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文革五
1969年底我结婚了，妻子是江苏海门人，是农村户口。场里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因为他们都知道曾有那么多好姑娘对我抛出橄榄枝，可我一直无动于衷，却要等到二十七岁的时候突然千里迢迢回到海门的农村去结婚，婚后还要两地分居。
其实我的婚姻也算是父母之命吧。1968年我回上海探亲时，父亲问我有没有在江西找到对象，我说还没有，父亲就说：“现在你在江西工作，工资又很小，要在上海找到对象那是不大可能的，上海的小姑娘条件都很高。现在你每年还可以有探亲假回家来看看我们，如果你在江西成了家，我们两个老的再见到你就很难了。我想为你在海门乡下找一个，就是你大姑妈的女儿，这样我们还能够每年见你一次。我们也老了，其它也靠不上你什么，就是每年见一次也见不到多少次了。如果你同意，就和你母亲到海门去看一看，问问你姑父、姑妈和翠琴表妹愿意不愿意，同意的话就把亲事定下来”。
听到父亲说着这样凄凉的话，我又感动又心酸。另外，小时候我也在海门生活过一段时间，姑父、姑妈都对我很好的。当时就同意了。再说，自从我十六岁离开上海到了江西这么一个偏远的山区，交通、信息都十分闭塞，有什么事电话也打不通，只能发电报，让我一辈子生活在那里确实也是心有不甘。所以，在八一垦殖场那么多年我都没有谈恋爱，因为在我的意识里就是不想在八垦殖场成家，一辈子在那里，我不甘心。还是落叶归根吧。
姑妈张厉英是父亲嫡亲的大妹妹，原来的丈夫在上海也是个大户人家，只因为年轻时染上了大烟瘾，被夫家给休了，才嫁给了现在的丈夫，一个纯粹的，老实巴交的，做长工出身的纯贫苦农民。姑夫叫李加祥，夫妇俩因为自己没有生养，就领养了一个女儿，所以一直视作亲生。正好比我小二岁，家里或附近的都叫她“小丫头”。
姑妈是家里唯一的权威，一个独裁者，家里的一切都由她说了祘，不善言语的姑夫是绝对没有发言权的。女儿大了，上门来提亲的都被姑妈一一回绝了，因为这事关她的养老问题，需要慎重考虑。当母亲带着父亲的意思到海门来提亲，姑妈立即满口应允了这桩婚事，她认为我是她看着长大的，是她娘家的侄子，可谓亲上加亲，将来一定不会亏待于他们。
我和表妹都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儿时的印象已经相当模糊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相互通过一封信，我寄了一本很小的《毛主席语录》给她，她在回信中夹了一张小得不能再小的照片，（那时有照半吋照的）。现在当她突然间作为相亲的对象站在我的面前时，我真的感到手足无措了。表妹个子较高，和我站在一起，高度不相上下，她是被领养的，我也一样，也祘是同病相怜，我们没有一点儿血缘关系，不会有近亲婚姻的后遗症。她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在生产队里当小会计。
小时候的表妹在近边的女孩中算是比较漂亮的，这次见面，我发现她的左眼下方却有一块铜线大的像胎记一样的紫红色疤痕，很显眼，让我心里说不出的别扭。可已经答应的婚事，我也不能反悔，再说我已经答应了父母，也不敢出尔反尔，只能带着略微惆怅的心情回了江西。
1969年底，我从江西赶到海门办婚礼。在上海，父母看我身上都没有一件体面的衣服，就为我买了一件四十八元钱的仿泥衣服，还买了些烟、糖带去乡下。並告诉我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家里的一些金器都被造反派抄家拿走了，所以，也无能为力了。
在去海门的路上，我心里还一直在惦记着未来老婆脸上的那块紫红色疤痕。见面时，那疤痕却又奇迹般地不见了，我不禁又是轻松又是奇怪，后来听老婆说，她脸上的疤痕只要在严重的感冒时内火大了就会出现，感冒好了会自动消失。
婚礼是按照海门农村的习俗办的，唯一多了一项礼仪就是向挂的毛主席像三鞠躬。我在单位开了结婚证明都没能用上，说是在乡下办了喜酒就是夫妻,不需要办什么结婚证。我对农村办婚事的种种礼仪繁琐又陌生，我什么都不懂。姑妈怕我关键时候出丑，专门安排了人在旁边指挥我的一举一动，我就像个木偶一般随人摆弄。来贺礼的亲戚我也基本上不认识，边上的人让我怎么称呼我就怎么称呼，我就负责当一只被调教好的鹦鹉。
其实，海门的一些风俗，姑妈她自己也不是很懂，都是由她认的一个干女儿里里外外一个人操办。尤其是新房里的铺床、叠被，不是谁都可以做的，一定要由子女兴旺的人来做。而姑妈的干女儿是最适合的人选，她就生了三儿、三女。而且在铺床时还要在被子里放上花生、红枣，意为早生贵子。
