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逃离十堰，父亲的青春却逃离不了 | 短故事

文 | Fiona 

编辑 | 万千

父亲的电话打来时，我刚刚填好高考志愿，走在回家的路上，阳光明晃晃的，我感觉未来也是。

“你再考虑一下吧，填志愿不是小事，上海离家也挺远的，要不再商量看看。”电话那头的声音还算委婉，却又明显压抑着反对的情绪。

“有什么好商量的啊，我自己的事自己还不能做主了。”不知是被他感染，还是路旁梧桐树杈间洒下的阳光太过刺眼，我开始不耐烦。

“你这孩子……怎么搞的！爸爸还不能操心你了？” 父亲的声音已经变得尖锐且急促。我正要反击，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只顾着讲话，不知不觉已经走到马路中间了。我叹了口气，按下手机的关闭键，退回到马路边。

那时的我以为争吵无非是因为父亲不愿意我远离家乡，又或者是他在小城里活了一辈子，对于女儿将要闯荡的新世界一无所知。

其实我对所谓的新世界也是茫然的，但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离开这里。

1

故事要从我的家乡说起。我生长在一个鄂西北一个普通却又故事颇多的小城十堰。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汽车制造厂选址于此，在此之前，只有十堰镇，没有十堰市。老一辈人讲故事时，都喜欢用到一个比喻：“全镇只有一间打铁店，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响起时，镇上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声音。”这当然有些许夸张的成分，但可以看出，二汽建厂前的这片地域是多么落后。

当时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是“靠山、分散、隐蔽”，大巴山和秦岭交会的湖北、陕西一带最为符合。而选择十堰又是一个在政治局势和科学生产之间平衡较好的方案——厂房可以分别建在该地区40多条高差150米左右的山沟里，能隐蔽；即将建设的铁路由此通过，交通便利。

1967年4月1日，在十堰的炉子沟正式举行了二汽开工典礼。从此，在中国工业建设的序列里，出现了“第二汽车制造厂”。栋栋厂房拔地而起，无数支援建设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为保证建设，196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十堰市。世事真的很奇妙，当年在山区建设是为了避开城市，但几十万人生活的现实又逼着前来打拼的人们重新建设城市。有10余万人和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包括我的父亲。

他不是第一代开荒者，但他来到二汽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二汽正逐渐摆脱产能的落后，开始飞速发展，也算是重要的时间关口。而十堰市也再看不见曾经落后闭塞的面貌，90年代初公布的一份中国步入小康水平城市的列表中，十堰市是湖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

父亲到二汽工作的机缘非常巧合。1988年，父亲刚刚退伍，回到距离十堰城区七十公里左右的小镇郧西，还没等分配，在爷爷的安排下去了县交通局下属的公路段工会办公室工作。没过多久就赶上了二汽到十堰下属的各个区县招工——那时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职工数量是决定产能的唯一因素。他曾经开玩笑说，退伍后如果没有立刻回家，而是去战友家乡玩一趟，可能就赶不上二汽的招工了。

“铁饭碗”的向往让众多小镇青年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离开家乡县城，父亲也是一样，来到十堰，进入这座相对陌生的城市的支柱企业，从一枚螺丝钉般的小工人，成为了所在工厂的中流砥柱。

父亲工作很忙，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发挥党员积极性自愿加班。好不容易可以准时收工的几天，还总被拉去吃饭应酬，周末经常只休息一天。从在车间操控机器打磨零件的工人，慢慢升到坐办公室指挥的主管。工厂内的工作虽然压力不大，但机器零件碰撞的声音在耳畔轰鸣一整天，一天下来也会隐隐头疼，所以难得休息的日子，父亲总是在家补觉。睡到日上三竿起床吃午饭，接着看会儿电视又继续睡到傍晚时分，吃完晚饭就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工作之外，父亲的闲暇生活也还算丰富。厂里的人都喜欢叫他“曹老师”，是因为他麻将、扑克牌都打的好，直接间接地培养了许多牌友。他还喜欢打篮球，厂里举办的篮球比赛，他一次不落地参加，每次都是队里的主心骨。

因为这些，尚且年幼的我觉得父亲很了不起，工作室虽谈不上“舍小家为大家”，但却也可以算是劳模级别的人物了；工作之余的生活也是诸多人追捧，连我都跟着沾一份光，走在街上总有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大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喊我一声老师女儿。

