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言，佩服严复的“与众不同”，称之“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我以为，鲁迅先生即是二十世纪中国感觉锐敏的人。这“感觉锐敏”即在于眼力的深邃，思维的独特，思想的精湛，表达的穿心入骨。
■ 一个“转”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这是“社会批判”，也是“人生批判”，间有“文明批判”——昭示了一种人生“周期律”吧？不是非常引人深思吗？
今天，“在街上转”“在家里转”或许少了，但“在网上转”不匮乏吧？“在社会上转”还不能说“消失”了吧？
由这“三转”，鲁迅先生逻辑地推论：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这样，就是一种极为现实主义的批判。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孩子观”。
今天的实在，相比过去，是根本改观了，但每读如此文字，不是让人深刻省思吗？
■ “福气的材料”还是“人的萌芽”？
孩子，到底是父母“福气的材料”还是“人的萌芽”？我以为，这样的问题，是鲁迅人生哲学的最为深刻处。我想，这也是少有人深长思之的。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的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如是，对传统社会与家庭的批判，该是至根至底了吧？！面对社会历史，我们有这样的“批判性思维”吗？有或没有，根源在于什么？在“聪明才智”上，鲁迅“过时”否？
■ “父之辨析”
鲁迅先生指出，“父男”是可以分成两种的：
“孩子之父”——“只会生，不会教。”
“人之父”——“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我以为，鲁迅先生这样一种“父之辨”，虽然是基于自己所处时代的“发现”，但于今天，仍然是不乏深刻教益的，其所倡言的“我们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更是值得今人所高度警醒！——“父的资格”，不仅是“能生”，而重在“能教”——教育子女成为“完全的人”。
非有“全面发展之父”，何以有“完全的人”的子女？人生，是一个代际连续性发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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