卫国大夫宁武子，说：“宁武子，国家上轨道时，显得很明智；国家不上轨道时，就变得很愚笨。他的明智，别人赶得上，他的愚笨，别人就赶不上了。”
当形势不可逆转的时候，能避则避，能隐则隐。范蠡与文种帮助勾践打败夫差，灭了吴国。范蠡在胜利到来的时候，却逃到了齐国。他写信劝告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但已经晚了，勾践赐给文种一把剑，说：“先生教给我攻伐吴国七个计策，我只用了三个就打败了吴国。您还有四个计策，请替我跟随先王去试试您的妙计吧。”
文种只好自杀。
对危险局势的敏感未必属于少数人，但能逃脱的人却不多，原因是对权位、名利、享乐的贪恋遮蔽了智慧的眼睛。
抱道以立仁，适时以达变，无私而寡欲，可以全功，可以保身，出出入入无所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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