当时的二汽还属于国家政策扶持下的行业巨头，所有在二汽工作的职工都带着深深的骄傲，连走路都抬头挺胸仿佛高人一等，坦然接受着十堰乃至整个鄂西北国企体制外工人的艳羡目光，也享受着国企带来的优渥福利：冬天的暖气、夏天的高温假、逢年过节的柴米油盐自不必说，还有完备且价格低廉的配套设施（医院、食堂、宿舍、工人俱乐部等）。这些有形无形的福利与圈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会闭环，哪怕不走出这个片区，也能活的安逸自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成为一个安于现状的“差不多”的人，——“抽着差不多的烟，又过了差不多的一天。” 

那时候每个厂都有自己的电视台，我经常蹲守着每月一期的先进人物评选，渴望能看到父亲的名字；每当经过厂门口，都会在公告栏旁停留，看看每个车间的劳动模范里有没有父亲。但很遗憾，愿望次次都落空。父亲总说比他努力的人多的是，排队排到明天都轮不到他，可我却很疑惑，按理说父亲人缘好，工作又努力，为什么得奖的事情轮不到他？除非是他自己不愿争取。

我没有和父亲深入聊过这些，以前因为年龄小所以不聊这些父亲口中“大人的事”，而长大后又太忙，总抽不出空。但我越来越觉得，不喜欢争取的父亲也被局限在了“差不多”的框架里。差不多的工作，差不多的车间，差不多的同事朋友，差不多的生活休闲。

“一定是这样的，不然父亲为什么不争，也不闯？当工人有什么意思！就算当工人，也得是有荣誉的工人，父亲太没追求了。”我钻进这样的牛角尖，一钻就是十几年。

2

我喜欢各种新鲜且明亮的事物，从心底认定自己不要过父亲这样的生活。

小时候我常去父亲工作的车间玩。那里面积很大，小学一年级时，我在里面要跑3、4分钟才能跑完一圈。车间有两三层楼那么高，但只有斜着的屋檐上有一些窗户，因为太高，所以根本起不到什么采光作用，整个空间都阴阴暗暗的。车间梁上装着可以移动起重器械，俗称“天车”的设备，我总央求父亲带我上去，在天车狭窄的控制位上从厂房的最左边移动到厂房的最右边，再移动回来。脚下是那些永远在轰鸣的钢铁机器，四五台围成一个小圈，黑蒙蒙的，唯一一点颜色是穿梭其中的蓝色影子，那是穿着工作服的工人。

车间里总有一种机油的味道，不呛鼻但闻久了也令人不适。有一次我和父亲去动物园，我隔了很远就闻到了臭臭的动物粪便味，父亲却毫无反应，我觉得就是机油的味道侵害了父亲的嗅觉，我害怕自己像他一样闻不到其它味道，再加上漆黑压抑的环境，所以慢慢地，我去厂里找父亲的时候，宁愿在外面的院子里等，也不想再走进车间一步。

不喜欢的车间可以再也不踏足，但生活的环境却无法逃离。

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同一条街道，家也在附近。上学、放学都是自己走路或是父亲接送，我甚至认得街道上每一家商店的老板。因为父亲单也在这条路上，遇到下班的时间走在那条街上，我甚至走上两三步就会遇到父亲的同事，一路都要不停地重复“叔叔好”、“阿姨好”。我那时最羡慕的就是那些家住得远的同学，每天坐公交车上学放学，至少还能看到不同的街景，遇到不同的人。所以我很难想象父亲是如何十年如一日地忍受相同的上下班道路——虽然搬过家，也还是在这个区域内，除了路边栏杆的颜色与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外，可以说毫无变化。

对生活环境的厌倦逐渐蔓延成我对整个城市的不满。

小时候我觉得十堰是个了不起的地方，“车城”、“山城”名头响亮。可随着长大我却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个“查无此地”的城市：提到车城，80%的人只会想到底特律；提到山城，80%的人只会想到重庆。

高二时我迷上读张爱玲，着迷于她笔下人物的爱恨情仇。第一次看《金锁记》是在晚自习的时候，我把书偷偷藏在试卷下面，看到开头说，“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我正巧坐在窗边，抬头望出去，只看到影影绰绰的山和一弯月牙。“人家的月光下是洋房和弄堂，还有穿着裙子聘聘婷婷的小姐。我们这里只有常年黑漆漆的车间，和穿着数十年如一日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我这样想着，把写不出优雅的句子的责任都丢给这个城市，“还是得去别的地方，闷在这里连写点东西都没灵感。”