后来，我发现在贺亲的人中竟然有几个幼时一起玩过的小伙伴，都是在一个队里的，这么多年过去，倒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其中有一个叫李鼎平的，看到我很是高兴，在酒席上不断地来劝酒。婚宴前，姑妈（现在该称丈母娘了）告诫我，队里有好几个小伙子喝酒很厉害的，肯定会来劝酒，到时候你就说不会喝酒的，以防被人灌醉了出洋相。
所以每逢来劝酒的，我一律以本人不能喝酒谢绝，向别人敬酒，我也是以茶代酒。可这个李鼎平却下定决心不放过我，我不喝酒，他誓不罢休。最后他对我说：“你不喝酒可以，饭一定要吃饱。按我们这里的风俗，不喝酒的必须要吃完一碗饭，如果吃不完，吃剩的饭就要放在新郎、新娘的被窝里。”说着，他就装了两大碗满满的饭，对扣成顶部圆圆的一碗，说他们一边喝酒，一边陪我吃饭。我本来饭量就不大，他们几个人又在饭里做了手脚，趁我不注意时把一杯酒倒在了饭里，因为不懂当地习俗，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话是真是假，不知道这碗饭是吃了好呢？还是不吃的好。吃吧，这酒泡饭实在难以下咽；不吃吧，不知道他们下面又会来什么恶作剧。我知道，在一些农村闹洞房的风俗很无聊，我只好细嚼慢咽拖延时间等待，心里想要知如此倒不如跟他们拼一拼酒量，还不知鹿死谁手呢。这时，还好有老岳父出来打圆场，他们才就此作罢。
婚后没过几天，老丈人姐姐家的孙子结婚，带我去喝喜酒，把他那边的亲戚我一一给我作了介绍，这些人我是一个都没见过，一个都不认识，而他们家的很多亲戚也都不认识我。在酒席开始时，他们错把我当成了新郞，七推八拥把我硬摁在了新郎的坐位上，我也不懂，他们让我坐我就坐。
这下老丈人在边上可急坏了，这个位置可坐不得，想来叫我换个座位，却被主家挡住了，说我刚结婚也是新郎官，又一直在外地，坐首席也应该。可旁边桌上的人可不知道，还以为我就是新郎，不断的向我敬酒，我也就来者不拒，喝了个痛快。老丈人担心我会被灌醉醉，不断地在边上劝我少喝点。可我却是来者不拒，老丈想不到我还真能喝。我想不到自己当新郞时没喝到酒，当假新郞时倒喝了不少。
结婚那天吃白酒拌饭，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在第二年探亲假回海门时，我请了去年没让我好好地喝酒的三个伙伴到家里来喝酒。那时海门人都爱喝一种他们称为“老白酒”的米酒，我买了十多斤，用家里一个最大的洗脸盆，装了满满一大盆招待他们。
我先是照样装作不能喝酒，让他们畅开了喝。当他们喝到八成左右，我看脸盆里还有一半酒的时候，就说：“今天这一脸盆酒是一定要喝完的，我今天是按照江西的风俗，不喝完一个都不能走”。他们说再喝真的是不能走了。我就说：“这样好不好？你们先把碗里面的喝掉，再加满，其它的都是我的”。他们看了一下脸盆里面的酒，都同意。因为他们估计全部加满后可能还剩有四、五斤，觉得我怎么也喝不了的。没想到这点酒对我来说却是小菜一碟，因为这“老白酒”才十七、八度，和我们场里酒厂60度的“青泉大曲》比起来真算不了什么。这顿饭吃完，三位都七倒八歪话也说不清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小瞧我了。
在海门办完婚事，没几天就要离开了，那时的探亲假期只有十二天，加上婚假七天一共才二十天。离开海门回到上海没几天又要走了。
本来在上海我想和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开裆裤朋友聚一聚，可是都找不到人了。一号的宝根和九号的根路和他妹妹都去了新疆支边，隔壁四号的夑昶支外去了武北省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
离开上海后我还要去一趟杭州，完成一个场宣传队交待我的任务，到杭州的话剧团去看一场戏：话剧《艳阳天》。因为来海门之前，场里已经把我抽调到场文艺宣传队。我离场时，宣传队也搞到了话剧《艳阳天》的剧本，正要开始排练，因为得知杭州市话剧团现正在公演《艳阳天》，就要我在回场时顺便经杭州去学习一下。在杭州我一边看演出，一边把场记、布景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在杭州滞留了整整一天，看完了这场戏，做了笔录才回场。
八一垦殖场的文工团在1958年就成立了，文革时才叫文艺宣传队。队长是供销科的徐望华，以前在部队时也是搞文艺的，他爱人杨慧珠是场职工医院的内科医生，一手字写得很漂亮。他儿子是我教过的学生，喜爱美术，我不当老师后也常来跟我学画，后来考上了美院。他们一家也算得是艺术之家。
