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乐读史记》系列第九篇：《史记·孝文帝本纪》读后感。
《史记》 司马迁
汉唐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强盛朝代，唐有贞观之治，汉有文景之治。汉武帝时代“犯我强汉者，虽远必征”的帝国气魄，大都来自于孝文、孝武两代皇帝的积蓄。汉高祖打下了汉朝的天下，百废俱兴，直到吕氏之后，孝文帝的出现，才真正让这个朝代走上盛世之路。
皇帝的谥号，是有讲究的，大致能看出世人对其品德和行为的评价。“文帝”的谥号，是顶级的。后世史官的节操逐渐被铁血征服，用此谥号给皇帝拍马屁的不少。因此，真正名副其实的，寥寥无几，汉孝文帝刘恒，当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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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
类似的话，文帝说过多次。和后世皇帝们形式化的“罪己诏”不同，文帝的自我批评，不管从情境还是语气上看，都不像故作姿态。当然，评价一个人，关键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孝文帝继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好不容易想建一个新的露台，工匠估价百金，皇帝觉得这抵得上十个中产家庭的财产了，舍不得花这钱。
当手下的官员有过错时，孝文帝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当管事的秘祝官把过错的责任推给下面的官员时，孝文帝“甚不取。其除之。”
儒家的厚葬礼仪，孝文帝是反对的。在他看来，与其追求形式主义的德行表象，不如让百姓们少一点实际的负担。
对皇帝宝座本身，孝文帝也没有太大欲望。在继位前，多番辞让。甚至要靠占卜的方式，来给自己增添一些赴任的决心。
不仅如此，连自己家的大事——儿子能否继承皇位，孝文帝也无欲无求，不愿早立太子，甚至想恢复禅让制，只是被大臣劝阻，才作罢。
生于帝王家，却能谦和、自省、节俭，对天下疾苦有怜悯之心，而且对既有的权力和地位没有成瘾的依赖——这样几乎对欲望免疫的皇帝，亘古罕见。
这样的人物，如果穿越到当代中国这个以金钱和地位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的时代，应该会被人们视为失败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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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汉武帝下葬的茂陵第一次被盗时，成千上万的起义军，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这还仅仅是汉武帝实施全面扩张战略，多次出征，花掉巨额军费之后的国库结余的一部分。要是崇祯能拥有汉武帝时代国库的一个小角落，也就没起义军和后金贼们什么事儿了。
之所以汉武帝的腰包如此殷实，一大部分原因，在于他爷爷和爸爸两代人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
“农，天下之本。”——孝文帝拟定的这个方针，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被坚守。
为了鼓励百姓投身农业事业，孝文帝除了亲自耕种示范外，还大幅减免田税。
“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这是从税赋层面的最早的“重农抑商”。至于免的是一年的田租，还是之后十几年的田租，史学界仍有争论。但不管如此，将农业税彻底减免，是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壮举。即使是新中国，也直到2006年才废除农业税，这还是在其它各种新税种层出不穷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
多少朝代的沉重税赋，导致民不聊生、国力羸弱；文景时代的轻徭薄赋，却使百姓富足，国力强盛。所谓“藏富于民”，富的不仅是民，也是国家。国进民退，无异于杀鸡取卵，最终伤害的，还是国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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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儒家在泼秦朝脏水时，总会提到秦的“严刑恶法”。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焚文书而酷刑法……以暴虐为天下始。”同时，刘邦在进咸阳时颁布的“约法三章”所取得的效果，也是酷刑不得人心的有力证明。
讽刺的是，当汉高祖真正坐拥天下时，“约法三章”被抛弃，而秦朝的所谓“恶法”，反被大量沿用。直到孝文帝时，才被废除。
孝文帝废除的法令，包括“连坐之法”、“诽谤妖言”之罪、各式“肉刑”（黥：脸上刺字、劓：割鼻、刖：断足、宫刑）等等，甚至还有自由出入关隘的法令。
骂秦法严苛时气势汹汹，而对汉初时同样的恶法闭口不谈，历代道貌岸然的学者们，双重标准令人不齿。
虽然孝文帝以仁德之心废除了种种酷刑，但并未断绝它们在历史中的延续。比如“连坐之法”，即使在孝文帝时代，仍在实行：“新垣平事觉，夷三族。”而后历朝历代，夷三族、夷九族，甚至明初杀方孝孺时的“夷十族”，连坐之法从未在历史上消失过。其它的酷刑，诸如肉刑里著名的宫刑，在汉武帝时代就重出江湖，让太史公饱受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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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德治天下所取得的“文景之治”，一直是不善于治世的儒家仅有的几个成功案例之一。然而，我同时也看到，在这盛世中，因为“仁德”而埋下的隐患。
孝文时代初期，分封的诸侯王们都只能待在长安，不能回封地。孝文帝怀仁德之心，为了让各诸侯王们能更好地治理各自的臣民，令列侯回各自封地。
此后，淮南王刘长欲反，孝文帝“不忍致法于王”，仅仅废除了他的王位，还把他的三个儿子仍旧分封为王。
到了南越王尉佗造反时，孝文帝不仅不派兵讨伐，反而召其兄弟，赐予富贵。尉佗取消了帝号后，便既往不咎，似乎造反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对诸侯“法外开恩”的态度，看似仁义道德水平很高，实际是给诸侯网开一面，“王子犯法，与庶民不再同罪”，是变相地对诸侯的纵容和鼓励。再加上诸侯都已回到封地，拥有各自的财政权和军权，可以说之后汉景帝时代的七王之乱，孝文帝难辞其咎。
“以德服人”的态度，孝文帝不仅对自己人如此，对敌人也是如此。与匈奴数次和亲，匈奴数次背约入侵。儒家的这一套用来对付民族和国家的争端，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孝文帝最大的问题，是“有法不依”，开“人治”之始。不仅对诸侯王如此，对大臣也是如此。张武受贿，孝文帝不按律法处理，反而给予赏赐，希望他能感到羞愧，并痛改前非。
某年大旱，有蝗灾。“民得卖爵”。到了天灾的年份，就“法外开恩”，让民间可以买卖爵位，视律法如儿戏。
这类以“仁德”之名破坏法律严肃性的做法，在儒家看来无伤大雅，实际对国家的运行伤害至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不遗余力地打压法家，顺带将法律抹黑为“严刑恶法”，让帝王凌驾于法律之上，让“人治”超越“法治”，延续两千多年。人人都把希望寄托于“出一个好皇帝”上，这种殷切的希望延续到今天，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
虽然太史公写到：“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但在我看来，“以德化民”和“海内殷富”之间，并没有牢固的逻辑关系，“不与民争利”，可能才是国富的原因。
盛世总是短暂的。孝文帝为百姓们创造的平静、富足的美好时代，即将迎来诸侯之乱的战火，和汉武帝荣光时代过后漫长的低潮。
《乐读史记》系列：
《史记》随笔（三）...强大帝国的背后，竟是漫长的屌丝逆袭之旅
文 | 乐之读 | 简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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