2009年高考完填报志愿，我几乎没怎么纠结就选择了上海的大学，也因此和父亲有了争吵。

我很不理解父亲纠结与烦恼。因为在我看来，有机会去大城市是人人都会做的选择。虽然父亲之后再也没有过愤怒的情绪，向同事们介绍我即将要前往的地方也是一脸骄傲，但我总感觉他心事重重。我当然明白父亲心里的担忧，从小到大没有独立生活过的女儿将要一个人前往千里以外。但儿时对父亲有过的“偏见”又开始显露，我笃定父亲的表现是因为生活在小城市习惯了，对大城市感到恐惧。

出发去上海前，父亲带我去派出所办户口转移的事项。去另一个城市读书，最好把户口迁到学校所在的集体户口，这样大学四年方便处理事务。工作人员翻开户口本，在属于我的那页敲上“户口已迁出”的红色印章，再合上户口本，从窗口递给我父亲。

父亲接过，小心地翻开，看着那个章，说：“孩子大了终究还是要出去闯呀，看看去了上海还会不会去别的地方。不管去了哪儿，都要好好生活啊！”

3

没想到父亲这句话一语中的。

在上海生活了五年后，我又去了北京工作了两年多，接着又阴差阳错地去了深圳，不停地在大城市之间奔波。得过且过的日子压力不大，但我还是觉得乏味，每每回想起儿时，觉得自己虽然已经实现了逃离小城的愿望，但总是差一件具备“仪式感”的事情。

但是“仪式感”于我而言是什么，那时我并不清楚。

2017年11月，我从公司辞职，踌躇着做些什么来扭转乏味的生活。一起工作了了几年的同事想要开一间民宿与咖啡馆，听说我辞职后准备拉我入伙。我们正愁是继续留在深圳还是去其它城市生时，无意间买了一本新出刊的杂志，里面的一篇文章介绍成都周边一个叫明月村的地方。那里山清水秀，且聚集了许多艺术家与创客，过着理想中陶渊明式的归园田居。文章中有四个字一下击中了我：“再造故乡”。这四个字让我回忆起十堰，回忆起我成长时的遗憾与不满，如果我去到那里打造一个新的故乡，不就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吗？我和朋友一拍即合，雷厉风行地告别了城市，来到那个小村，租下一个带小院的二层小楼，准备把这里改造成梦想中的民宿与花园。

一开始，我没有向父母坦白情况。

与其说是不知如何向他们解释我都奔三了还要四处漂泊，倒不如说是自己潜意识就觉得，在小城生活了一辈子的他们一定理解不了我的所作所为，所以决定先斩后奏。

来到明月村两个多月，我们自己设计了改造方案，找了当地的施工团队准备动工。开工当天，我写了一篇文章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预告了一番即将呈现的诗意栖居。朋友们纷纷转发，连转发语都是清一色的浮夸：“终于有朋友做了我想做不敢做的事”、“太牛逼了，快点改造好，我要来玩”。

文章发出去的没多久阅读数就突破了1000，我的微信也响个不停，感叹的话语像潮水般向我袭来——这不就是我追求那种仪式感吗？我开始飘飘然，觉得自己终于告别了儿时的忧虑。尤其是和父亲相比，我的这份“事业”明显要高上大许多。

发了公众号的第二天一早，我醒来后打开微信，又是十几条未读信息。其中有一条来自我很久没联系的大学同学圈圈。要不是头像里她的笑容还和大学时一模一样，我甚至已经忘了她这个人。

印象里的她人很好强，又努力，那时我们逃课后都会去借她的课本抄笔记，抄完就像听了一次课一样。虽然我们都一样是从小城市来到大城市，但我是探索型性格，总是不满足，所以总是要冒险；而她则属于随遇而安型，只要眼下的生活还可以接受就不会再做新的尝试。我曾经开玩笑说她最适合呆在唐僧给孙悟空画的圈圈里，外人不来打扰，她也不打扰外人，这就是她外号的由来。

“所以你是因为什么跑去那么远的地方创业？”她开门见山地问。

“你也知道我从小城市来的，过惯了那种温吞水一样的生活，想干点大事儿呗。”我一边回复，一边盘算着施工的进度，并没有把她的话太当回事。

“到哪儿都是一样生活呀，还不是一样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温水有什么不好的，给你一杯滚烫的水，你还不一定喝得下去呢。”毕业几年了，她的心态一点都没变。我不知如何回复，我只好发了一个苦笑的表情给她。