我回到场里给好朋友、领导一一分发了喜糖、喜烟。那时牡丹、凤凰、大前门烟都祘不错的了。这糖和烟还是父母在上海向邻居家要来的票子买的，那时候一张香烟票只能买些大前门、飞马牌香烟，能买到一两包凤凰烟就是很好的了。和大家打完招呼，我立即去向徐队长报到，并汇报了在杭州话剧团看《艳阳天》的情况。队里决定由我当导演，把正在排演的戏重新排演一次，宣传队是第一次排整场大戏，大家都非常重视。
重排《艳阳天》，我一场一场地看，一边看，一边导，毕竟我们是业余的，能和人家正规剧团演的有点像就行了。接着我就要搞灯光布景了。
在序幕那场戏中，演离乡逃荒还是生产自救的争论时，生产队长手里的马鞭“啪”的一甩，说：“前面就是艳阳天！”在甩马鞭的同时，要在后幕上打出“艳阳天”三个大字，这是序幕的一个精彩点。那时场里还没有投影灯，为了灯光和布景达到好的效果，我和场电影队的赖清太动了不少脑筋，试验了很多次才成功地把“艳阳天”这三个大字打在了后幕上。因为舞台上的演员会遮掉光线，所以不能用幻灯片打，幕后面的距离又太窄，那过道里演员还要穿场，灯光只能从后幕前一米处从下面往上打，角度很小，所以“艳阳天”这三个字的灯片写得要变形才行。
一切准备就序，通过了彩排，就要在全场公演了。那个年代，尤其在这样偏远的山区，平时连电影也很少看到，难得放个电影，不是《地雷战》，就是《地道战》。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很多影片都被批判禁止放映。如有其他单位的文艺宣传队来演出，也就是大合唱、小组唱、跳舞、“三句半”、朗诵。演唱的内容不是《毛主席语录》，就是《毛泽东诗词》。
听说我们要演出连场大戏《艳阳天》，这可轰动了整个陂头地区。我们连演三场，场场暴满。场里的大礼堂只有六七百个座位，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场里要我们接着下到四个林场去演。因为各林场的小水电带不动我们十多个千瓦的灯光，所以效果就差远了，但还是很受欢迎。那时宣传队每天晚上演完一场戏，就到总场食堂吃夜宵—一碗荷包蛋面条。而到下面林场演出，大家更乐意，因为林场还会炒好几个菜招待我们，还有酒。
那时很多的电影都受到了批判，如《不夜城》、《林家铺子》、《早春二月》、《武训传》等都不准放了。批判这些电影都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把所有的老电影都封杀了。
后来就是《革命样板戏》。最早看到的样板戏是京剧《沙家浜》《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天天看，天天跟着唱，这几部样板戏我都可以从头到尾，从念白到唱腔全部都可以全部背出来了。领导说革命样板戏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呕心沥血一手培育的，是文艺革命的方向。所以各个地方剧团的传统戏都不准演了，大家都学唱样板戏，也有把样板戏改编成地方戏来演的。
再后来，京剧《杜鹃山》、《海港》、《奇袭白虎团》、《白毛女》、《龙江颂》、《红色娘子军》陆续登台。那时电影队每来一部新的样板戏，就要热闹几天，在总场一个晚上要连放三场，到林场放的话一个晚上要跑两个林场。电影队的人手不够场里就让我去帮忙，帮他们画电影海报，帮电影队卖票。晚上下林场放映也跟着手扶拖拉机一起去。到了林场就立即竖银幕、接喇叭、抬汽油发电机、拖电缆线，相当紧张。电影队的队长是陈明友，放映员是赖清太，我们也都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玩，我以前也经常跟着电影队义务帮忙。
有一次，大概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电影越剧《红楼梦》、日本电影《追捕》、香港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在场里放映时，轰动全场，片期只有一天。在总场连放三场，场场座无虚席，晚上十一点钟以后又去太和、潭口、园林、杨溪、岐山，五个农林场轮着放。待到全都放完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因为经常在电影队帮忙，所以十六毫米的电影放映机我也学会了操作。在八一垦殖场看电影我没有买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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