见我没什么反应，她开始絮絮叨叨地聊起自己的生活：毕业几年没跳过槽，干着没什么变化的工作，升过职也加过薪，压力也不大。去年有机会参加公司的培训，通过考核以后有机会去国外工作，但为了父母和家庭还是选择了安稳的日子。

“挺羡慕你的，总是有勇气做想做的事。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现在你和这里还属于蜜月期，等一两年过去了，就也是一成不变的生活咯。”她总结道。

“没关系，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嘛，大家都加油哈！”我不咸不淡回复，心里却很是不满，这分明就是在泼我冷水嘛。

我放下手机，准备起床去工地看看施工情况。走在路上，我一直想着圈圈和她说过的话。从昨晚开始，我仿佛坐在一个气球上，来自不同人的崇拜和鼓励就像不停地向气球里打气，我也飘到了半空中；而圈圈则是那个抽掉线绳的人，“噗“的一声让整个气球瘪掉，我也从云端跌落地上。等我想象中的民宿修建好，我每天会过怎样的日子？早上起来要打扫客房卫生，扫地、拖地、洗床单；下午要迎接新来的客人，如果没有客人，就在店里坐着消磨时间……

不知怎的，想着想着，脑中浮现出父亲的身影，他和圈圈不都是我曾经鄙夷的那种“差不多”的人吗？而我现在，看起来是在做一件众人想做而没有胆量做的事，可如果我长期留在明月村，是不是也终将过上差不多的生活？再造一个故乡，却最终要过上曾经故乡的相同生活吗？

我决定回家一趟，和父亲聊一聊这十几年来没聊过的天。

4

回到家里，与父亲坐在饭桌上，我装作无意地问起父亲，当初怎么来到二汽工作的？ 

父亲喝了一口酒，慢吞吞地说起：“那时二汽一般的人想进都进不去，除非通过关系调进去。难得遇到招工，我就去试一试。而且你爸我从小就喜欢和你爷爷对着干，我们爷俩性格脾气处不到一快，所以一有机会就出来了。”他望向窗外，仿佛已经飘回三十年前，那时的他正值青春，踌躇满志。

“当时招工时没想到是去当工人的，谁都想干一份大事业，当然后来后悔也来不及了。既然来了，我就干一行爱一行呗，再后来有了你，更不想出去闯了。二汽工资福利也好，虽然不能让你过上大富大贵的日子，但你想想，是不是活得还算比较自在？ ”一提到我，父亲从回忆中慢慢回到现实，眼神也定在了我身上，手上却没闲着，夹起一块排骨放进我的碗里。

我听完有点哽咽。父亲话里的场景，听起来像极了高考后一心想要离开十堰时的我和他。

他爱喝的酒、爱抽的烟、做菜的味道，都还是我熟悉的那一面，但说出这段话的他，语气与情绪又让我感到陌生。

我看着父亲，已经有一些白头发，但因为头发剃得短，看上去还很利落；有一些啤酒肚，但整体看上去并不胖。不过牙口不太好，牙中间有着因长久抽烟而留下的烟渍。他才50岁，因为当年生我生的早，所以我比他同事们的孩子都大了七八岁，而和同龄人的父亲相比，他也很年轻。正是因为生我太早，他选择了不去闯荡，而“始作俑者”的我，却一直责怪他的安定与停留。

我终于了解，他也曾经有过和我一样闯荡的勇气，从家乡的小县城到十堰，本质上又何尝不是从小城到新世界的闯荡？

三十年前的父亲早就做了我现在做的事，只是他比我更早看透生活的真谛：闯荡与冒险，只是像火光一样照亮一时，而余下良久的时间，都是在固定的轨道上的匀速前行。

聊完这一席话的那天晚上，我一直没睡着，除了反思自己对小城、对生活的误解，也想象着未来的日子，我开始期待，在看透生活的本质之后，自己会怎么面对生活。

回家的那几天，十堰下了难得一遇的鹅毛大雪。父亲说公交车全部停运，车也不好开，得出动“11路”上下班了。有了第一天的经验，第二天他就掐好了时间，7点半出门，7点55就能走到大门口。剩下5分钟吃完一碗热干面，8点正好上班。

我打趣道，肯定是老天爷知道这条路你天天走，都走腻了，所以让你感受感受不一样的。

“你看这栏杆，年初的时候才刷的绿漆，听说又要刷。”父亲笑着说道，“这一路有意思的事儿可多了，就算不下雪我也走不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